中國推翻和平崛起 內外交困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早前看到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峰會，以及總理溫家寶在東盟峰會上一籌莫展，只有被圍攻的份。
本來不欲就南海問題表態的溫家寶，在追問之下只能拋出一句「來而不往非禮也」來草草收場，現時中國所面臨的外交孤立有多嚴峻，已不言而喻。
說來奇怪，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在反恐戰、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空轉」了十年，其間亦經歷了史無前例的金融海嘯，白白讓中國享受了長達十年的「戰略窗口」。然而中國外交環境卻比十年前還要差，如非自己犯下嚴重的戰略錯誤，決不會落得如此田地。
此時此景，不禁令筆者回想起中央電視台於2006年推出的《大國崛起》紀錄片，該片的背後意義，在於總結多個大國崛起的經驗，讓人們反思中國該以甚麼方式崛起，但很明顯結果是完全失敗的。
盡管如此，筆者認為德國那一集至關重要，因為現時西方經常將當今的中國與美國，比作歷史上的德意志帝國與大英帝國，而今天中國發展的軌迹，卻真的跟當年德國驚人地相似。
俾斯麥與鄧小平 均後繼無人？
德國（普魯士）與中國的崛起存在着一個極為關鍵的共通點，就是兩者均有「偉大的舵手」掌舵——德國為卑斯麥（Otto von Bismarck），中國則是鄧小平，兩人對大戰略均有深厚修養。他們都深知道持盈保泰的重要性，清楚不應作任何擴張的企圖，並以安定為首務。卑斯麥在德國統一後宣布以維持現狀為滿足，跟鄧小平的「永不稱霸」有異曲同工之妙，兩人了解到只要區內沒有出現反德或反中同盟，國家就沒有被擊敗的危險。
遺憾的是，兩人的外交造詣均後繼無人。1890年，29歲的德皇威廉二世將75歲的卑斯麥免職，並向繼任的首相說：「外交並無神秘，一切責任由我來負。」 輕率更弦改轍，將卑斯麥30年來的苦心經營毀於一旦。而中共領導人則在金融海嘯後將在過去30年來行之有效的「和平崛起」戰略一舉推翻，在短短兩年的時間 裏，北京與幾乎所有亞洲國家的關係都迅速步向惡化，直接令中國陷入美國的包圍之中。
現時北京的所作所為，跟當年威廉二世的亦不遑多樣。金融海嘯後北京未勝先驕，認為是將美國逐出亞洲的大好時機，急不及待於2009年5月宣布南海為中國的核心利益，與台灣、西藏及新疆並列為不可妥協或讓步的領土主權。但試問美國及其盟友又怎會將這個有世界海上咽喉之稱的南海拱手相讓？於是美國連忙於7月宣布美國重返亞洲，揭開了新一輪圍堵中國的序幕。
海嘯後未勝先驕 連番得罪外國
殊不知北京卻認為美國重返亞洲只是虛張聲勢，因而還到處耀武揚威，大肆擴張其海軍實力。正因為北京咄咄逼人，毫無顧忌，導致了一系列的外交災難，令2010年成為了中國外交的大厄年：在南海問題上，北京恫嚇東盟諸國，阻止他們尋求美方協助，變相將他們趕進美國的懷抱。
為求在中日船隻相撞事件中令日方就範，北京限制了稀土出口，這不僅觸怒了近年來與中國最為友好的日本政府，同時亦得罪了所有依賴中國稀土的先進工業國家。
在3月和11月，北京分別在天安艦事件及延坪島炮擊事件中力阻國際社會對北韓的譴責，中國包庇北韓的直接結果，是美韓和美日的聯合軍演，使美國與南韓和日本的同盟關係得到大幅強化，並使區內各國對中國的不滿，以及東亞緊張局勢升到了最高點。
防外國利用民粹 令中國爆煲
事實上，目前中國所面臨的外交孤立，不盡是北京的戰略無知之故。正如筆者以前曾多次提到，2010年外交危機的主要成因，是國內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
自鄧小平離世後，中共為鞏固統治，經常訴諸於民族主義。然而濫用民族主義終於產生了反效果：透過互聯網和資訊科技，國內民族主義者已具足夠力量羣起反對中共的外交政策，其程度足以危及政權的穩定。有見及此，奉行穩定壓倒一切的中共領導人，只好把其外交政策進一步向民族主義者的訴求傾斜，不惜一次又一次得罪美國及區內各國。
更甚的是，自2010年起，民族主義者已屢次在中共對外交政策經過充分考慮之前，便先行發難，迫使當局採取強硬的姿態，令領導人完全陷入被動，幾乎喪失了一切轉圜空間。
由此可見，目前中共的國內與外交政策已互為因果、互相滲透，使中共逐漸失去制定外交政策的主導權。在這前提下，中共的確很有先見之明，一早便認清「捧殺」 和「被第一」是對付中國最具威力的武器（見本欄2011年6月13日《中國「被第一」中央要降溫》一文）。但不幸的是，這底牌亦一早已被中國的敵人所看穿，並加以利用，一方面加大中國國民的期望，另一方面則加強對中國的圍堵，增大兩者之間的落差，令中國「爆煲」。
現時民族主義已儼然是洪水猛獸，是眾多問題的癥結所在，中共如不盡快設法解決，很快便會陷入左支右絀、內外交困的局面，最終將對其統治及國際地位造成無法逆轉的損害。
治學文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