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解讀白皮書,對不起,我辦不到!

一國兩制白皮書橫空出世,全城議論紛紛。特首梁振英認為這份白皮書有助港人更深入了解一國兩制,大家好應仔細閱讀全文,但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在回應大律師公會的聲明時則呼籲大家不要過份解讀,看來要「正確閱讀」可真一點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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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律師公會在其聲明中說得清楚,我亦無謂重覆那些觀點。網上不少評論亦滲入「愛國VS反共」的主觀感情,我亦嘗試排除這些主觀因素,盡量以理性的角度閱讀這篇白皮書。

特區政府官員及一眾建制派人士齊齊跑出來為白皮書護航,認為「全面管治權」跟「高度自治」沒有矛盾。事實上,香港的確是中國一部份,作為「一國」管治下的一個小特區,推行有別於其他國土領域的「自治」模式,正就是大家所理解的「一國兩制」。

打個譬喻,一所跨國企業要管理遍佈世界各地的業務,自然會行使其「全面管治權」,透過集團總部對各地業務的了解,訂立一套分工或分權的體制規則,讓各地的「分區經理」在其獲派領域上實行「高度自治」,在某些地區堅持員工「打卡」上班,又同時容許其他區域的員工彈性上班甚至在家工作。這種行政管理概念,其實並不難理解,亦愈來愈普遍。

當然,集團總部放手讓分區經理實行「高度自治」,並不能一勞永逸。假如某區域的業務出現問題,譬如說一些大型收購合併等「外交活動」,又或者惹上一些影響集團「聲譽」的貪污醜聞等,集團總部自然要插手干預。

可是,集團總部對分區經理管理權力的收放,斷不能毫無規矩體制可依,由行政總裁說一句話就算數。這就是法治和人治的分別。

理論上,假如白皮書還懂得尊重法治精神,其論述應該是:「中央政府行使全面管治權,依從當年中英聯合聲明及特區基本法的規定,讓特區政府實行高度自治。」可是,明明白白地寫在白皮書上的卻是:「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撰寫人寫得如此赤裸裸,根本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現代版。

護航者或許會堅稱「高度自治」仍是依循基本法的法律框架下實現在中央政府的「全面管治權」內,或許會罵我斷章取義過份解讀,但如果撰寫了差不多一整年的白皮書也能夠那麼容易被人斷章取義,撰寫人的素質未免太低了!

要排除「陰謀論」認真理性地閱讀白皮書,對不起,我辦不到!

香港經濟日報2013-06-18:「斯諾登」顯港角色 京外交跳板

「斯諾登」顯港角色 京外交跳板

撰文: 翁健 倫敦商學院金融碩士、帥卓廷 跨國金融集團財務監控副總裁

欄名:洩密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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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美國中情局職員斯諾登(Edward Snowden)匿藏香港,將美國政府在高舉普世價值的同時在背後所幹的好事公諸於世,頓成國際焦點。

外交層面 京成最大得益者

特區政府實在應該好好把握這個機會,不卑不亢地走上這國際舞台,發揮香港獨有的「一國兩制」優勢。

部分港人認為,香港接收了這個燙手山芋,夾在美國和中國的外交紛爭之中,導致香港的一國兩制受到衝擊及考驗。行政會議成員在事件披露首天即勸斯諾登盡快離港,似乎並不是關心告密者本人的安危,而是不願特區政府惹上麻煩。

當然,事件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本地政客和評論員的反應。事情公開的首兩天,大家似乎都來不及應對,在媒體上談的都是關於引渡條文上的技術性討論,當國際媒體的關注和討論愈來愈多時,立場親中的就指摘美國違反普世價值,平日高舉民主自由的就認為美國要保障國家安全,「稜鏡」監控計劃並沒有問題。

斯諾登洩密客觀上有利維護社會公義,或許在他本人而言是義舉,本地政客如何靠邊亦只是例牌抽水動作而已。實際上,此事在外交層面上,北京已成為最大得益者。

網絡安全 北京反攻華府

在剛結束的「習奧會」裏,奧巴馬與習近平在會面時就網絡安全作出廣泛討論,美方多年來一直指控中國黑客攻擊美國,而斯諾登的出現,不單在網絡安全這議題上,讓北京狠狠地摑了美國一巴掌,還讓北京以黑客受害國的身份,倒轉槍頭,連同其他國家一起向美國施壓。

長久以來,美國作為真正的「地上最強」,在政治及經濟上雄霸天下,經常高舉擁護普世價值的旗幟,以世界警察的身份,管理全球秩序。歐洲各國實力不及美國,近年經濟更是一團糟,往往就是站在美國背後,狐假虎威;而中國、俄羅斯等僅有能夠在國力上和美國抗衡的國家,外交實力卻還是羽翼未豐,即使在美國明顯地侵害別國時,亦難以作出甚麼有效的干預,只能在自家的外交部記招中自說自話。

斯諾登選擇落戶香港,為北京帶來了巨大的政治籌碼。香港現在能發揮的「外交」優勢,並不是數年前本地學者所提倡的「次主權」,而是安份守己的維持一國兩制的精神,成為中國外交棋盤上的重要的一張牌。

京「事不關己」 讓港依法處理

財金界中流行的做法,就是要將控股公司旗下的子公司證劵化,將最受投資者歡迎的資產注入這子公司以換取上佳的信貸評級,然後上市推售吸納資金。香港就正是這所包裝得美輪美奐的子公司,利用司法獨立等一國兩制的優勢,來換取最理想的信貸評級,而中國則可以利用香港這聲譽良好的上市公司,來到海外拿取最大的外交利益,今次斯諾登洩密事件,就正是讓中港兩地政府演練的一個大好機會。

特首梁振英在關鍵時刻出現在紐約,引來大批記者,而北京此時此刻則專注其太空事業,擺出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可惜,梁振英七番拒絕評論,給予外界一種靜待中南海聖旨的感覺,直至周末才發出新聞稿,聲稱港府會按本港法律和既定程序處理。事情繼續發展下去,特區政府當然應該堅守一國兩制的原則,依法處理美國的引渡申請,亦同時倚靠中國外交力量抗衡美國的政治紛擾,而當司法程序完成後,引渡移交又或是政治庇護的技術細節,亦可以選擇性地提升至國防外交層面,繼而轉交北京處理。

鞏港核心價值 見外交戰略

過去30多年,香港一直利用其金融制度上的優勢,為中國經濟改革作出貢獻。時移勢易,中港兩地經濟上的厲害關係逆轉,香港其實還是可以利用其司法制度上的優勢,成為中國在政治外交上真正走出去的跳板。

港人陳馮富珍代表中國出任世衞總幹事是一個好例子,讓中國在國際外交舞台上發揮真正的影響力,而今次中港兩地政府如果能夠好好利用斯諾登事件,將可以更全面地體現一國兩制下香港這一制的重要性,更讓大家了解維護本港核心價值對於中國外交策略的戰略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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