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博弈 2012-02-14:美打德州撲克 借力壓迫中俄

美打德州撲克 借力壓迫中俄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一直以來有一種說法,就是一個國家的人的思考方法與行為模式,與他們慣常玩的遊戲息息相關。例如西方國家的人大多下象棋,比較明刀明槍;而中國人則下圍棋,講求對大局的掌握。這說法不無道理,因此在國際政治中亦有一定的應用價值。

這說法在中國尤有市場,皆因現時的科技水平已足以讓電腦打敗世界象棋冠軍,反而離打敗圍棋高手卻還有很大距離,可見兩種遊戲的複雜程度的差異,亦某程度反映出中國人與西方人在思想上的複雜程度,使中國人認為他們在認知能力上勝人一籌。

美借力打力 冀贏家通吃

的而且確,對於小布殊時代的美國外交模式,以象棋作比喻頗為貼切,但就在北京認為奧巴馬也會延續這模式的時候,卻完全忘記了美國人還有另一「國技」——德州撲克(Texas Hold’em),這一廂情願的想法注定要北京為它付上很大的代價。

所謂德州撲克,就是在電影《新鐵金剛智破皇家賭場》中,占士邦玩的那一種撲克遊戲。它與一般撲克的最大分別,是玩家須以自己的兩張底牌,再加上桌面的五張公共牌,共七張牌中,取最大的五張牌組合決定勝負,牌局中不設換牌。而德州撲克最引人入勝的地方,就是每發出一張公共牌,局勢都有可能逆轉,因此勝負極受 公共牌所影響

奧巴馬的外交團隊就是看中了這一點,因此在奧巴馬上任後便大搞公共外交,並大幅提升美國的軟實力和巧實力,悄悄地將大國博弈換成了「大國德州撲克」,改變了 整個遊戲規則。跟博弈不同的是,德州撲克可以透過公共牌借力打力,毋須在每個場合都消耗己方的實力和資源,但卻可贏者通吃——這正是面臨衰落與財困的美 國所打的如意算盤!

失全球民意 中俄成輸家

而北京之所以對當前的外交困局完全束手無策,很大程度是一開始並沒有察覺到遊戲變為德州撲克,可是在察覺了之後,卻發現自己根本沒有條件玩這遊戲。

在德州撲克中,公共牌才是勝負的關鍵,而在「大國德州撲克」中,公共牌則代表着全球民意,以及一些小國的利益與意向——雖說「弱國無外交」,但在21世紀國際政治中弱國的作用,就可以從「公共牌」中得到體現。因而在「大國德州撲克」中,公共牌並非由派牌人所派,而是靠大國自己經營,透過佔據全球民意的道德高地,以換取更適合自己的公共牌。換言之,公共牌是可以被操縱的。

故此,能夠操縱公共牌的玩家,與不能操縱的玩家,在遊戲內可作出的行動,層次上可是有天淵之別。不能操縱公共牌的玩家,例如中國、俄羅斯等,只能埋首經營自己的兩張底牌及加注,桌面的五張公共牌只要有任何風吹草動,一切便很可能化為烏有。相反,能夠操縱公共牌的美國,即使她的底牌不大,仍可以靠與桌面上公共牌的組合,極有效率地贏得牌局

在過去一年以來,美國就以這種「大國德州撲克」式的外交,取得了極大成果,而中國就淪為大輸家,當中以利比亞、伊朗和敘利亞最為明顯。

在「阿拉伯之春」爆發後,利比亞陷入內戰,中國為保障在該國的投資與利益,不惜背離全球主流民意力挺卡達菲。這樣北京不僅加大了注碼,亦親手放棄了其公共牌,因此不但讓美國輕易在攤牌中勝出,自己亦賠了夫人又折兵。是次戰爭中,美國更破天荒地退居幕後,讓她的公共牌——北約盟友——肩負起軍事行動的主要責 任,充分展現出德州撲克中借力打力的效果。

藉敍利亞問題 暴露中俄立場

伊朗的情況同樣是美國眼見中國在該國有大量投資(注碼),而美國在南海不戰而屈中國之後,更是勢不可擋,對其底牌和公共牌均充滿信心,所以使得北京這回主動蓋牌放棄。即使美國未能藉此迫使伊朗屈服,但依然能達到消耗中國的實力(籌碼)的目的,使其主動減少從伊朗的石油進口,進一步威脅其能源安全。

在 敘利亞問題上,亦可見美國已將「大國德州撲克」玩得出神入化。美國在西方國家和部分阿拉伯國家的堅持下,將敘利亞問題決議案付諸聯合國安理會表決,當然不會期望決議案會通過,但仍有迫中俄攤牌的作用。而在十五個安理會成員國之中,只有中俄兩國投了反對票這一面倒的對比,則完全暴露了中俄站在國際社會的對 立面這事實。

因此,美國這次「牌局」實際上是以公共牌為目標,為往後的牌局製造條件,同時亦期望將中俄站在國際社會對立面的事實,傳遞給兩國人民知道,藉以動搖她們國內的統治

由此可見,這種「大國德州撲克」式的外交已成為了美國大戰略的主要工具,可同時威脅多個對手,以及她們的國內外戰綫,而那些沒法操縱或改變公共牌的大國幾乎是完全束手無策的。

 

國際棋盤 2012-01-11:華冀「絕對安全」 反成美國頭敵

華冀「絕對安全」 反成美國頭敵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德國與中國的崛起有極多共通點,而這種觀點已得到進一步印證:從剛於去年六月在國內出版的《脆弱的崛起:大戰略與德意志帝國的命運》(徐棄郁著)一書中, 明顯看出國內專家已發現到德國與中國的脆弱性極為相似,從而對目前中國崛起的走向深感不安,深恐中國重蹈當年德國的覆轍。

從《脆弱的崛起》這書名可以看出,它很大可能是參考Susan Shirk(謝淑麗)所著的《脆弱的強權》– 後者以當代的觀點來探討中國崛起的脆弱性,而《脆弱的崛起》則採用了歷史的視角。有趣的是,全書沒有一處直接提到現今中國,但無論是作者的用詞抑或是重點,卻無不暗示及批判現時中國的外交政策與戰略,簡直是對主管外交的人士的一記當頭棒喝!使《脆弱的崛起》與 一般歷史書大異其趣。

中國建大戰略 勿重蹈德覆轍

上回筆者提到德國與中國的崛起均嚴重倚賴其「偉大的舵手」– 俾斯麥與鄧小平– 的個人智慧和手段。然而「舵手」卻過早上岸了,「留下的是一個物質上飛速發展的強大國家、一個充滿問題的體制、一幫『能幹的庸人』和一大批容易激動的公眾。」如果連如此露骨的暗示也不是意指現今中國,那麼就只好怪筆者自作多 情。

徐氏亦揭示出德中兩國訴諸於民意和民族主義的結構性原因。他指出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創造了大量社會財富和能量的同時,政府卻缺乏一個強而有力的權力中心,來控制和駕馭這些新能量,這樣便出現了所謂「卡爾特化」 (cartelization)的現象:主要是指國內分成幾大勢均力敵的利益集團,因而各利益集團只 能通過容忍聯盟內其他集團的政策,以換取自己不受限制地追求本集團的利益。這種方式使每一個方向的擴張都得不到限制,最終導致國家過度擴張和「被包圍」。 而在國內的結果就是各利益集團均直接訴諸民意,以便對政府形成壓力,最終使國家無法形成一個穩定有效的大戰略,只能沿着強硬路綫一路走下去。

作者談到德國在「被包圍」後,對剩下來唯一的盟友奧匈帝國的態度的改變,亦讓人很容易聯想到中國與北韓的關係。早在俾斯麥時代,俾斯麥本人已認清德奧同盟只是一種手段,目的是約束俄奧兩國以維持對德國有利的戰略均勢,所以對於奧匈這關鍵盟友,俾斯麥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防止出現「弱者決定強者」的局面,導致外交的自主性喪失。但這實際上正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情形,對德國來說,德奧同盟已由手段變為目的本身,令德國被奧匈的政策挾持,最終成為大戰爆發的重要導火綫。

北韓唯一盟友 弱者制約強者

目前中國同樣被美國及其盟友所包圍,基本上只剩下北韓這個盟友,我們不難想像北京會更重視北韓,很可能會令中朝關係由手段變為目的本身。其實早在中國「被包圍」之前,北京已屢次被北韓牽着走,早就出現「弱者決定強者」的情況。隨着金正日的逝世,將令局勢變得更難以預料,使中國更易被捲入危機之中。

徐氏以「海權偏執」一詞來形容德國的海軍擴張,更是對當前北京大肆增強海軍實力的嚴重批判。首先,他指出德國的地理位置十分不利,它位於歐洲中部,既有漫長、複雜的陸上邊界,又瀕臨海洋,具有典型的海陸雙重地緣特徵。這種特徵決定了德國必須同時應付來自陸地和海洋的威脅,難以集中全力爭奪海權。這些與其是對德國而發,毋寧說是對北京勸諫。

再者,過分強調發展海軍來保衞海上及海外利益是一種「絕對安全」的思路,而這種思路恰恰是俾斯麥所反對的,因為追求「絕對安全」的結果,往往是絕對的不安全,只會引起英、法、俄的擔心,並刺激他們採取反措施,最後促成一個強大的反德聯合。

現時中國在打造藍水海軍的同時,還着手大力加強其反介入能力(anti-access capability)及建立阻絕戰略(access-denial strategy),更想在太空戰和網絡戰方面,與美國爭一日之長短。如不是這樣刻意追求「絕對安全」,中國也未必一轉眼便成為美國的頭號敵人,並促使它 協調與印度、日本、澳洲等關係,對中國形成戰略包圍。

北京建大戰略 抗衡民族主義

德國擴建海軍的巨大工程在國內亦掀起了一股支持建設「大海軍」,席捲全國的全民性熱潮,這與中國近年來迅速抬頭的「海軍民族主義」極為相似。更令人驚訝的是,在海軍熱潮被掀起後,一種「大海軍=海外利益=世界大國」的高度簡化的模式亦隨之出現,並在民眾宣傳中收到非常好的效果,令相當多的德國人將一支大海軍視為德國通往未來世界大國地位的便捷之路及必由之路,這與現今中國幾乎如出一轍!

由此可見,德國與中國崛起的共通問題就是大戰略的瓦解,並逐步被民族主義、利益集團及海軍戰略等所蠶食和取代,使兩國失去了具整體性、系統性及延續性的大戰略。最後德國只得乞靈於其軍事力量,期望可藉此打破包圍網,但卻逐漸連其軍事戰略亦變為一場大豪賭,在一戰中輸掉了這場豪賭後,堪稱「地上最強」的德意志帝國就這樣灰飛湮滅了。

幸虧現時中國還未有條件作這樣大規模的賭博,但北京再不以史為鑑,重蹈當年德國的覆轍只是時間的問題。故此,北京必須盡快重新樹立其大戰略,並將之有效地傳遞給民眾,令社會不再被那些高度簡化且似是而非的理論所左右。

「舵手」過早上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