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 2015-11-14 ─ 民主過渡似走鋼索

緬甸初段選舉結果顯示昂山素姬領導的最大反對黨全國民主聯盟(全民盟)將會以壓倒性姿態控制議會,而任命總統的政治角力已有多篇報道,在此不贅。但不得不提,這次選舉由92個政黨競逐,當中60個有少數民族背景,這反映民族多元化是緬甸政治一大特色。雖然全民盟大勝,但眾多不同民族的選民告訴筆者,他們在這次選舉作出策略性投票,目的是令「全民盟」能控制議會,落實民主改革,5年後或會改投屬意的民族黨派。全民盟獲得勝利是合乎預期,但這是否代表緬甸民主過渡已成功?民主過渡又將會帶來什麼挑戰?

民族自主自決千頭萬緒

議論緬甸政治,通常圍繞着三大議題: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資源詛咒(Resource Curse)及民族國家主義(Ethno-Nationalism)抬頭。當中,後者主導了現今緬甸的民主路線圖。民族國家主義包含文化保留、民族自主、民族自決、聯邦制、資源再分配等具爭議性議題;選民投票給昂山素姬,便是要她處理這些燙手問題,而大比數授權更令她責無旁貸。

1947年,昂山將軍(素姬之父)在撣邦彬龍鎮跟緬甸多個少數民族達成《彬龍協議》(Panglong Agreement),成為各族後期要求推行聯邦制及民族自主、民族自決的基礎;身為他的女兒,昂山素姬便順理成章成為少數民族追捧的對象,代父親完成歷史任務。全民盟的競選口號「是時候改變」,而少數民族對口號的理解是廢除以往軍政府推行「緬甸民族一體化」(Burmanisation)的惡行,落實推行民族自主及自決,從聯邦制實踐,最終達到資源再分配的平等理念。但這是否昂山素姬的理念?而這理念又怎能令軍方接受?

實際上,軍方在國內不但享有憲法給予的特權,更透過裙帶關係從商業行動得到龐大利益。昂山素姬若要推行改革便須安撫軍人,但少數民族的訴求又如何處理?舉例說,巴奧國家組織(Pa-O National Organisation)原先是撣邦內其中一支反政府民族武裝部隊,在1991年跟軍方簽署停火協議從而獲取在克欽族境內的玉石開採權,軍方亦透過旗下公司從中獲利,而克欽族人在這協議中反成為局外人。在民族自主的訴求下,克欽族人民當然要求物歸原主,或至少可以分享利益,但軍方及巴奧國家組織又怎會把口中的肥肉拱手相讓?

民主過渡不但關乎是否有公平公正的選舉,還要有適當的權力過渡和精英過渡。權力過渡有賴制度及系統化支援,已故著名美國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奧爾森(Mancur Olson,1932-1998)在《權力與繁榮》一書便指出,一個腐壞政府倒台不一定會換來繁榮發展。他舉前蘇聯作為例子,而後期例子則有伊拉克,奧爾森認為問題出於有系統性機構平台來互相制衡權力和利益分配。緬甸軍人把權力與政治經濟綑綁,形成整個系統單方面傾斜,如何鬆綁是新政府的一大挑戰。而精英過渡便需要保障現有精英利益,長遠要協助他們踏出國內政治與利益綑綁的格局,衝出國外謀求發展,藉此平衡國內改革政策帶來的衝擊,以便政府推行新政。但鬆綁需時,現有精英集團不能瓦解,民眾的耐性有限,選舉蜜月期過後還是要面對民族國家主義的訴求,所以「期望管理」是昂山素姬的首要工作。

在民主過渡路上前後徘徊的例子多不勝數,和緬甸為鄰的泰國便發生多次政變。誠然,緬甸今天民主抬頭,但如果不能妥善處理軍人及其利益集團關係,軍方一旦覺得利益受損,極有可能以民族國家主義過度發酵引致危及國家安全及完整為理由,再發動軍事政變,雖然此舉會斷送近三年引入西方投資的契機,但有中國樂意獨力支持,軍人損失有限,軍事政變大有可能為緬甸政局最基本的還原模式(Default Mode)。

余偉麒

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和國際研究博士生

http://www1.hkej.com/dailynews/international/article/1182916/%E6%B0%91%E4%B8%BB%E9%81%8E%E6%B8%A1%E4%BC%BC%E8%B5%B0%E9%8B%BC%E7%B4%A2

從政治社會學理論看佔中運動

2014年10月22日

余偉麒

從政治社會學理論看佔中運動

一場「佔中」運動,把香港潛在的社會矛盾毫無保留地浮現街頭,你有你的佔中,我有我的反佔中,警察、示威者、政客、社團及其他持份者互相 指罵、推撞、堅守,當中夾雜着胡椒噴霧和催淚彈的情景一幕幕地投射眼前。本文希望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引入分析(inductive analysis)現時香港的社會現象和啟示。

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02-1979)是著名社會學者,他的「志願行動論」(Action Theory)和「社會系統論」對日後的結構功能主義(Structural Functionalism)有着莫大貢獻。帕森斯眼中的社會系統,結合四個獨立但又互相牽引的功能板塊:適應(Adaptation)、達成目標 (Goal 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和模式維持(Latency),簡稱AGIL。

目標制訂 政府角色

適應功能板塊負責調節及紓緩系統因為受到內外環境改變而產生的摩擦和壓力,而驅動這個功能板塊的便是社會內的經濟運作,有效率地分配資源。同時,帕森斯認為任何一個系統都會出現不協調,所以社會必須有制訂目標的功能,政府便是擔當這個角色。

整合功能是要維繫社會融洽和廉正,依靠的便是法律制度,雖然它在AGIL整合中排在第三位,但帕森斯在書中最首先交代的便是整合功能,可見他肯定法律制度的重要性。

模式維持功能包含傳統繼承和價值觀的認同,往往由教育和宗教傳達。最重要的是,帕森斯深信當社會系統任何一個或多個板塊受到衝擊時,其他功能板塊便會作出協調而令整個系統回復平衡。

為何帕森斯相信社會系統最終會達到平衡?這與他的出道有莫大關係,在社會學上,帕森斯是「半途出家」,他的早期巨著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1937) 便沒有參考當時甚具影響力的社會學家如Cooley、Ross、Mead的理論。大學時,帕森斯是修讀生物系,本想做醫生,所以他的想法是社會像人體,當 中有呼吸系統、消化系統、免疫系統、血液系統等等,當有細菌入侵時,每個系統便會發揮它的功能,目的是要令主體能正常活下去。

可是帕森斯的社會系統論有些不切實際的潛在假設,如每個人的行動是有目的的,而且最終目標是一致的;又如每個人都會作出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而在選擇中是有對等的取捨(indifference),就像本來想吃一個蘋果,但可以接受吃兩個橙來作交換。

最具爭議的是,帕森斯要求AGIL的功能系統是可以每個獨立調節,但現今的社會大都由政府主導。這不代表帕森斯的社會系統論被推翻,推翻的只不過是社會系統和諧不是必然的,四個功能板塊不協調才是矛盾的根源。

保護費用 等同稅收

在《政治作為一種職業》(Politics as a Vocation)一書中,馬克思.韋伯(Max Weber, 1964-1920)指出,國家是一個「壟斷了正當武力」(monopoly use of force)的實體,以維持治安為名,實質是把武力權威正常化,國家便是正當武力的來源,而使用正當武力的主要工具便是警察和軍隊。不過,公共武力不限於 此,只要得到國家直接或間接授權,私人武力也可在領土上行使,六十年代香港暴動時期,港督便曾頒布緊急法令,授權所有太平紳士可以召集市民拘捕「歹徒」, 有必要時還可入屋行使武力。

在《製造戰爭和建國為有組織罪行》(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 一文中,查爾斯.提利(Charles Tilly, 1929-2008)更把韋伯對國家獨攬武力的看法伸延到與黑社會組織相比。提利認為,黑社會是靠提供保護而收取保護費,而國家亦是靠維持社會秩序、保障 市民安全、免受敵人侵略而收稅(保護費),其性質一致,關鍵在於合法與否。

綜合韋伯和提利對國家使用武力的看法,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共通點:國家作為一個有領土的實體,會不惜一切動員武力維持秩序,而這些秩序包括剷除領土內外的敵人、鞏固現有利益集團的勢力,如幫他們除掉競爭者或給予現有精英保護等等。

各方在談論佔中時,往往視之為爭取民主的一種手段,而忽略佔中可能是社會矛盾的一個現象(只是佔中行動比以往的社會運動更加激烈,分別是化解的方法不同)。從【圖】中可見,公眾活動數目(來自警方數字,包括事前獲得批准及未獲批准)從2006年便不斷攀升。

事實上,自從在2003年五十萬人上街抗議政府無力改善經濟(適應功能板塊)、硬推第23條(整合功能板塊),香港社會系統已出現不平衡現象,當時特區政府得到中央支援,在經濟上放寬自由行,直接刺激消費,而特區政府亦收回第23條草案,換來社會平穩。

隨着自由行不斷擴大,香港社會的承受能力已推至臨界點,樓價飆升,令年輕一代成為「無樓一族」,小商戶不敵租金倍增而被迫結業,北區車站成為貨物集 散點,商場、街道迫滿一群又一群拖着行李箱的內地訪客。經濟板塊向前,受惠的行業固然笑逐顏開,但歡顏背後卻隱藏價值觀的摩擦和挑戰(模式維持功能板 塊);加上《一國兩制白皮書》觸動的法律神經(整合功能板塊),而政府不發揮其應有的達成目標功能,結果社會體系嚴重扭曲,佔中不是用來迫政府作出平衡措 施,而是給社會系統的一個警號,就像人體發燒,發燒只不過是傳達身體有部分不適,而不是病症的根源。

雖然香港事務是受「一國兩制」保障,但當主權國—中國—把香港民主發展認定為有外國背後煽動、佔中實為顏色革命,作為特區政府便有責任替主權國動員「武力」,在其領土上維持秩序,所以警察向「國家敵人」噴胡椒噴霧、出動防暴隊、施放催淚彈是「正當武力」的行使。

佔中現象 提出警號

當「正當武力」不能瓦解「佔中暴民」,反而引來更大的批評,在「敵人的敵人是我朋友」的邏輯下,對有黑社會背景人物襲擊「佔中暴民」而採取不干預、不執法的態度,亦可從提利所指的《製造戰爭和建國為有組織罪行》一書中找到合理答案。畢竟,收保護費便須做好維持秩序的工作。

本文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探討「佔中」社會現象,而不是把「佔中」看成問題,因為在帕森斯的社會系統內,「佔中」只不過代表AGIL四個功能板塊已失 衡而響出的警號,就像人體發燒,發燒不是病症的根源;要系統回復平衡,政府有責任化解現有的社會矛盾、回應真普選訴求、維護司法獨立、保障新聞自由。但在 中國主權國的體制下,國家領導要求三權合作,真普選只怕是香港人單方面的意願。

一個社會的政制發展、經濟發展和公民社會發展是互相緊扣,當任何一方未能同步,社會便不和諧,衝突自然發生。正如西方國家強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推行 民主,但當地的經濟發展和公民社會發展追不上時,後果自然是亂;同樣,當經濟發展和公民社會發展不斷向前,政制發展反而退步,社會又怎能和諧?但社會系統 最終須要回復平衡,犧牲的,哪怕就是經濟發展和公民自由了。

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便曾指出,人類的自私會帶來戰亂,但當人民對戰亂產生厭倦,便會願意放棄某些權利以換取平穩,這便是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中國和香港關係不能單靠「一國兩制」和《基本法》規範,而是要重新訂立社會契約,但在研究契約內容前,希望當權者能有無比的智慧來擺 脫「霍布斯的困境」(Hobbes’s Dilemma),避免先製造混亂來作日後社會契約的基礎。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博士候選人、治學文社成員

南海之戰無可避免?

信報(2012年8月6日)

余偉麒

南海之戰無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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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在南海領土的問題上已爭論多時。開放初期,中國沿用鄧小平「放棄爭議,共同開發」的策略,令中國能「和平崛起」;但在整體國力不斷提升時,難免令周邊國家擔心中國能否真正和平對待鄰國,會否隨着「韜光養晦」之後,打算「有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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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9月6日,中國國務院發表一份名為《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內容明確列出中國六大核心利益,當中保護國土完整、統一、維護主權和國家安全等說法屢見不鮮,而保持經濟可持續發展卻首次列入國家核心利益範圍中;正因如此,保障能源供應便成為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一環,令南海領土問題更添重要性。

黃伯農在〈能源安全危機促使菲中對峙〉(刊2012年7月27日《信報》)一文,便正確道出能源安全不單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也是菲律賓不能妥協之處;文中亦提到美國在這爭議上可能扮演的角色——利用南海爭議來合理化「重回亞洲」的戰略部署。

戰爭似如箭在弦

維護核心利益也好,戰略部署也好,這些議題已有廣泛討論,不贅。本文欲從地緣政治學的另一角度來探討南海問題,並引用華盛頓大學政治學名譽教授、著名地緣政治學家喬治.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的「政治長周期」理論來分析南海局勢。

根據莫德爾斯基的理論,戰爭乃決定誰是領導的開端,歷史充滿着一浪接一浪的國際政治生態,一個強國的淪亡換來另一個強國的領導;我們現今身處的時刻,正是這輪迴交替之秋,戰爭已不是「如果」,而是何時何地!

莫德爾斯基的「政治長周期」理論,主要環繞領導者(Leader)的興衰分作四個階段,每一階段歷時約二十五年,整個周期約一百年。第一階段是「世界大戰」 (Phase of global war),衰落的領導者受到新領導者挑戰,而這場(或多場)戰爭不單為爭取物質上的支配權,還有觀念上的主導權。

戰爭後便進入第二階段,出現「沒有爭議性的世界領導者」(Phase of undisputed world leader),他可設立新的機構,推行新的國際規則和秩序。

當時間日久,部分國家自然懷疑這個領導者的「善意」(benevolence),甚至質疑她的權威,這便踏入「去合理化」的第三階段(Phase of delegitimation),但領導者在這階段的實力還是相對地強。

進 入第四階段,領導者的地位開始動搖,相對在第三階段的質詢者開始強大,領導者會用盡資源和強化其價值觀來對抗質詢者的挑戰,令本已開始走下坡的領導者變得更弱、更容易受到攻擊。在這「去中心化」階段(Phase of deconcentration),領導者須要經常作出軍事介入,消耗龐大資源物力;與此同時,領導者的虛偽亦在其言行中投射到每一角落,與外界的矛盾和 衝突增加,從而再引發到第一階段的世界大戰。莫德爾斯基列舉自十六世紀的每個大戰期、領導者和挑戰者,藉以支持政治長周期理論【表】。

美國「強橫」觸動反彈

假設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是莫德爾斯基所指的第一階段「世界大戰」期,那麼二次大戰結束後,便是美國的領導者地位鞏固期,亦即成為「沒有爭議性的世界領導 者」的第二階段,期內所建立的世界性機構如世界銀行(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北約組織(NATO)等,便成為美國推行新的國際規則和秩序的工具;隨着布列頓森林體系在1973年崩潰,令美元成為全球儲備貨幣,美國的領導者地位更毋庸置疑,前蘇聯在1991年解體,更把美國推到巔峰。

九十年代見證美國極力推動民主和資本主義的 弗朗世斯.福山在《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一人》(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直言民主是唯一的統治方式,美國把「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推至非洲、中亞。不過,表面的光輝亦代表美國已走進第三期,因為美國的「強橫」觸動了伊斯蘭教系的神經,「九一一」襲擊便是「去合理 化」的反彈。

更遺憾的是,美國有可能已步入第四期,即「去中心化」階段,因為美國已壓不住反對聲音,出兵阿富汗、攻打伊拉克,縱使獲得勝利,其虛偽亦在關塔拿摩監獄表露無遺,頻頻出兵弄至國庫空虛,一場金融風暴更令主權評級被調低。

假設美國真的已步入第四期,當走到盡頭時,接踵而來的便是新的周期開始,亦即是「世界大戰」期!

中國應如何面對莫德爾斯基的第四期局面?南海爭議極有可能演變成「世界大戰」,因為南海群島中,菲律賓在南沙部分島礁已建有學校和機場,馬來西亞也在多個島礁開發旅遊;與中國最多領海爭議的越南,便報稱控制二十九個島礁,還把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納入管轄範圍,分別定名為長沙縣和黄沙島縣。為了防範「易權侵佔」,中國本年中亦宣布在南海成立三沙市,歸納南沙、中沙、西沙的管轄權,矛頭直指越南。

有理論認為,南海現時混亂局面是由於區內沒有一個 霸權維持秩序,學者如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和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便引用「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來「合理化」美國擔當國際警察的角色;這亦成為美國為了穩定區內局勢,重回亞洲的理論依據。

中國應與美國同一陣線

如果上述分析是正確的話,美國的強者領導已進入衰退期,這是否代表一場大戰已如箭在弦?中國又應如何回應當前局勢?

分析南海局勢時,「政治長周期論」和「霸權穩定論」均不約而同地認為,區內必須出現一個領導者才能穩定紛爭,在目前形勢下,中國還可作出多個選擇:

一、確認局勢已進入政治長周期的末期而負上歷史責任,成為莫德爾斯基眼中的挑戰者而作出軍事調動,出兵南海收服主權。

二、 以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即1939年為起點,再以1989柏林圍牆倒下為頂點,以拋物線前後五十年推斷,現今還只是第三期「去合理化」的尾聲,並未進入第 四期。所以中國還有時間提升整體國力,尤其在軟實力上加強外界對中國文化理念的認受性,從而裝備自己成為合適的挑戰者。

三、汲取「政治長周期論」的歷史教訓,就是挑戰者未曾成功在大戰後成為新領導者,反之在戰爭中領導者的主要盟友往往都能成為鷸蚌相爭之後的大贏家【表】。假若中國真的想有朝 一日成為全球之首,中國便應成為美國戰場上的盟友,意味中國在中東的角色有可能改變,美國伊朗如果開戰,中國應該站在美國那方。

四、接受「政治長周期論」的另一種可能,縱然政治領導者會輪迴交替,但是歷史也曾出現英國「連任」的例子,美國亦有可能連任,那麽中國只可以繼續「韜光養晦」多一百年。

作者為治學文社成員

信報 2011/10/14 ─ 中美圍堵與反圍堵——緬甸爭奪戰

中美圍堵與反圍堵——緬甸爭奪戰

余偉麒、黄伯農


繼2010年11月舉行全國大選以及釋放昂山素姬之後,緬甸軍政府最近又解除對外國網絡和異見電台的管制,並與昂山素姬會談,及後又喊停由中國承建、造價達三十六億美元的大型水壩工程(「民主抬頭:緬甸叫停華承建水壩」,刊10月1日《信報》)。

正值美國積極參與亞洲事務,緬甸營造政治開明的布局是否巧合?本文試從孫子兵法推敲緬甸的用意。


自從2008金融風暴後,美國財政捉襟見肘,要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漸漸撤兵;加上面臨中國國際地位攀升,以及保持自身全球領導地位的張力下,美國對華政策回到地緣政治的博弈思維——正面交鋒為下策,以圍堵並扶植競鄰而達致多極勢力平衡為上策。

孫子兵法有云:「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由於中國發展有賴穩定的海外能源和礦產供應,維持與毗鄰的和諧關係是為必要,於是,美國與東南亞各國接軌便可看成為「其次伐交」之策;干擾中國於海外能源礦產供應鏈的穩定性,則可能是「上兵伐謀」之策。

美國對中國的圍堵是冷戰以來持之以恆的地緣政策。可是,自從美國在九十年代為對緬甸軍人奪權而作出相當制裁,無意中為中國「脫獄」埋下伏線。過去,中國不斷給予緬甸軍政府支持,在不干預其內政的大前提下,「北京共識」的軟外交實力把緬甸帶入其運行軌迹;美國要堵塞這個「漏洞」,便要與緬甸軍政府對話。

另 一方面,緬甸軍政府亦不能單單依賴中國,為了謀取更大的國際空間,緬甸軍政府不斷向美國獻媚,包括釋放民主領袖昂山素姬,並直接與她對話,更首次容許她在 傳媒發表文章,以及開放大氣電波。在圍堵與反圍堵之間,緬甸軍政府於夾縫中找着生機,亦為一場中美緬甸爭奪戰揭開序幕。

後千禧美國海外的軍事布防便帶着濃厚的地緣策略色彩,海權勢力把陸權勢力圍堵,如把焦點放在中國之上。美國雖已從泰國和菲律賓等國撤兵,但在南韓、日本、台灣、新加坡、菲律賓、越南和印尼等國,仍有定期軍事合作或操演,構成圍堵圈【地圖.紅色部分】。

打開缺口 突破圍堵

可是,隨着美國九十年代開始制裁緬甸,令中國有機可乘,於緬甸大興土木,從雲南經緬甸開出一條通道直達印度洋,當中便包括興建中緬高速鐵路,以中國昆明為起 點,直達位於印度洋的重要海港城市仰光,行出反圍堵的重要一步;另於南亞地區扶植印度競鄰尼泊爾、斯里蘭卡和巴基斯坦等國作為反圍堵的「珍珠紐帶」 (string of pearls)以作配合。

掌握地域控制權固然重要,但正如孫子兵法所說,這只是「其次伐交」之中策,上策還是「上兵伐謀」。中國在發展路途上需要大量能源【圖一】,雖然長遠可用其他能源分散需求【圖二】,但經過日本核事故和全球環保意識影響,未來中國對石油的需求不會減少。換言之,中國的發展命脈便落在是否可以保證能源穩定供應,而保障能源穩定供應亦成為中國安全戰略上重要的一環。

2009年,頭三位主要供應石油予中國的是沙地阿拉伯、安哥拉和伊朗,分別佔中國入口石油21%、16%和11%【圖三】,而83%的石油供應須從海路、並要經過馬六甲海峽運到中國【地圖.右下小圖】。馬六甲海峽航道狹窄,是天然咽喉,而美國與該海峽有主導權的新加坡和印尼有軍事協議。

建立油管 直達昆明

中國如要減少對馬六甲海峽的倚賴,便要在運油船進入馬六甲海峽前找到落腳點,緬甸的皎漂(Kyaukpyu)正是理想之選。【地圖.左下小圖】中國現正投資 25.4億美元興建緬甸境內全長793公里的中緬油氣管道項目,管道由皎漂經曼德勒從雲南瑞麗進入中國再達昆明,完成後預計可為中國每年輸送2200萬噸原油,相等於大約中國一個月的需求,大大減輕對馬六甲海峽的倚賴。

從地緣政治至能源策略,緬甸均是中美必爭之地。美國在緬甸問題上,忽略了她在地區安全上的重要性,原因有二。

一、冷戰結束後,美國的民主自由市場模式獲得勝利,令美國深信在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路途上,必須貫徹執行「華盛頓共識」——即民主、自由市場和國際援助必須同步進行;緬甸軍政府背民主而行,便要受到制裁。

二、中國獨特的發展模式,不單令中國於2008金融風暴仍可持續增長,更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

昂山素姬獲得軍政府釋放後,曾多次質疑西方制裁緬甸的作用,這正好給美國一個機會改變對緬政策。而緬甸新總統吳登盛亦可能把握美國態度軟化之際,爭取更大空間;並拉攏印度,從而淡化中國對緬甸的控制。

余偉麒為獨立比較及國際政治學者,黄伯農為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我憤怒了!─回應克魯明「騎劫危機」

余偉麒

信報 2011年8月16日

諾貝爾獎得主克魯明(Paul Krugman)日前於紐約時報撰文「騎劫危機」(信報8月13日),認為讀者在擔憂金融市場動盪帶來的經濟風險外,還應該感到憤怒,而憤怒的對象就是那些有權有勢的人,為求個人利益騎劫危機而非解決問題。

沒錯,我的確感到憤怒。我憤怒,是因為美國自己弄得一團糟,卻要全球來承受苦果;我憤怒,是因為美國政客為了自身的政治議程,不顧國家及全球經濟利益,騎劫整個債務危機;可是克氏文中的局勢分析及建議,卻更令我火冒三丈!

克氏自製失業財赤二分法

克氏認為美國最大的問題是失業,而不是財赤,他認為在過去逾一年半的時間裡,奧巴馬政府卻企圖轉移視線,將焦點放在財赤上,對失業問題視若無睹。克氏引用在美國信貸評級被下調後,債息實際上跌至歷史低位這事實,說明市場對財赤根本毫不擔心。

不過克氏是錯的,他的錯誤源於他對財赤危機的概念分析,以及對局勢的誤判。從概念層面來說,克氏誤以為減赤與減少失業是互相排斥(mutually-exclusive)的經濟目標。從事實層面而言,克氏則錯認了債息下跌代表市場對財赤毫不擔心。

須知道,減赤與減少失業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取捨(trade-off)關係。美國政府無須削減對教育、基礎設施和其他公共開支以減少赤字,反之,只要它願意削減軍費開支,要增加上述開支亦完全不成問題。

2010年,美國國防部在預算的6640億美元之上,多花了160億美元,來支付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額外開銷。國防部的2012年預算開支表面上雖為7075億美元,但將額外開銷計算在內,實際的國防預算總額已達驚人的14150億美元!故此只須削減5%的國防預算,或乾脆保持在2010年的水平,就足以在國內大推一次凱恩斯式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令總體需求回升。

凱恩斯式政策無用武之地

但凱恩斯式的財政政策又是答案嗎?克氏認為增加公共開支長遠能夠降低失業率乃一完全錯誤的假設。美國目前在製造業和基建方面已產能過剩,假若繼續在這些方面投放資源,只會造成無謂的浪費,對長遠的就業前景有害無利。

在目前的氣候裡,凱恩斯式的宏觀經濟管理模式根本毫無用武之地,甚至只會弄巧反拙。理論上,總體需求的上升理應能夠刺激經濟並降低失業率,但這並不是絕對正確的─當經濟正處於流動性陷阱 (liquidity trap) 時,市場信心低迷,商家無意增加投資,政府嘗試透過增加開支以刺激經濟,卻可能會奪走企業在市場謀利的機會,這根本是名副其實的「國進民退」。美國現時就正處於這種流動性陷阱,商家不願增加本土投資,就業情況自然無法改善,這亦同時解釋了量化寬鬆政策對創造就業的失敗。

市場信心低迷,正正是美國現時處於流動性陷阱的原因,亦點出了克氏對債務危機分析的謬誤。克氏誤讀市場資訊,天真地以為美債息率無視主權評級下降續創新低,便是市場對美國國債信心的表現,殊不知聯儲局大手買入以支撐市況的持續量化寬鬆措施,才是導致債息下降的主因。聯儲局第二期的量化寬鬆政策固然已宣告結束,但事實上聯儲局繼續向銀行購入國債,以滾存市場的流動資金這行為根本就是量化寬鬆政策的延續,市場人士謔稱這不死的量化寬鬆措施為「QE2.5」。

之不過克氏誤解現實、錯判形勢其實也無傷大雅,最大的問題是克氏嘗試用來說服讀者的觀點:「聯儲局也應盡一切努力推動經濟,透過推高通脹來緩和債務問題」。克氏不單止要讀者相信聯儲局的做法是在政治上,經濟上正確的,並且認為在道德上沒有問題。克氏正倡議以另一種赤字來抵消國債,這就是所謂的「道德赤字」 (moral deficit)。

或許克氏說得對,政客不應騎劫經濟,可是聯儲局如斯手段,豈不是等於騎劫美國以外各地的經濟嗎?透過高通漲將自己的債務一筆勾消,在道德上又說得過去嗎?克氏在文章開始時認為大家應該感到憤怒,他說得對,我真的憤怒了!

The Implication of Neo-Colonialism In Africa

The stark warning from the US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on the creeping “new colonialism” in Africa during her three-nation tour of the continent in June has reignited a fresh round of ideological tussle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East, with China replacing Russia in the boxing ring. Clinton’s pointed remarks on how foreign governments are only interested in extracting natural resources to enrich themselves draw parallels with the old colonial times, when “it is easy to come in, take out natural resources, pay off leaders and leave” (Clinton, Associated Press, June 11, 2011). This appears to be the general perception in the West that China practices neocolonialism in Africa at the expense of genuine development for the good of the local people, that China allows corruption to grease the elites and protect authoritarian regimes. Rarely acknowledged is the fact that the US is also supportive of non-democratic countries in Africa, such as Gabon, Angola and Chad, in exchange for their oil resources. How neo-colonialism differs from the old school in substance and form is not the interest of this discussion. Rather, the author would like to start a discourse on a new form of ideological struggle,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WC) versus the Beijing Consensus (BC). By contrasting these two development approaches, the author wants to refute Hillary Clinton’s claim that China’s investment in Africa is preventing genuine progress in the recipient countries.

The WC was coined in the late 1980s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Questions were asked on how to promote development in post-crisis developing states. Man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sts, such as John Williamson from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Joseph Stiglitz, the Nobel Prize winner from Columbia University, advocate that re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under-developed states cannot simply rely on international aids from the IMF or the World Bank. Instead, structural reforms have to be implemented as pre-conditions for aids. The package includes democratization, trade liberalization, privatization and deregulation. Consequently, the US 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 (AGOA) of 2000 states that countries will only receive trade preferences if they follow the WC stipulations on reforms. Not surprisingly, not many African countries benefit from the AGOA (UNCTAD 2003:1-2). For the selected few that benefited from AGOA, about 80% of the financial aids that they received were tied to buying US goods and services (IPS2004; OECD 2005). As the president of Zambia frankly put it, “the developing world continues to subsidize consumption of the developed world, through an iniquitous trade system. The existing structure is designed to consign us to perpetual poverty and underdevelopment” (Chiluba 2000).

In contrast, China is engaging Africa with just one condition attached – upholding the one-China policy. Under the Chinese model, known as the Beijing Consensus, China’s investments in Africa require no structural reforms and without any interference in the recipient country’s internal policies. In exchange for oil and other natural resources, China provides finance for infrastructural projects, builds schools and hospitals in countries like Zambia, Ethiopia, Kenya and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Trade flow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n states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he predictions under the Heckscher-Ohlin theory of factor specialization, with China exporting capital and labour-intensive manufacturing goods, while Africa exports raw materials. Many analysts, therefore, believe that the trade and investment from China have eased Africa’s dependence on the West and are mutually beneficial (Itano 2005; Li Yong 2003; China-Africa Business Council 2006).

Sierra Leone’s ambassador to China said in 2005, “The Chinese are investing in Africa and are seeing results, while the G-8 countries ….. don’t see very much.” Secretary of State Clinton’s remark on neo-colonialism cannot reflect the truth because colonialism in any shape of form is not welcomed, but China’s investment is actually greeted with open arms by African countries. Suffice to say, both the US and China’s investments and aids in Africa come with political agenda, however, the Chinese non-interference model provides an alternative to the US style of force-restructuring. In doing so, the Chinese model is less disruptive to the local cultur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provide immediate reliefs to the desperate stat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C and BC is not merely about neo-liberalism against social-capitalism, it is about hard power versus soft power, and it manifests the reluctanc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leaders to accept homogeneous universalism that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hegemo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