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選舉 | 治學文社

帥卓廷 – 80後會計師

去年十二月，接近1200名選委於選委會選舉中產生。筆者有幸參與其中的會計界選委選舉，雖未能在這個「小圈子」選舉中獲選，仍盼望能夠提點實際可行的建議，讓當選的選委參考。

還票於民，由會計界開始

老實說，筆者作為界別裡最年輕的兩位會計師之一，走出來參選，要代表的不單是年輕人的聲音，而是界別內所有選民的聲音，因為我認為選委的基本責任固然是投選行政長官，但這張選票背後絕不應是選委本身的個人利益或是主觀意願，而應是所代表每一位選民的聲音。所以，我們「票在你手」團隊一直以來都提倡「還票於民」的理念。

我們要求會計師公會於三月向全體會員進行民意調查，務求以公平公正公開的形式，讓業內三萬多位會員一人一票，揀選大家較心儀的特首人選，而得到相對大多數會計師支持的特首候選人，將會在特首選舉中盡得會計界界別的選委全票。

這種做法，其實是相當大膽地參考美國各州以選舉人票(Electoral College)選總統的方式，嘗試以間選的形式增強本港「小圈子」選舉的民主成份，在既有框架的條件限制下盡最大的努力推進民主的發展。

參考美國選舉人票模式間選特首

根據美國憲法，美國總統由各州議會規定的方式選出的選舉人團投票選舉所產生，而選舉人團在總統選舉中所投的票則由所屬州份的選民決定。除此之外，這制度另一特別之處就是嬴家通吃(winner-take-all)的特色，州份內的選舉人票要全數投給於該州份內獲得最多普選票數的總統候選人。

選舉人票的模式絕非完美，筆者亦不打算提倡全面採納美國的模式，但若果大家有意推進本港的民主發展，在所謂的「鳥籠民主」制度裡，以相當有限的民間資源和力量，優化這個備受垢病的選委會制度，美國這套選舉人團投選總統的模式的確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就以筆者所屬的會計界為例，我們可以透過業界內部的意向調查，業內三萬多位會員一人一票揀選較心儀的特首候選人，其中最多「普選」票數的特首候選人則會得到三十位會計界選委的選票。

推而廣之，教育、醫學、法律等選民人數眾多的專業界別亦能仿傚。由此，特首就要面對二十多萬選委會的選民，而非單單一千二百名選委。

2012全民普選並非不可能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筆者所屬團隊的建議乃基於會計界別的實際情況，亦希望能由我們的專業界別開始，讓其他界別跟隨。誠然，要讓其他沒有功能組別投票權的廣大市民亦能參與特首選舉投票，絕非不可能的事。循地區直選進入區議會和立法會的選委代表其實亦可以聯合舉辦地區性或是全港性的民間選舉，讓他們所代表的選民揀選他們心目中的特首，這批民意代表若能跟隨選民意願投票，根本就是利用民間力量，在既有「小圈子」選舉的框架內，合情合法地進行一場相對較公開公平公正的全民普選。

這樣子的全民普選，技術上亦非不可能。若果泛民陣營能夠動用他們相當有限的資源透過iPad進行初選，議會的民意代表要好好地搞一場民間特首投票選舉亦絕非不可能的任務。況且，學者鍾庭耀亦打算於3月23日就特首選舉設立民間投票，眾選委要客觀地參考民意投票選特首，一點也不困難。

筆者所屬團隊的建議其實並不是甚麼劃時代的新主張，可是在選委會選舉期間，傳媒的重點總是放在唐營及梁營又或是泛民及建制的二元對立，我們亦沒有足夠資源大力宣傳這「還票於民」的計劃讓選民注意。然而，我們亦衷心盼望那些將「爭取一人一票民主普選」掛在口邊的選委能夠認真考慮我們團隊的建議，切實地「還票於民」，讓普羅大眾都能參與這場特首選舉。

刊於GOLF VACATIONS 2011年10月號

香港回歸後，中央依賴代表本地既有的經濟特權階級的董建華管治香港。隨後董建華「腳痛」下台，公務員系統出身的曾蔭權得以被破格錄用，但無疑至今中央已悔不當初。因此我們可將現時較熱門的疑似特首候選人唐英年，視為經濟特權階級的回歸，而梁振英則代表社會精英及專業人士，亦可被視為對重整香港特權管治結構的訴求與衝擊。

特權階級治港的合理性

古今中外，將大部份或全部權力集中於一小撮特權階級的管治模式，其實相當普遍。當年歐洲各國政府統治殖民地，無可避免地向這些特權階級輸送利益，從而透過這一小撮人管治大多數民眾。這方法對控制位處邊陲，同時具有戰略重要性的領土尤為必要，因此鄰近的東南亞國家成功爭取獨立後亦深諳此道，經常籠絡邊陲重鎮既有的一班特權階級以實施有效管治。

香港作為中國對外的重要門戶，既是失而復得的領土，更是阻截國外政治經濟影響力的最前線。中央政府為求在香港有效地行使主權，沿用過往統治邊陲重鎮的戰略思維實在相當合理，故此在所謂「一國兩制」的框架內，一開始的構想也是以特權階級治港的模式，來鞏固北京的管治權威。

出身工業世家的唐英年以「君臨天下」的姿態出戰特首選舉，明顯是藉著中央政府及一眾代表「地產霸權」大商家的祝福，成為下屆特首的大熱門。但是唐英年及其陣營在現今極端仇富的社會氣氛下，要取得高民望當選特首的確不易，不過他們最關注的，可能是如何透過出任特首一職，以穏住整個工商地產霸權的利益。

中央固然了解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但終究這班特權階級才是穩住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勢力，中央政府自然樂意讓唐司長代表特權階級出任特首。只是中央自董建華下台後，再度讓經濟特權階級回朝，又如何解釋呢？

即使當年董建華最終未能完成任期，但不少意見均認為只是公務員系統未能配合董特首執行其政策，導致其民望低落，因此中央其實並未對特權階級的治港能力死心。況且，出身公務員系統的曾蔭權接任後亦不能帶領香港走出困局，反而更令中央對出身工商世家，且兼備豐富行政經驗的唐英年存懷厚望，認為唐陣營結合其政商特權階級網絡和公務員的力量，有力打破現今困局，維持香港的社會穏定。因而坊間不少人都認為近來唐司長多番「失言」，旨在向北京展示其強硬維穏的能力，從而博取北大人的信任。

專業精英衝擊特權工商界霸權？

當然，以特權階級統治並非唯一「以夷制夷」的管治模式，國內外不少中央政府，亦會跟部份在特權階級以外的社會精英打交道，藉以培植一股新政治勢力。這批能夠憑靠著跟中央的親切關係扶搖直上，成功冒起的社會精英，自然會向中央效忠，盡心盡力地利用來自中央的權力地位，在其統治崗位為中央掃雷。

儘管出身建築測量界的梁振英，多年來都被視為跟中央政府關係密切的大紅人，以致大多數恐共的港人對梁氏敬而遠之，但在現今貧富懸殊的社會矛盾氣氛下，唐司長所代表的特權階級跟普羅大眾已站在兩極的對立面，反之梁振英及其陣營的專業背景則成為其獨特亮點，其相對持平而實在的政策建議亦彷彿讓港人找到一條溫和地抗衡工商界霸權之路。

當然，假使梁振英最終能夠突圍而出，正常來說亦不得不跟特權階級合作結盟，屆時可能會被視為對普羅大眾的背叛。但即令如此，實際上梁振英勝出對團結及再整合香港社會上的專業精英分子和工商界特權階級，從而壯大效忠中央的建制勢力，亦具有非常積極的作用。不過，中央要在2017年改變現有選舉制度前，放棄一貫以特權階級治港的思維而另取社會精英，似乎稍嫌冒險了一點。

當然，北大人的構想跟香港普羅大眾所願見到的，肯定是兩回事。假如港人能全權決定特首人選，唐英年跟梁振英很可能都會雙雙落選。在雙普選實行前，怎樣收窄中央與港人期望上的落差，將成為今後一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