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棋盤 2012-01-11:華冀「絕對安全」 反成美國頭敵

華冀「絕對安全」 反成美國頭敵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德國與中國的崛起有極多共通點,而這種觀點已得到進一步印證:從剛於去年六月在國內出版的《脆弱的崛起:大戰略與德意志帝國的命運》(徐棄郁著)一書中, 明顯看出國內專家已發現到德國與中國的脆弱性極為相似,從而對目前中國崛起的走向深感不安,深恐中國重蹈當年德國的覆轍。

從《脆弱的崛起》這書名可以看出,它很大可能是參考Susan Shirk(謝淑麗)所著的《脆弱的強權》– 後者以當代的觀點來探討中國崛起的脆弱性,而《脆弱的崛起》則採用了歷史的視角。有趣的是,全書沒有一處直接提到現今中國,但無論是作者的用詞抑或是重點,卻無不暗示及批判現時中國的外交政策與戰略,簡直是對主管外交的人士的一記當頭棒喝!使《脆弱的崛起》與 一般歷史書大異其趣。

中國建大戰略 勿重蹈德覆轍

上回筆者提到德國與中國的崛起均嚴重倚賴其「偉大的舵手」– 俾斯麥與鄧小平– 的個人智慧和手段。然而「舵手」卻過早上岸了,「留下的是一個物質上飛速發展的強大國家、一個充滿問題的體制、一幫『能幹的庸人』和一大批容易激動的公眾。」如果連如此露骨的暗示也不是意指現今中國,那麼就只好怪筆者自作多 情。

徐氏亦揭示出德中兩國訴諸於民意和民族主義的結構性原因。他指出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創造了大量社會財富和能量的同時,政府卻缺乏一個強而有力的權力中心,來控制和駕馭這些新能量,這樣便出現了所謂「卡爾特化」 (cartelization)的現象:主要是指國內分成幾大勢均力敵的利益集團,因而各利益集團只 能通過容忍聯盟內其他集團的政策,以換取自己不受限制地追求本集團的利益。這種方式使每一個方向的擴張都得不到限制,最終導致國家過度擴張和「被包圍」。 而在國內的結果就是各利益集團均直接訴諸民意,以便對政府形成壓力,最終使國家無法形成一個穩定有效的大戰略,只能沿着強硬路綫一路走下去。

作者談到德國在「被包圍」後,對剩下來唯一的盟友奧匈帝國的態度的改變,亦讓人很容易聯想到中國與北韓的關係。早在俾斯麥時代,俾斯麥本人已認清德奧同盟只是一種手段,目的是約束俄奧兩國以維持對德國有利的戰略均勢,所以對於奧匈這關鍵盟友,俾斯麥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防止出現「弱者決定強者」的局面,導致外交的自主性喪失。但這實際上正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情形,對德國來說,德奧同盟已由手段變為目的本身,令德國被奧匈的政策挾持,最終成為大戰爆發的重要導火綫。

北韓唯一盟友 弱者制約強者

目前中國同樣被美國及其盟友所包圍,基本上只剩下北韓這個盟友,我們不難想像北京會更重視北韓,很可能會令中朝關係由手段變為目的本身。其實早在中國「被包圍」之前,北京已屢次被北韓牽着走,早就出現「弱者決定強者」的情況。隨着金正日的逝世,將令局勢變得更難以預料,使中國更易被捲入危機之中。

徐氏以「海權偏執」一詞來形容德國的海軍擴張,更是對當前北京大肆增強海軍實力的嚴重批判。首先,他指出德國的地理位置十分不利,它位於歐洲中部,既有漫長、複雜的陸上邊界,又瀕臨海洋,具有典型的海陸雙重地緣特徵。這種特徵決定了德國必須同時應付來自陸地和海洋的威脅,難以集中全力爭奪海權。這些與其是對德國而發,毋寧說是對北京勸諫。

再者,過分強調發展海軍來保衞海上及海外利益是一種「絕對安全」的思路,而這種思路恰恰是俾斯麥所反對的,因為追求「絕對安全」的結果,往往是絕對的不安全,只會引起英、法、俄的擔心,並刺激他們採取反措施,最後促成一個強大的反德聯合。

現時中國在打造藍水海軍的同時,還着手大力加強其反介入能力(anti-access capability)及建立阻絕戰略(access-denial strategy),更想在太空戰和網絡戰方面,與美國爭一日之長短。如不是這樣刻意追求「絕對安全」,中國也未必一轉眼便成為美國的頭號敵人,並促使它 協調與印度、日本、澳洲等關係,對中國形成戰略包圍。

北京建大戰略 抗衡民族主義

德國擴建海軍的巨大工程在國內亦掀起了一股支持建設「大海軍」,席捲全國的全民性熱潮,這與中國近年來迅速抬頭的「海軍民族主義」極為相似。更令人驚訝的是,在海軍熱潮被掀起後,一種「大海軍=海外利益=世界大國」的高度簡化的模式亦隨之出現,並在民眾宣傳中收到非常好的效果,令相當多的德國人將一支大海軍視為德國通往未來世界大國地位的便捷之路及必由之路,這與現今中國幾乎如出一轍!

由此可見,德國與中國崛起的共通問題就是大戰略的瓦解,並逐步被民族主義、利益集團及海軍戰略等所蠶食和取代,使兩國失去了具整體性、系統性及延續性的大戰略。最後德國只得乞靈於其軍事力量,期望可藉此打破包圍網,但卻逐漸連其軍事戰略亦變為一場大豪賭,在一戰中輸掉了這場豪賭後,堪稱「地上最強」的德意志帝國就這樣灰飛湮滅了。

幸虧現時中國還未有條件作這樣大規模的賭博,但北京再不以史為鑑,重蹈當年德國的覆轍只是時間的問題。故此,北京必須盡快重新樹立其大戰略,並將之有效地傳遞給民眾,令社會不再被那些高度簡化且似是而非的理論所左右。

「舵手」過早上岸了

國際棋盤 2011-12-12:中國推翻和平崛起 內外交困

中國推翻和平崛起 內外交困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早前看到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峰會,以及總理溫家寶在東盟峰會上一籌莫展,只有被圍攻的份。

本來不欲就南海問題表態的溫家寶,在追問之下只能拋出一句「來而不往非禮也」來草草收場,現時中國所面臨的外交孤立有多嚴峻,已不言而喻。

說來奇怪,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在反恐戰、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空轉」了十年,其間亦經歷了史無前例的金融海嘯,白白讓中國享受了長達十年的「戰略窗口」。然而中國外交環境卻比十年前還要差,如非自己犯下嚴重的戰略錯誤,決不會落得如此田地。

此時此景,不禁令筆者回想起中央電視台於2006年推出的《大國崛起》紀錄片,該片的背後意義,在於總結多個大國崛起的經驗,讓人們反思中國該以甚麼方式崛起,但很明顯結果是完全失敗的。

盡管如此,筆者認為德國那一集至關重要,因為現時西方經常將當今的中國與美國,比作歷史上的德意志帝國與大英帝國,而今天中國發展的軌迹,卻真的跟當年德國驚人地相似

俾斯麥與鄧小平 均後繼無人?

德國(普魯士)與中國的崛起存在着一個極為關鍵的共通點,就是兩者均有「偉大的舵手」掌舵——德國為卑斯麥(Otto von Bismarck),中國則是鄧小平,兩人對大戰略均有深厚修養。他們都深知道持盈保泰的重要性,清楚不應作任何擴張的企圖,並以安定為首務。卑斯麥在德國統一後宣布以維持現狀為滿足,跟鄧小平的「永不稱霸」有異曲同工之妙,兩人了解到只要區內沒有出現反德或反中同盟,國家就沒有被擊敗的危險。

遺憾的是,兩人的外交造詣均後繼無人。1890年,29歲的德皇威廉二世將75歲的卑斯麥免職,並向繼任的首相說:「外交並無神秘,一切責任由我來負。」 輕率更弦改轍,將卑斯麥30年來的苦心經營毀於一旦。而中共領導人則在金融海嘯後將在過去30年來行之有效的「和平崛起」戰略一舉推翻,在短短兩年的時間 裏,北京與幾乎所有亞洲國家的關係都迅速步向惡化,直接令中國陷入美國的包圍之中

現時北京的所作所為,跟當年威廉二世的亦不遑多樣。金融海嘯後北京未勝先驕,認為是將美國逐出亞洲的大好時機,急不及待於2009年5月宣布南海為中國的核心利益,與台灣、西藏及新疆並列為不可妥協或讓步的領土主權。但試問美國及其盟友又怎會將這個有世界海上咽喉之稱的南海拱手相讓?於是美國連忙於7月宣布美國重返亞洲,揭開了新一輪圍堵中國的序幕。

海嘯後未勝先驕 連番得罪外國

殊不知北京卻認為美國重返亞洲只是虛張聲勢,因而還到處耀武揚威,大肆擴張其海軍實力。正因為北京咄咄逼人,毫無顧忌,導致了一系列的外交災難,令2010年成為了中國外交的大厄年:在南海問題上,北京恫嚇東盟諸國,阻止他們尋求美方協助,變相將他們趕進美國的懷抱。

為求在中日船隻相撞事件中令日方就範,北京限制了稀土出口,這不僅觸怒了近年來與中國最為友好的日本政府,同時亦得罪了所有依賴中國稀土的先進工業國家。

在3月和11月,北京分別在天安艦事件及延坪島炮擊事件中力阻國際社會對北韓的譴責,中國包庇北韓的直接結果,是美韓和美日的聯合軍演,使美國與南韓和日本的同盟關係得到大幅強化,並使區內各國對中國的不滿,以及東亞緊張局勢升到了最高點。

防外國利用民粹 令中國爆煲

事實上,目前中國所面臨的外交孤立,不盡是北京的戰略無知之故。正如筆者以前曾多次提到,2010年外交危機的主要成因,是國內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

自鄧小平離世後,中共為鞏固統治,經常訴諸於民族主義。然而濫用民族主義終於產生了反效果:透過互聯網和資訊科技,國內民族主義者已具足夠力量羣起反對中共的外交政策,其程度足以危及政權的穩定。有見及此,奉行穩定壓倒一切的中共領導人,只好把其外交政策進一步向民族主義者的訴求傾斜,不惜一次又一次得罪美國及區內各國。

更甚的是,自2010年起,民族主義者已屢次在中共對外交政策經過充分考慮之前,便先行發難,迫使當局採取強硬的姿態,令領導人完全陷入被動,幾乎喪失了一切轉圜空間。

由此可見,目前中共的國內與外交政策已互為因果、互相滲透,使中共逐漸失去制定外交政策的主導權。在這前提下,中共的確很有先見之明,一早便認清「捧殺」 和「被第一」是對付中國最具威力的武器(見本欄2011年6月13日《中國「被第一」中央要降溫》一文)。但不幸的是,這底牌亦一早已被中國的敵人所看穿,並加以利用,一方面加大中國國民的期望,另一方面則加強對中國的圍堵,增大兩者之間的落差,令中國「爆煲」。

現時民族主義已儼然是洪水猛獸,是眾多問題的癥結所在,中共如不盡快設法解決,很快便會陷入左支右絀、內外交困的局面,最終將對其統治及國際地位造成無法逆轉的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