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讀過曹仁超跟Milk雜誌做的訪問，訪問中曹sir提及戰後嬰兒一代的成功，建基於敢去「玩一瓣鬼子佬不懂的」，終能取「鬼子佬」而代之。隨後更在<投資者筆記>中，將年輕一代不能如上一代般開拓自己的新天地及取代上一代，歸因於中國人的家族觀念，令Ｘ世代無法憑實力獲得重用而怨聲載道。
雖則如此，但正常來說亦應有不少對年輕一代有利的因素 ─ 至少他們的世界觀及所接受的教育，該與現今社會最為吻合才對，加上現今世界的確比往時複雜得多，使戰後嬰兒一代因適應不了而被淘汰的機會大增。然而這一切卻沒有成為事實，究竟問題出在哪裡？
Do the right thing
相信大家都聽過「do the right thing 比 do things right 重要」這句話，雖然這句話已是老生常談，但這句話中的兩者背後的基本假設，以及它們所代表思想和行動模式，卻能夠解釋為何年輕一代未能找到突破點去取代戰後一代。
Do things right與Do the right thing其實代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思想範式(paradigm)。
Do things right是建立在一種以手段與目的為基礎的理性(means-end rationality) 之上，它假設已存在著一個清晰的目的，而人們的主要考慮就是建立正確的因果關係，並找出合適手段以達到預期目的，這種理性亦是西方文明的一大發明。對於以前戰後一代所身處的時代，這種以效率為本的做法，已大致足夠應付社會的需要。
另一方面，do the right thing的出現是由於社會和世界起了根本性的改變 ─ 事情已不再呈現單純清晰的手段與目的的關係；事物間的相互作用亦大幅增加，使局勢一下子變得混沌不清。由於這種不確定性和複雜性的出現，令以手段與目的為基礎的理性已不能再作為指導原則，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以所謂「反射性/反身性」(reflexivity)為基礎的理性(即索羅斯主張那一種)，用以應付日益增大的風險，以及難以辨認目標的局面─以上亦是我們現時身處的「風險社會」的部分背景。
年輕一代讀者讀文至此可能會感到奇怪，既然do the right thing乃現今社會需要，為何一直以來所接受的教育和訓練，性質卻大都傾向do things right方面呢？
這的確是一個奇怪的現象：西方雖能認清現今世界的複雜性，卻苦無對策，所以大部分教育和訓練只能停留在do things right階段。不過，西方近年亦開始了解這情況，發現可從東方智慧裡找到答案，那就是「勢」。
「有智慧不如趁勢」
勢之所以在這個風險時代裡享有一個這麼特殊的地位，主要是因為西方人與中國人所擅長的思想和行動模式有所不同。相對於西方人傾向開始時抱著一個理想化的目標，之後遵從一套明確的計劃去達到該目標，中國人則主張因勢利導─講求順著事情發展的趨勢，再加以適當的引導。老子有云：「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第51章)，可見勢是成就每一件事的最終關鍵。孫子亦有云：「故善戰者，求之于勢，不責于人，故能釋人而任勢」，強調求勢不求人，關鍵是勢，人只是依循著勢而作出相應的行為而已。
基本上，這兩種模式本身並沒有優劣之分，不過由於現今社會中的手段與目的的關係已變得模糊不清，令西方模式無用武之地。相反，因勢利導則依賴一種條件與結果(conditions-consequence)的關係，在缺乏明確目標和全盤計劃的情況下，甚至在無法控制一些重要因素時，仍能運作，仍能讓我們do the right thing。
因此，曹仁超的投資格言:「有智慧不如趁勢」，可說是對這個風險時代的特質與需要的最佳註釋，但筆者想強調的是「有智慧不如趁勢」並不是二選其一，而是一向代表智慧的「理性」在現今世界已不敷使用，使「趁勢」成為極少數還切實可行的指導原則之一。
由於西方未能找到有效辦法去應付當前環境，以致出現了一個吊詭的現象：年輕一代未能從教育與訓練中學得一招半式，反而戰後一代卻從中國傳統智慧裡，領略到「勢」和相關概念在當前環境裡應用的可能。再加上曹sir所提及的中國人家族觀念，令年輕一代無法憑實力獲得重用，使他們更難以從生活經驗中，學懂這種思想和行動模式。所以我們看到「有智慧不如趁勢」是從曹sir，而不是年輕一代的口中說出。這或者能夠回應曹sir在訪問中對年輕一代的指摘：「你們為何不去玩一瓣我們不懂的？」─ 是不能也，非不為也。
(寫於2009年)
治學文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