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經濟日報 2011-10-21:以民意利器 左右中央欽點特首

以民意利器 左右中央欽點特首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香港政壇風起雲湧,繼唐英年及梁振英相繼辭去公職,為2012年特首選舉作準備後,林瑞麟又接任政務司司長;前教統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亦撰文批評,公務員只支持某人當特首的說法。

傳 媒與評論界亦逐漸改變口風,由一開始認為大部分港人無權參與是次特首選舉,到開始賦予選舉更積極的意義。有報章認為唐梁「初選」競逐及兩人與市民大眾的互動,都有機會成為塑造香港選舉文化的先例;亦有認為港人不但實際上對選舉有一定影響力,更可以藉此擺脫北京政治干預的手影。盡管是後知後覺了一點,但對於 一場本身就沒有常規可言的「非傳統」選舉,任何具影響力的方法都可能管用。

只要聲音夠大 中央不能不聽

筆者認為港人在是次特首選舉,以及一直以來在中港博弈中的無力感,其實很大程度是一種自我設限,甚至自我矮化的表現——無權選出那班選委,缺乏正式溝道,就代表港人無權參與嗎?特首選舉沒有真正競爭,是中共操控的選舉,港人就不該發聲嗎?

回歸以來,中共對民意的看法已有很大的改變。單就筆者比較熟悉的外交事務而言,中共其實有不少反應和動作是專門用來滿足國內的民粹主義者、民族主義者,甚至是憤青的。只要聲音夠大,中共就不得不理睬你。

在去年底及今年初爆發的「茉莉花革命」及「阿拉伯之春」,更令中共領導層發生了普遍的恐慌現象,立刻煞停一切有關自由化的改革,並加緊對人民的控制——共產黨也怕死的,他們一旦失敗可不是像西方民主政體般政權更替了事,可是人命關天的,他們隨時比西方政黨更重視民意。

因 此只要不要像「茉莉花革命」般突然爆發,令中共手足無措的話,中共在維穩的大前提下,實在沒有理由不重視民意的。所以即使港人無權選出選委也不打緊——民意本身就是突破選委和提名委員會,直接影響中共的「利器」。中共見勢色不對自然會下命令,可不管那些選委是誰,這樣得出來的結果不一定會比普選差。

港人在政治上大部分正式溝道和機制都失效的情況下,必需要找出並善用一切能夠曲綫影響中共治港的方法,以達到港人的目的。

阻公務員成造王者 現特權階級

是次唐梁「初選」中,如果依照唐營所指,唐英年是公務員唯一支持的特首人選的話,那麼我們可以預期一個集政商特權階級和公務員系統的聯盟的形成。

先 撇開政商特權階級不談,理應是政治中立的公務員為何可以擁有「造王者」的特權?我們還處於「欽點」、「黃袍加身」,以及宮中可以影響皇帝人選的時代嗎? 市民應該對此感到憤慨。即令羅范椒芬撰文批評這種說法,重複強調公務員應恪守政治中立的原則,但實在難保公務員在了解到他們的而且確擁有可以左右大局的能 力之後,日後不會干預特首人選的產生

再者,社會近日對林瑞麟成為「史上民望最低」的政務司長有很大的反對聲音。假如我們任由政商公務員特權階級的形成,那麼政商特權階級為「酬謝」為其效忠的公務員,這種民望超低的高官將陸續有來。因此港人現在就應挺身而出,力求阻止這個政商公務員特權階級形成,否則待至它變得牢不可破的時候,即使2017年 特首是以普選產生,也不能改變由這些特權階級所主宰的局面。

一份研究報告指出,香港現時正處於「黃金五年」。繼曾班子之後,我們願意將我們的「黃金五年」葬送在這班政商公務員特權階級手裏嗎?假如港人能夠憑着自身的意志轟走這班政商公務員特權階級,那將會是香港民意的重大勝利。

國際棋盤 2011-9-12:只有民主開放 中港才有穩定

只有民主開放 中港才有穩定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圖一

《J曲綫》(The J Curve)是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總裁Ian Bremmer(伊恩‧布萊默,下稱布氏),被《經濟學人》譽為2006年「年度之書」的重要著作,內容講述一個國家的穩定與開放程度大致上是依循着一條J形曲綫(見圖一)

如圖中所示,Y軸表示穩定程度,而X軸表示開放程度,專制及獨裁國家大多處於曲綫的左方,而民主開放的國家則處於曲綫的右方

「J曲綫」反映 開放決定穩定度

專制及獨裁國家一開始在曲綫左端普遍上都非常穩定,但隨着國家日漸開放,穩定程度便會驟降,須直到國家建立起公民社會,以及對民眾負責的制度,穩定程度才會回升。而開放社會所賦予的穩定程度,更不是任何專制國家可比擬的,所以曲綫右端比較高。由於現今全球化令世界各國不得不與世界接軌,因而全球的專制國家 均要面對由曲綫左方右移,導致穩定程度驟降的危機。

中國冀藉經濟 避免政治不穩

因此布氏的主要論點是:除非專制政權對西方的國家安全構成即時威脅,否則西方根本毋須特地顛覆這些專制政權,反而應該製造相應的條件,使它們得以「順利」進入J曲綫的最低點——即最不穩定的狀況,那樣就可以不費吹灰之力,令專制政權自動土崩瓦解。此論點也是布氏建議西方用來對付全球的專制政權的基本策略, 亦可解釋北京為何認為西方想「捧殺」中國。

然而,布氏也觀察到中國事實上早就了解穩定與開放程度之間這種關係。中國除了專注於及加快經濟發展,使整條曲綫往上移,藉以增加整體的穩定度之外,更嘗試藉各種改革,來打破「J曲綫」,希望由左方較高的一點,直接跳到曲綫右方,以避過最低點(見圖二)

圖二

茉莉花革命 令內地領導恐慌

假使中國依照原本的計劃,一方面發展經濟,另一方面循序漸進地改革,其實西方對阻止中國崛起已近乎束手無策,但一場風暴卻完全改變了北京的步伐與走向,並更進一步證明「J曲綫」是正確的,那就是所謂的「阿拉伯之春」(或「茉莉花革命」)

「阿拉伯之春」為何對中共產生有如「觸電」的作用,只要看看西方學術界對「阿拉伯之春」發生時的反應就會知道。西方學術界從來都沒料到「阿拉伯之春」會發生,他們一直在埋首研究阿拉伯國家的專制政權及獨裁者,多年來為何能屹立不倒,為何能抵擋得住民眾的不滿聲音,以致事件發生時,西方領袖全都手忙腳亂。

西方學者普遍認為阿拉伯國家相對穩定歸因於兩大因素:專制政權背後都有軍隊支持,以及國家對經濟的嚴密控制。不少國家更可以用石油資源的收益來換取人民支持,再加上經濟改革漸見成效,預期新的利益既得者將會支持政府,殊不知所有假設純屬一廂情願。

細心一想,上述情況不是簡直跟國內研究和歌頌「中國模式」的情況如出一轍嗎?在國內歌舞昇平的同時,原來亦在不知不覺之間接近「J曲綫」的最低點,令革命一觸即發。中共領導層想到這裏不冷汗直冒才怪,因而發生了普遍的恐慌現象,不顧外間和輿論的反對,立刻煞停一切有關自由化的改革,並加緊對人民的控制,急忙想回到曲綫左端。再加上經濟增長放緩,國內貪腐、貧富懸殊問題日益嚴重,更令中共心驚膽顫。

香港政局又何嘗不是受到「阿拉伯之春」的餘波所影響?坊間不少人都認為曾俊華之所以倉卒決定派6,000元給市民,是受到北京指示,要盡可能穩住香港的局勢。而近日成為全城焦點的特首選舉前哨戰中,中央力挺民望屢創新低的唐英年,可說是中央想制止香港繼續向曲綫右移的反映,顯示出中央寧願以不變應萬變,穩定壓倒一切。

勿走回頭路 慎選下任特首

正如筆者一開始已表明,全球化令世界各國不得不與世界接軌,專制政權亦沒有例外,因此國家在「J曲綫」只會右移。中共在「阿拉伯之春」後,力求回到曲綫左端根本就是不切實際,是開歷史之倒車。西方在「阿拉伯之春」後重新取得主動,除了使中國在利比亞的投資化為烏有之外,長遠更可能演變成西方引君入甕,讓中國自毀長城之計。北京如再不醒悟,只會受到國內外的責難,陷入內外交困的局面。

香港一向作為中國的實驗場,實在不應只消極地力求穩定。中央以香港作為試點也好,作為對冲也好,也應該繼續嘗試打破「J曲綫」,藉着改變令香港踏上開放且穩定之路,所以在特首人選上,中央還須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