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間已無李光耀(四)

1979年,新加坡政府推行講華語運動,鼓勵國民多用華語,少用方言。原因是靑少年在家和長輩用方言溝通,會防礙學校學習華語的成效。另一原因,是為低下階層的生計。李光耀發現,有不少華人低下階層,因英語能力欠佳,難以找到工作。若果不同方言被華語取代,所有華人能夠用華語溝通,這批人士較容易被僱主接受。為了推行華語,不少以方言為主的電視頻道被華語頻道取代,港劇必須改用華語配音。公務必須通過華語測驗方能晉升。市民在公共機構排隊等候,懂華語者可被優先處理。此政策引發極大爭議華人。華族人批評他扼殺了中華文化的多元性,是棄祖亡宗,非華族人則指責他是華語沙文主義。

自新加坡獨立後,李光耀決心將國家打造成花園城市。他發現新加坡樹木不如澳纽等國翠綠,便派遣専家,從國外引進超過8000種植物,嘗試在新加坡種植,最後選了約2000種。綠化環境遍佈全國各地,政府甚至規定,裕廊工業區(Jurong Industrial Park)內的工廠必須種植植物方能開始運作。

新加坡組屋政策有口皆碑。李光耀在回憶錄透露,他觀察到租賃的房屋保養維修差,因為住戶不會珍惜非自己擁有的物業,故此他決心推行居者有其屋計劃,政府出資興建房屋,並以低於市價售於永久公民。他同時認為,新加坡家庭擁有房屋,提高國民對國家歸屬感及認同感,父母才會同意兒子服兵役,是去捍衛自己家園而非富有家庭利益。

70年代中期,新加坡開發新市鎮,各個新市鎮都有保留土地以興建無污染工業工廠,僱用了大批家庭主婦。由於要照顧兒女,這批家庭主婦都無法到較遠的地區工作。新市鎮設置工廠,令她們在兒女上學時能夠在附近工廠上班,提高家庭收入。

李光耀深諳地緣政治之道,他認為維持區內各勢力平衡就是新加坡這小國的生存之道。70年代,他支持美軍出兵越南,以抑制激進紅色勢力蔓延東南亞。冷戰過後,他支持並協助美軍重返亞太區,維持區內穩定。不過,他反對美國企圖將自由、民主等價值觀輸入中國,認為中美關係緊張會為區內帶來不穩定因素。

自60年代起,李光耀尋求外商在新加坡設廠投資,主要遊說對象並非鄰近地區企業,而是捨易取難,把注意力集中歐美企業。鄰近地區如台灣及香港企業,主要是輕工業產業為主,但歐美企業較多為高增值或高科技產業,長遠增加新加坡工人的競爭力。外資在新加坡設廠,除了創造就業,同時亦保障國家安全,有西門子、加德士、惠普、菲利浦、蘋果電腦等巨企在當地設廠,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利益牽涉其中,對新加坡垂涎欲滴者也會投鼠忌器。

1978年,鄧小平復出後首次出國外訪選了新加坡。文革後中國大陸滿目瘡痍,鄧小平深以為憂,國宴上和李光耀談到中國改革問題,李光耀的話充滿睿智。他指新加坡的華人都是廣東、福建等地目不識丁,沒有田地的農民的後代。中國留守的都是達官貴人、文人學士、狀元的後代,因此,新加坡做到,中國會做得更好。

中國大陸門戶開放,近七成新加坡人為華裔,語言和文化和中國非常近似,因利成便,政府協助國內商人投資中國,並充當中國與西方企業接觸的橋樑。 90年代中期,新加坡與中國政府合作,發展蘇州工業園區,並開辦課程,每年培訓數千名來自中國的幹部。台灣自1971年失去聯合國席位,在外交場上四面碰壁。李光耀出訪台灣,為新加坡和台灣建立良好關係,更和蔣經國建立深厚友情。台灣協助新加坡鞏固國防並訓練士兵。李光耀是少數能夠同時得到海峽兩岸領導人信任的政治領袖,在其穿針引線下,第一次汪辜會談就是在新加坡舉行。

李光耀曾說:「我不在乎是否政治正確,我只在乎是否正確。」(I am not interested in being politically correct. I am interested in being correct.) 他推崇東方儒家思想,將勤勉、節儉、孝順、服從、有責任感、團體利益重於過人等價值觀作為其治國方針。新加坡以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市場經濟,但李光耀認為香港放任式的市場經濟,容易造成貧富懸殊,與此同時,他又對西方福利主義不以為然,令到國民長期依賴國家,失去競爭力。他認為東西方歷史發展迥異不同、歷史發展文化價值觀大相徑庭,對於西方企圖將民主、自由等觀念強行加諸其他國家,他嗤之以鼻。他不認同美國總統選舉方法,因為如果由選民直接投票,容易選出沒有經驗的候選人出任總統。儘管被受批評,他依然固我。

《李光耀: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一書中,被問及希望歷史如何看待自己,李光耀如此回答:「到時我都死了,會有不同的聲音, 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堅持我的立場。我做出了一些強硬的決定好把事情辦妥。 可能有些人不認同。 認為我太苛刻, 但是存亡關頭, 我一定要確保新加坡成功,就是這樣。到頭來,我得到了什麼?一個成功的新加坡。我付出了什麼?我的一生。」

俱往矣,世間已無李光耀。
(完)

參考書目:
李光耀著。《李光耀回憶錄 1965-2000》。新加坡:聯合早報,2000。
韓福光著。《李光耀: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新加坡:海峽時報,2011。
李光耀著。《我一生的挑戰 新加坡雙語之路》。新加坡:聯合早報,2012。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等著,林添貴譯。《去問李光耀:一代總理對中國、美國和全世界的深思》。台北:時報文化,2013。

龍安寺第十五塊石頭

龍安寺位於京都市右京區,以其枯山水方丈庭院聞名於世。

早期日本寺廟的庭院是師承中國園林的池泉迴遊式庭院,佈滿花草樹木、小橋流水、亭臺樓閣,構成水木清華,婉兮清揚之美麗園景。後來禪宗漸趨普及,庭園成為天皇、貴族、大名及武將參禪之場所,具消閒娛樂功能的迴遊式庭院漸被枯山水庭院所取代。望文生義,所謂枯山水,即沒有山與水,以幼沙及石頭代之。一般枯山水庭院都空間細小但意境無限,鋪陳簡單卻哲理深邃,庭院簡約、靜謚,讓觀賞者沈澱深思,修身悟道。

進入龍安寺山門後迎面而來是一條彎曲小徑,小徑兩旁鬰鬱葱葱、蒼翠茂盛的林木夾道相迎,似乎要引領大家到某幽僻之處,看來是建築師用心良苦,要讓人調整思緒,平服心情,以平靜謙虛之心進入方丈庭院。龍安寺_方丈庭園(石庭)04

方丈庭院石庭面積約330平方米,庭上鋪滿白愷愷的幼沙,十五塊石頭,形狀大小不一,雖然沒有中國園林太湖石強調皺廋漏透的花巧精緻,仍可看出石頭是經過細緻入微的挑選。石頭分五組放置在沙上,每組石頭數目不一,從左至右分別為五、三、二、二、三塊,每組石頭再以青苔鑲邊。據說石庭的縱長橫長採用了西方強調的黃金比例。方丈院對面牆壁左邊較高,從左到右高度漸漸下降,因此觀賞者站在左邊往右看會產生視覺錯誤,石庭另一邊顯得更遠更深。值得一提的是,無論觀賞者站在方丈院任何一處,總不能一窺全部十五塊石頭,最多僅能看見十四顆。不論站在哪個角度,總會有小石頭會被前方較大石頭擋住,令觀賞者視缐受阻。

人們對於石庭的含意歷年來眾說分云。有人主張石頭代表陸地、島嶼及山岱,細沙象徵滄海或河流,沙上劃上一條條彎曲長線,宛若水流。另一説法指白沙是浩瀚宇宙,石頭乃天上的星斗,更有人相信是北斗七星。龍安寺_方丈庭園(石庭)02

有一派認為主張石庭比諭母老虎攜子過河的故事:老虎母親要帶三兒子過河,問題是母親每次僅可背著一個兒子,而母親不在場,強壯的老大便會吃了老二和老三。母親率先背老大到對岸,然後獨個兒回原岸,接了老二渡河。到了對岸,放下老二,帶老大回原岸,再攜老三渡河,最後才回去接老大和老二老三會合。

除了以上之外,還有一個簡單的説法。這十五塊石頭比喻完美,但人生七不能十全十美的。凡事不可強求,我們最多能擁有十三或十四塊石頭。如果費煞思量欲取得全部十五塊石頭,則有如緣木求魚,最終是徒勞無功的。正如蘇大學士所言,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他在《前赤壁賦》指出「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是不可求的。他又道:「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天地之間,萬物各有其主,不屬於自己的,分毫也不可取。

追求知識的道路也是同一道理。莊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學習本是人生一大樂事,所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但人生有限而知識有如浩瀚大海無窮無龍安寺_方丈庭園(石庭)01盡,企圖以一己力量,廢寢忘餐,強求無限的知識,忘却學習意義與樂趣,失去自我,是本末倒置、毫無益處的。

筆者佛理一曉不通,亦缺乏慧根。可是人們不斷推敲、探討、鑽研、分析這千古之謎,不正是以有涯追求無涯,尋求那遠在天邊、遙不可及第十五塊石頭嗎?

呦呦鹿鳴憶魏武

奈良公園位於奈良市以東的春日山麓,面積約600公頃。此為一綜合公園,園內的春日神社,位居日本三大神社之一、千年古剎東大寺和興福寺莊嚴宏偉卻又古撲幽雅、春日山原始森林古木參天,千年來無人砍伐,仍保持原始生態。

奈良公園_東大寺_中門06

除此以外,公園裡更養了超過一千頭鹿,由於園內沒有欄杆、籬笆,隨時隨地都會有鹿大搖大擺擦身而過。鹿兒們也非常大方,不會靦腆、害怕,更沒有敵意,任由遊客撫摸或拍照。在公園內隨處可發現牠們的蹤影,有的在一碧千里的草地上嬉戲追逐,有的在神社參道兩旁的樹下酣睡,害得我不敢造次,踮著腳悄悄地走過。

初次參觀東大寺,看見寺外聚集了數十頭鹿,好生詫異,難道牠們也是信衆不成。原來寺外有商店小販售賣「鹿餅」,供遊客餵飼鹿兒。鹿兒們在旁邊,一見有人手持鹿餅,便將其團團圍住,有鹿隻老實不客氣,拼命伸長脖子,企圖搶奪,有其他鹿隻咬著他的衣角不放,索取手中美食,遊客不由得大樂。奈良公園_東大寺08

鹿與傳統中華文化關係密不可分。「山麓」一詞乃山腳之意,將「麓」字拆開,上「林」下「鹿」,表示鹿在山腳下的樹林生活。美麗的「麗」字,上「丽」下「鹿」,可想而知,古代文化中,鹿是美的象徵。麒麟象徵吉祥,兩字部首皆從鹿,可以推論,鹿也代表好運多福。與鹿有關的成語有「逐鹿中原」和「鹿死誰手」,因此鹿字有政權或權力的意思。

在奈良公園𥚃,看到人與鹿各得其樂,不由得想起曹操名詩《短歌行》𥚃的「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全詩吟: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時可輟?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此詩容後討論,讓我先談作者曹操。奈良公園_東大寺_南大門05

曹操乃三國時期一代梟雄,更是史上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三國志》作者陳壽指他乃「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唐太宗李世民讚他「以雄武之姿,當艱難之運;棟樑之任同乎曩時,匡正之功異於往代」。蘇東坡《前赤壁賦》形容他:「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大文豪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中也說:「其實,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 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可惜後世對諸多誤解,基於不同理由,史書、野史與民間傳說將他形象嚴重扭曲。京劇戲曲中,曹操是帶著白臉譜的奸險角色。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更把他徹頭徹尾抹黑,使他成為家傳戶曉的第一號大奸角。

東漢末年,大地飽受戰火蹂躪,滿目瘡痍。曹操捭闔縱橫,平黃巾軍、降張綉、擒呂布、伐陶謙、討袁術、滅袁紹、破劉表、征烏桓,平定大半個中國,孫權不敢惹他,劉備被他打得無家可歸,連妻兒也不顧就落荒而逃。他在《蒿里行》流露悲天憫人的情懷:「鎧甲生蟣蝨,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當成為丞相時,大整頓吏治、抑制土地兼拼、減輕徭役、實行屯田制、修建水利、安定民生。此僅如此,他更有偉大抱負,從《對酒》一詩可以窺見:

對酒歌,太平時,吏不呼門。
王者賢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
鹹禮讓,民無所爭訟。
三年耕有九年儲,倉穀滿盈。
斑白不負載。
雨澤如此,百穀用成。
卻走馬,以糞其土田。
爵公侯伯子男,鹹愛其民,以黜陟幽明。
子養有若父與兄。
犯禮法,輕重隨其刑。
路無拾遺之私。
囹圄空虛,冬節不斷。
人耄耋,皆得以壽終。
恩德廣及草木昆蟲。

「吏不呼門」、「民無所爭訟」、「三年耕有九年儲」、「斑白不負載」(長者毋須肩扛頭頂重物)、「子養有若父與兄」(官員對侍老百姓如同自己父兄)、「路無拾遺之私」等等,全是他心中美好社會的願景。由此可見,曹操是一名以天下為己任的理想主義者,和民間流傳的奸詐小人形象大相徑庭。

奈良公園38上次重回奈良,正值暑退初秋時。涼風輕拂,樹枝不敢造次,只輕輕搖曳而作呼應。樹葉變得色彩斑斕,想起蘇大學士的名句「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由於楓葉尚未染至一片火紅,不見蜂擁而至的遊客,秋高氣爽,獨個兒享受涼風輕撫,閒步如白雲流水,說不出的惬意舒暢。

所謂春生秋殺,春天是萬物繁𣶹之時,相反秋天則是萬物肅殺。難怪歷代文人都以秋天比喻哀傷離別之情,甚麼「秋來處處割愁腸」、「多少綠荷相倚恨」,屈原形容秋天乃「悲哉秋之為氣也」。

建安十二年,曹操遠征烏桓班師回朝,路經渤海之濱。心有所感,題詩《步出夏門行》,其中一章《觀滄海》,寫自己「東臨碣石,以觀滄海」,其時正值秋天,「秋風蕭瑟,洪波湧起」,但他沒有感傷,而且「幸甚至哉,歌以詠誌」,流露積極進的人生觀。另一章《龜雖壽》道「神龜雖壽,猷有竟時」,神龜也有壽終之日,何況是常人。他已年過半百,已屆知天命之年,北方已經平定。不過,曹操非但沒有志得意滿,反之認為人生短暫,要在有生之年建立千秋功業,寫自己「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他雄心勃勃,躊躇滿志,期望能一統河山。

約二千年後,有人來到渤海,以詩緬懷曹操: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島外打魚船。
一片汪洋都不見,知向誰邊。
往事越千年, 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
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此人正是毛澤東。古往今來,像此二人既睥睨天下而又詩才卓絕者,實屬鳳毛麟角,也難怪老毛對曹操惺惺相惜。當年曹操煮酒論英雄,與劉備指點江山,道:「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據說當年毛澤東練習筆墨時,曾多次書寫此句。也許,他心目中的英雄不是劉備,而是另有其人?

讓我們回頭說那首《短歌行》。此詩作於建安十三年,由「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到「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慨嘆了人生苦短。後來筆鋒一轉,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此句引自《詩經·鄭風》,原本是一首情詩,詩人抒發對情人的思念。曹操念念不忘的,不是情事,是國事;使他魂牽夢縈的,不是情人,而是賢人。因此,同句被引用到《短歌行》,曹操表達他求才若渴,對招攬人才一事「悠悠我心」,念念不忘。「但為君故,沈吟至今」,為了你們我一直低吟到現在。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取自《詩經·小雅》。大概意思指有鹿看到美味的萍草,心情愉悅,發出呦呦之聲呼叫同伴。當年周王宴請羣臣,宴會上樂韻悠揚,杯觥交錯,樂也融融,形容明君得到賢臣輔助,君臣上下一心,天下㫒平。曹操流露出求才若渴之心,他希望效法周王得到賢明人仕相助,使天下大治。數年後,他又先後寫了數篇《求賢令》,其中一篇明言:「二三子其佐我明楊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在科舉制度創辦前,朝廷長期依賴士族管治,家族門第作為官員選拔升遷之條件,門閥觀念根深柢固,造成社會「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弊端。
過份重視名聲却助長士大夫矯情虛偽、道貎岸然之不良風氣。曹操對此不以為然。為了打破陋習,他提出「唯才是舉」,不理門第出身,不問社會名聲,只要有真材實幹,就可得到重用。

曹操唯才是舉,就是企圖打破士族壟斷官位的局面,而才幹作為選拔官吏的條件,對社稷大有好處,卻損害了士族的既得利益,令自己站在士族集團的對立面。當曹操大權在握,群臣抨擊他為奸臣、視他為大逆不道的竊國者,反對者當中,固然有忠於漢室者,更深層的原因,其實是舊有的既得利益者對新制度的抵抗。

假若曹操到此,看到春日山麓人與鹿各得其樂,想必也會心情大樂,宴請文臣武將,高歌人生幾何!

建安十三年,曹操赤壁遭逢慘敗,統一天下美夢成泡影,但在他的努力經營下,曹魏政權根基依然非常穩固,南方的孫吳及蜀漢不敢大舉來犯。

古往今來,多少風流人物,試問能無憾而終,又有幾人?

曹操曾説過:「設使天下無有孤,不知當有幾人稱王,幾人稱帝。」僅寥寥數字,卻字字擲地有聲;雖驕傲自負,但言之有理。東漢末年,群雄割據,要是沒有曹操匡亂反正 ,也不知兵荒馬亂、生靈塗炭至何年何月。

自古興亡有誰知,千秋功罪任評説。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往事千年,春日山屹立不倒,山麓的原始樹林依舊長青,春去秋來仍然固我。

世間已無李光耀(三)

前文提及李光耀從文化層面著手,他以英語為國家的工作語言,使新加坡成為兼容並包的社會,以吸引世界各地投資和人才。除了經濟因素外,語言選擇亦涉及深層的社會及政治問題。 

1965年,新加坡被迫獨立,華族乃最大族群,華人佔總人口約百分之七十五,馬來人和印度人分別佔人口約百分之十四和百分之八。雖然華人佔人口大多數,但若果獨尊華語,容易予人口實,將語言問題政治化,誤以為政府推行華人至上的政策,種族衝突勢必加劇,後果不堪設想。以華語為工作語言會令馬來人和印度人不滿,同樣地,以馬來語或淡米爾語為主,也會招致其餘兩個民族不滿。因此,最公平的方法就是以英語作為工作語言,令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的子女都學習英語,令大家都有公平的競爭環境。 

李光耀高度重視培養國民素質。除了推動英語成為工作語言,他同時鼓勵國民學習母語,從而了解自己民族的歷史文化,增加文化底蘊及文化認同感。他同時看到西方文化的不足。由於西方社會重視人權,年青人變得自我中心、好逸惡勞、沒有責任心、缺乏社團體意識。看到東方文化可以彌補西方文化的不足,他鼓勵國民透過學習母語,從而認識到自己民族的美德。他本人亦高度推崇華人儒家文化裏勤奮、節儉、謙虛、尊師重道、團體重於個人等優良素質。 為了生存和競爭,必先懂得英語。為了培養品德,也要學習母語。這就是推動雙語政策的最根本原因。 

語言政策改革滋事體大,涉及種族問題,牽一髮則會動全身。若過份急進,企圖畢全功於一役,容易人仰馬翻,後果嚴重。因此,政府推行雙語政策時,小心翼翼,幾經跌跌撞撞,才取得成果。套用老鄧的名言,就是「摸著石頭過河」。 

1966年,雙語政策剛開始推行,但校方可自行決定英語作第一或第二語言。若英語為第一語言,母語就是第二語言;反之,若選擇母語為第一,英語就必須成為第二。1987年,當英語成為主流,政府才統一全國上下,才完成英語為主,母語為輔。 

南大的故事亦值得一書。前南洋大學(Nanyang University)本是一座以華語為主要教學語言的大學。1980年,該校收生質素每況愈下,畢業生英語能力差而不獲僱主雇用,李光耀有見及此,他在一片反對聲浪下力排眾議,將南洋大學和新加坡大學合併,成立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後來成為南洋理工學院(Nan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1992年,升格成為南洋理工大學(National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寫到此,想起孟子的名言:「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此乃大丈夫。」

世間已無李光耀(二)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迫脫離馬來西亞聯邦,宣告獨立。事前李光耀曾四處奔走,企圖力挽狂瀾,無奈,時不利兮騅不逝,新加坡終被逐出聯邦。當日,李光耀在記者會上,一臉愁容,神情阻喪,還一度哽咽,其痛心疾首可見一班。莫道男兒無淚時, 只缘未到傷心處。

新加坡是一處彈丸之地,國內市場規模小、缺乏天然資源、失業率高企、種族問題錯綜復雜,加上強鄰覬覦,求助無門,前景堪虞。李光耀意識到,新加坡的唯一出路,便是創造有利營商環境,吸引外商投資和優秀人才。要補充一點,上世紀60、70年代,誇國經貿合作不可和今天全球化年代同日而語,不少發展中國家領袖受到新殖民主義思想影響,抱著懷疑和𧫴慎態度對待已發展國家企業投資,認為這是西方國家對前殖民地的另類剝削。李光耀卻不同,他是一名務實的領袖,他自言不受意識形態,理論規條所約束。為了吸引外商投資,他推行一系列措施,包括免稅優惠、政府低息貸款、基礎建設投資、都市綠化。在動盪不安,國或國之間爾虞我詐,明爭暗鬥的60、70年代,新加坡的開放政策,是走在世界前端。

李光耀認為人力資源是競爭力的最重要因素,因此他視吸納人才為治國的根本。他參考美國的經驗,該國是移民國家,文化兼容並蓄,人才源源不絕湧入,這些人才為美國注入新觀念、新思維和新技術,提昇創造力,令其科技走在最前,因此美國總能夠從多次危機及其他國家挑戰下自強不息,從新崛起。古羅馬帝國也是因為可以招攬各國人才,才換來數百年的強盛。現代日本情況則相反,該國是個單一民族國家,幾乎不接納新移民,排他性極強。因此在90年代經濟泡沫破滅後,缺乏創新力量,一蹶不振,欲捲土重來但舉步維艱。新加坡和美國同樣是移民國家,沒有沈重的歷史包袱,沒有根深蒂固的文化認知,有條件包容各國種族、宗教和文化。李光耀注意到,美國的主要語言為英語,而英語又是世界語言,故該國能夠吸引各國曉得英語的菁英不斷流入。

為了吸引各國人才和外資,儘管曾引起極大爭議,李光耀大刀闊斧、不遺餘力推行英語為先,母語為次的雙語教育政策,在全國學校用英語授課,教育人民用英語溝通和思考,在不影響學習英語的情況下學習母語(華人學華語、馬來人學馬來語、印度人學淡米爾語)。

經過多年努力,雙語教育政策收到成效,新加坡成為以英語為第一語言的多元民族國家。外地人到新加坡,不僅能和本地人溝通,而且可以融入社會,故此人才流入,提高了國家競爭力。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所發表2014-15年全球競爭力報告,新加坡排名全球第二(香港第七,台灣第十四,中國第二十八)。

有一點值得一提,李光耀曾認為,中文是中國的主要語言,外國人對中文感到艱深難學,且中國文化難以融入,因此中國不能似美國般吸納人才,影響科技創新,是中國經濟戰略的一大障礙。

世間已無李光耀(一)

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後二戰時期乃國際史上一段風起雲湧、波譎雲詭的歲月。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當年在國際政壇上指點江山、呼風喚雨的風雲人物已一一退下人生舞台,李光耀乘鶴西去,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終結。不論世人愛他、恨他、敬重他或批撃他,稱他為建國總理或政治強人,不能否認他是一位劃時代的世界級政治領䄂。

李光耀在1959-1990年出任新加坡總理,他見證了東西方冷戰、石油危機、越戰、日本經濟泡沫爆破、蘇聯解體等國際大事,帶領新加坡這個物質匱乏,飽受內憂外患的蕞爾小島,從第三世界走向第一世界,地緣政治影響力更舉足輕重。

筆者相信時勢造英雄。特定的客觀歷史條件讓人展現才華、抱負或野心,是歷史選擇了他們,但個人的意志卻不能左右歷史前進的方向。好比河水流經石頭,濺起水花,但石頭僅能影響河水流速,不能改變其流向。即使林肯未能當選美國總統,奴隸制度早晚會被廢除。就算瓦特沒有發明蒸汽機,工業革命始終會發生。沒有孫中山、沒有黃興,滿清政府仍會退下歷史舞台。李光耀也是云云眾生其一,沒有他,亞洲經濟會照樣高速增長,東南亞諸國遲早會創立東盟,中國依舊會開放改革,但沒有李光耀,新加坡或許不會出現經濟奇跡,更遑論在近代史上佔一席位。新加坡的成就,筆者不敢斷言是否後無來者,但肯定在世界歷史的長河是前無古人。

儘管近日有關李光耀的評論或悼念文章如雨春筍,俯拾皆是,筆者仍手癢難耐,決定提起筆桿,用文字方式向他寥表敬意。

俱往矣,世間已無李光耀。

協和廣場的亡魂

協和廣場(Place de la Concorde)位於巴黎市中央,廣場倚靠風光旖旎的塞納河,東側是古典精致、綠草如茵的杜勒麗公園(Jardin des Tuileries),西側是著名的香榭麗舍大道(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的起始點,沿著大道行西去,可直達宏偉壯麗、雕欄玉砌的凱旋門(Arc de  Triomphe)。廣場中央直插雲霄的埃及方尖碑傲然而立,四周豎起十多座巴洛克式雕塑及噴泉宏大雄偉,廣場仿似在誇耀法蘭西的光輝歲月,懾人心魄。
 
可是有多少到訪者知道,這座華麗的廣場,在十八世紀未法國大革命期間,曾是那血跡斑斑,惡名昭彰,令人不寒而憟的斷頭臺行刑場。

後人總為革命披上光榮、偉大、神聖、悲壯、浪漫的華麗衣裳。這是全部真相?
 
表面上,大部分的革命旨在推翻獨裁,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然而,革命往往和經濟有不可分割的關係。1775年,法王路易十六(Louis XVI)登基,歷經路易十四(Louis XIV)窮兵黷武、大興土木與路易十五(Louis XV)的揮霍無度、窮奢極欲,國家已是風雨飄搖。國庫空虛,稅徭沈重,貧富嚴重不均,加上糧食短缺,農作失收,大地發出淒厲的悲鳴,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大廈將顛,非一木所支也。

縱觀人類歷史,革命總是離不開暴力,老毛也曾說:「槍桿子裡出政權」。民眾因飢餓與貧困而發動暴亂、騷動及搶劫。「百姓一亂,則魚爛土崩,莫之匡救。 」當暴動之火一旦燃點,其他民眾就紛紛效法,結果動亂就以星火燎原,風卷殘雲之勢蔓延,到了1789714 ,憤怒的巴黎市民攻佔並摧毀了巴士底監獄(Bastille),後世以此作為法國大革命的起點。
 
巴士底監獄是中世紀時期建成的堡壘,最初是為了軍事防禦目的而建,後來成為一座典獄,到了路易十四時,王權達到極致,囚禁了不少政治犯及異見人仕。路易十四後,統治者對思想言論管制逐漸寛容和寬鬆,巴士底已逐漸失去其作用。1789年,當怒髮沖冠的群眾攻陷巴士底時,獄中僅囚禁了七名罪犯,而且全都不是政治犯。更甚者,巴士底監獄的典獄長被群眾毒打後殺害,其首級被插在長矛上遊街示眾。偉大的革命就以群衆的蠻橫行動揭開了序幕。革命者就以攻陷巴士底監獄作為大革命的里程碑及代表性標誌,後來714 更被定為法國國慶日。
 
平心而論,比起路易十四及十五,路易十六談不上是一名壞君主,即使在革命前,他已嘗試改革求進。巴士底事件後,國王同意君主立憲,改革稅制,及取消貴族和教會特權。不幸的是,循序漸進的改革在短期內是沒有顯著成效的,新政策非但沒有舒緩公眾的情緒,反而認為國王沒有誠意推行改革,人民滿腔努火,局勢更加動盪不安。
 
歷史學家托克維爾(Tocqueville)道:「革命並不總是因為人們的處境每況愈下而引起。一個嚴刑峻法的國家,人民都非常有耐性、似乎若無其事地忍受,但法律一旦寬鬆,他們就會開始反抗。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之前的政權更開明,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壞政府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剛開始改革的時候。……人們耐心忍受着苦難,以為這是無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提出想脫離苦難的建議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被消除的苦難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還有其他苦難存在,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減輕,人們感覺反而更強烈。步向滅亡的封建制度比起其最強盛時更能激起法國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微不足道的專橫政策似乎都比路易十四所有的專制更難以忍受……」
  
歷史告訴我們,每當某處政局不穩時,總是謠言四起。當民眾對路易十六的改革逐漸失去耐性時,流言蜚語不絕於耳。例如有謠傳國王打算派軍隊鎮壓平民,外國軍隊即將入侵,殺手到處出沒。後來,又盛傳王后瑪麗(Marie Antoinette)和兒子路易十七亂倫;這類謠言其實和時局風馬牛不相及,卻加深了民眾對皇室仇視。不知瑪麗王后那句「名言」:「人民沒麵包吃就給他們蛋糕吧!」是否也是始於大革命時期。(題外話,此句和晉惠帝説的「百姓無粟米充飢,何不食肉糜」極其相似,我懷疑是抄襲。)

巴黎市彌漫不安氣氛,民眾情緒日,怨恨憤怒接近沸騰點,激進勢力乘機抬頭,令風燭殘年的波旁王朝雪上加霜。到了1793年,可憐的路易十六與瑪麗王后先後被推上斷頭臺,身首異處。兒子路易十七被囚禁並虐待至死,年僅10歲。
 
從前的因,今天的果;前人作孽,要由後世子孫承受,命運之弄人,歷史之擺佈,令人不勝唏噓慨嘆。
 
每當一個王權被革命迅速推翻後,新制度的建立仍在摸索階段,此時便會出現權力真空。在權力真空的情況下,當統治者之間、或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出現矛盾時,往往訴諸暴力。
 
如果說革命是制度的更換,那麼它既要破壞,亦要建設,既要推翻舊制度,更要建立新制度。革命又往往離不開暴力,但暴力僅能破壞,不能建設。矛盾的是,在革命的熊熊烈焰下,人們會沉溺於使用暴力,以為暴力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金科玉律,結果舊社會被打得稀巴爛,新制度的建立是遙遙無期。
 
暴力會令人剛愎自用,獨斷專行,凶狠乘戾。革命分子變得更激進,不容異己,哪怕是稍為溫和的意見。在他們眼中,非黑即白,非左則右,非友即敵,非此則彼。不是革命派就是保皇黨,不是革命義士就是反革命分子,從此再沒有中庸之道或中間路線。人們逐漸殺紅了眼,過去的激進者被更激進人仕取替。昨天是革命元勳,今日成了反革命罪人。昔日手執權仗判決定他人生死,今朝輪到自己成為斷頭臺的亡魂。揭竿起義,透過革命建立共和的理想,拋到九霄雲外。
 
君主立憲派被主張共和的吉倫特派(Girondins)轟下台,後來吉倫特派被更激進的雅各賓黨(Jacobin)取而代之,巴黎陷入白色恐佈。雅各賓黨掌權後又發生內哄,羅伯斯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鏟除了昔日的革命伙伴埃貝爾(Jacques René Hébert)和丹東(Georges Danton)。不久,羅伯斯比也被推上斷頭臺
 
據記載,1791-1794短短4年間,共有7萬人成為斷頭臺的刀下亡魂,更諷刺的是,不少遭處決者都不是當初掀起革命要「革」的對象,如皇室、貴族、教會人仕等特權階級。

因共和而獨裁,為了自由而專制,又假惜公義之名而使用暴力,這就是偉大的革命?
 
面對永無休止的殺戮,民衆漸漸懷念當年波旁王朝的日子。時勢造英雄,拿破侖(Napoléon Bonaparte)橫空出世,收拾殘局。1804年,他加冕稱帝,建立法蘭西第一帝國,共和國壽終正寢。法國大革命,國民推倒帝制,建立共和國,十多年後,他們又擁護新皇帝,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後來拿破侖政權被歐洲列強推翻,波旁王朝復辟,之後又被七月王朝取而代之。接著,第二共和國成立,數年後,法國又恢復帝制,法蘭西第二帝國取替了共和國。
 
亂哄哄,你方唱擺我登場。
 
專制,共和,專制,共和……歷史吊鐘在帝制與共和之間搖擺。要到1870年,即革命的81年後,專制才退下歷史舞臺。
 
我們不禁要問,為何法國會經過動盪不安、反反覆覆、流血千里的過程尋找其共和之路,某些國家如大不列顛卻大相徑庭,緩慢但循序漸進性地改變政治制度來配合社會架構變遷、經濟結構轉型,找出最適合國情的君主立憲(constitutional monarchy)及議會式民主(parliamentary democracy),減輕階級矛盾而引致的傷亡。
 
當教科書,慶典,媒體替某某革命、運動盲目地歌功頌德,推祟備至,不去回顧歷史,不看事情的正反兩面,我們也永遠不能從歷史吸取經驗和教訓。
 
我愛讀史。當我沈澱那浩瀚的歷史長河和悠悠的歲月時光,思想領域會發現一片又一片新大陸,豁然開朗。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共勉之。
 

莫耶斯被炒

莫耶斯被曼聯辭退,或許是意料中事,但消息被確認,仍然引起不少迴響。

先天因素乃莫耶斯的致命傷,他接下的是費格遜的盛世皇朝。費格遜為帥二十六載,他捭闔縱橫,多年來東征西討、南攻北伐,建下了不世奇功,有傳媒更評選他為有史以來最佳足球領隊。莫帥新掌帥印,就像蓋莰(Bill Gates)和喬布斯(Steve Jobs)的繼任人,聲望不足,把他和前任比較,公衆難免對其信心打了折扣。當年諸葛亮初出茅蘆出任劉備軍師,以張飛關羽為首等將領提出質疑,認為這小子乳臭未乾不足以當大任,幸好孔明運籌唯握,為劉備打下了一兩場漂亮勝仗,諸將信服。當年劉軍屢戰屢敗,乃狼狽之師,勝仗對他們而言是久旱逢甘露,故此孔明僅一兩場勝利便足以得到認同。但莫帥卻擁精銳之師,勝仗是理所當然,敗仗乃不可寛恕。先天因素,加上球隊連番遭逢敗績,令公眾對其不信任有增無減,最終導致帥印被奪。

再談後天因素。司馬遷著《史記》卷五十四<曹相國世家>記載,當年蕭何離世,曹參繼任相國,他沿用蕭何留下的一切法令,無所參更,無為而治。皇帝質問曹參,他反問皇帝:「陛下與先帝比,誰更英明?」皇帝回答:「朕豈敢與先帝比較。」曹參再問:「陛下認為臣與蕭何相比如何?」皇帝日:「你好像比不上蕭何。」曹參於是回答:「先帝與簫何平定天下,法制健全,我們只要沿用遵從,不犯過錯,豈不合適?」由於曹參沿用蕭何政策,百姓有安穩的日字。費格遜久居帥位,打造曼聯盛世,多年來其管理模式、領導方針、用兵哲學自有其過人之處,非一時半刻所能取代。可惜莫帥上任後,帥位未穩便大刀闊斧進行變更,導致球會上下無所適從。最顯著的例子莫過於球隊操練,自其上任後,莫帥把青年軍操訓重點從控球在腳,改為以訓練體能為主。控球在腳不僅是沿用多年的練習重點,更是球會根深柢固的足球哲學。莫帥此舉,令球員無所適從,怨聲四起。或許莫帥高瞻遠足,察覺到球會盛世之中有隱憂,山雨欲來,決心進行改革。可惜欲速則不達,改革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如同經濟學之休克治療法(shock therapy)。一刀切,步伐過急的經濟改革措施包括企業私有化、市場自由化等最終導致貧富懸殊加劇、惡性通貨膨脹、貨幣急速貶值、失業率急速上升等災難性後果。

另一例子,就是莫帥一上台便辭退了費格遜遺下之教練團隊,由自己擔任愛華頓領隊時之團隊取而代之。一朝天子一朝臣,古今皆然。莫帥決心改革,委派心腹擔任其助手乃情理之中,但他卻操之過急,新官上任,在陣腳未穩,威望不足的情況下,前朝功臣一個不留。試想,費格遜助手們擔任要職多年,對球員一切,包括性格、狀態、心理素質、新舊傷患、優缺點瞭若指掌,更甚者,他們深得球員信賴,與球員亦師亦友,正好作為新官上任的莫耶斯和球員之橋樑。莫帥將他們擺官,無疑為自己和球員之間的嫌隙埋下伏缐。另外,曼聯陣中球員隨老帥馳聘沙場多年,大小戰役無數功勛顯赫,縱使非心高氣傲、桀驁不馴之輩,也是難以駕御。菲臘尼維爾憑藉前曼聯球員身份仍然受到球員尊重,活士(Chris Woods)乃前國腳,且出任守門員教練,與球員沒有多大衝突,但其餘兩名助手則履歷乏善足陳,難以服眾,擔任衆球星教練難以勝任,令到莫帥和球員的隔閡加深,將帥不和,諸將不用命,戰績豈能不下滑?,

或許,以上都是事後孔明。莫耶斯的不幸,是他生不逢時。在全球化的年代,足球與資本掛勾,轉形成了一門生意,球會成為企業,領隊成為企業管理人。有一點值得一提,傳統上,比賽中帶領運動員之人英文稱為coach,足球隊領導者(或俗稱領隊)英文為football coach,到了當代,足球領隊英文為football manager,顧名思義,領隊不單是教練指導員(coach),更重要的是球隊管理者。用企業管理學分析,球迷、球員、老闆、投資者、贊助商都是球會的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球隊成績差強人意,球員士氣不振、球迷不滿,也令追求短線回報的投資者、贊助商利益受損。加上曼聯來屆將缺席歐聯賽事,經常性收入減少,老闆擔心融資困難,經費減少,球隊來屆難以大肆擴軍,前景堪慮,球員、球迷對莫帥失去信心,惡性循環,怨聲載道。莫帥作為企業管理人,招惹以上各利害關係人的不滿,成為眾矢之的。老闆唯有揮淚斬馬謖,以平息眾憤。

莫帥在位時經常强調,他的改革以球會長遠利益為本,呼籲公眾要有耐性。惜時不利兮,現今急欲求成的社會,只有近憂,遠慮顧不及,稍有閃失便天地不容。統計數字指出,企業CEO平均任職年期每年都在縮短,正反映時下價值觀。

費格遜辭官歸故里,是一個年代的終結,再沒有另一個費格遜能長掌帥印達二十六年之久,取而代之,只有無數位莫耶斯。

釜山甘川文化村—成功的保育個案

甘川洞位於韓國釜山市西區某處山坡上。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韓戰爆發,大批難民湧入釜山,甘川洞成為難民聚居地。戰後,部份人在此落地生根,於是甘川洞逐漸發展成一村莊。數年前,地區政府聯同村民及藝術家,將此老化的社區打造成富有濃厚藝術氣息的甘川文化村。
村內老房子的外牆原是灰白斑駁,被藝術家塗上鮮豔奪目的顏色。從高處鳥瞰,櫛比鱗次的民房披上色彩斑斕的綢緞,宛如姹紫嫣红、茫無邊際的花海。房子的屋頂、窗台,還有街燈、石級、路標、欄杆、行人路等無不添上趣味盎然的圖案或匠心獨運的雕塑,加上個體戶經營的咖啡室、工藝精品店、書店、展覽館、美術館,令這老態龍鍾、步履蹣跚的社區變得生機盎然、精神抖擻。村內一條條高低起伏、彎彎曲曲的里弄斜巷縱橫交錯,在其中倘佯蹓躂,不亦樂乎。DSC00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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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人來人往熙熙攘攘,當華燈初上,遊人便逐漸離去,沒有夜市酒吧,村內不會成為燈紅酒綠,夜夜笙歌的場所而對村民構成滋擾。同時,附近亦沒有連鎖啇店或大型旅館,不會造成寸金呎土,地價租金飆漲而影響民生。

既能將這老化社區的舊建築加以活化保護,振興社區經濟,尊重私有產權,同時亦令村民安居樂業,更為藝術家提供創造平臺,推動政府與民間合作,乃多贏方案。

保育,並非大灑金錢,大興土木,更不用動輒就左拆右拆,東遷西徙。我們的政府,有此智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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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遊雜憶(七):波希米亞的明珠—布拉格

德國大文豪哥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曾經形容捷克首都布拉格是世界皇冠上最珍貴的寶石(Prague is the most precious stone in the crown of towns.)

多年前我負笈英倫,趁冬日休課期間,暫時拋下塵世俗務,與友人同遊布拉格。時光荏苒,距今已是一紀之遙,但至今仍歷歷在目,記憶猶新。我們抵達布拉格,在酒店放下細軟,第一個目的地就昰舊城區,一抵達舊城區,我頓時愛上了布拉格。城區裡的教堂、市政廳、宮殿、劇院、天文樓、火藥塔,石路,歷史文化沈澱,宛若時光凝固色彩繽紛,恍如去到童話世界,目不暇及,令人樂而忘返。

有別於巴黎市中心都市規劃所強調建築的工整對稱,舊城區似乎未經任何規劃,不同年代、風格、色彩、大小、線條、高低的建築將市中心廣場團團包圍。令人詫異的是,建築群不但沒有顯得雜亂無章,反而在互相輝映襯托下,舊城區的整體美感得以昇華,仿如原野上百花競放,嫣紅姹紫下之自然美景。

廣場有一鐘樓,登上鐘樓頂鳥瞰舊城區,看到那醉人美景,頓時呆了。冬日暖陽斜灑,與色彩絢麗的廣場建築交纏,色彩眩目,如同視覺盛宴,令人如痴如醉。層層疊疊的磚紅色屋頂形成一片紅海,與藍天白雲交融,相映成趣。穿梭那街頭巷尾是另一樂也,在鐘樓下古城巷內,明明「山窮水覆疑無路」,轉瞬間就「柳暗花明又一村」,一處老房子戶外庭院忽然映入眼前。此外,在舊城廣場某角落咖啡店內,細品紅茶醇香,觀賞廣場四週之絢麗多姿、靜聽鍾樓之鐘聲妙𩐳,人生如此,夫復何求!

從舊城區信步往西就會抵達伏爾塔瓦河(Vltava)。此川流不息的長河,既非「滾滾長江東逝水」之氣勢磅礡,亦不像「黃河之水天上來」般氣吞天下,而是宛若溫柔慈祥的母親,孕育了波希米亞的璀璨文化。抬頭遠眺對岸,那巍峨壯麗的歌德式聖維特教堂(St Vitus Cathedral)昂然挺立在小山丘上的城堡區,尖塔高聳入雲突顯其神聖不可侵犯。教堂從多個世紀以前就一直鳥瞰山下的布拉格城,在悠悠歳月中守護她。教堂往下看,那櫛比鱗次、色彩斑斕的老房子從山丘伸延到伏爾塔瓦河河邊,侊如歡欣跳躍的音符,令到四處洋溢輕鬆愉悅的氣氛。詩詞畫意的河邊風景卷入眼簾,令人心曠神怡,寵辱皆忘。

橫跨伏爾加河的查理斯古橋(Charles Bridge),連繫了舊城區與對岸小城區。多年來,管他風吹雨打,滄海桑田,這道古橋樑依舊屹立不動,與斯立夫民族的堅韌不屈源出一脈。橋上三十座精雕細琢的石像,不知目睹多少人的悲歡離合,更不知見證了多少朝代的興衰交替。我渴望這道橋是永無盡頭的,無奈事與願違,明明是緩步而行,卻似疾步而飛。世上所有美好事情總是轉瞬即逝,走畢橋後,依依惜別、無限眷戀。「来如春夢幾多時? 去似朝雲無覓處」。

在橋上,我情不自禁啍起了史麥塔納(Bedrich Smetana)的《我的祖國》(My Fatherland)第二樂章,旋律浪漫動人,猶如向聽眾娓娓道出了伏爾加河那波瀾壯闊、風雲激蕩的歳月。德弗乍克(Antonin Dvorak)的《新世界交響曲》(From the New World)也是我非常鐘愛的捷克交響樂曲,尤其是第二樂章,作曲家悠悠鄉愁溢於言表,處處流露出相思眷戀之情。正是:「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每次聽畢這兩首交響詩,都覺餘音裊裊,繞樑三日,「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講到音樂,不可不提布拉格與莫扎特(Wolfgang Mozart)之不解淵源。當年音樂神童在維也納陷入事業低潮,相反,他在布立格卻深受愛戴。後來他在布拉格完成了歌劇唐喬凡尼(Don Giovanni)並在當地首演,盛況空前。後來莫扎特逝世,布拉格為他舉行了彌撒,萬人追悼。難怪他生前曾感慨地道:「知我者布拉格也」可見布拉格人是莫扎特的知音。

記得某名人曾說過建築是凝固的音樂,音樂是流動的建築。在我心目中,布拉格的建築是最扣人心弦的凝固音樂,波希米亞的音樂是最感人心脾的流動建築。比起南歐人的熱情奔放,捷克人顯得沈默寡言,但從對建築和音樂的品味和追求來看,他們骨子也是浪漫多情的。

捷克向來都是命途多舛,地理上屬歐洲中心,向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強敵覬覦從未休止。捷克曾被哈布斯堡王朝統治達四百年,一次世界大戰後好不容易才宣告獨立。可惜1938年被德軍入侵,對方迅雷不及耳,兵不血刃就佔領了布拉格。同樣事情又發生在1968年,這次輪到蘇軍。同樣地,對方如入無人之境,布立格轉瞬間便淪陷了。兩次被入侵,市民都沒有激烈抵抗,反正打不過就不如不打,保留實力再伺機而動。由於沒有遭遇槍林彈雨,布拉格古城幾乎絲毫無損。

另一邊廂,1944年,捷克的鄰國波蘭,地下軍在華沙起義,企圖從德軍手中奪回首都。起義軍「寧為肉碎,不作瓦存」,激烈火拼下,不但「壯士一去兮不復返」,華沙古城慘遭摧毀,最終更被夷為平地,僅餘一大片斷垣殘壁。由於布拉格人的「無為」,布拉格這珍貴的文化遺產得以保留。

捷克人不僅天生浪漫,更天生一副傲骨。在強敵當前,捷克人既不慷慨就義或拼個魚死網破,亦沒有擺出阿諛諂媚或搖尾乞憐的姿態,而是以沉默作拒絕,以忍耐作抵抗,除此以外,他們堅韌不屈地更進行長期抗爭。捷克作家克拉瑪(Ivan Klima)在《布拉格精神》(英譯: The Spirit of Prague)一書中描述知識份子如何透過地下集會、地下硏討會、出版地下刊物,用筆桿子極權政府進行鬥爭。1989年,天鵝絨革命爆發,人民終於得嘗所願,推翻專制政權。捷克人可以自己當家作主,擁有自己的民選總統和國會。1968年,布拉格在沒有抵抗下被蘇軍佔領,差不多30年後,又幾乎沒有流血情況下重投布拉格巿民懷抱。兩次「變天」都幾乎沒有傷亡,此例在歷史上屬鳯毛麟角,堅韌,忍耐、克制、樂觀、理性、睿智,缺一不可。

1990年5月,捷克走向民主自由後第一次舉行布拉格之春音樂節。開幕演奏會極富劃時代意義意義。演奏樂章是洋溢愛國情懷的《我的祖國》,而且更由流亡海外達四十年的名指揮家庫比利克(Rafael Kubelik)負責揮棒指揮,象徵國家擺脫專制統後重獲新生。演奏完畢全場站起掌聲雷動,聽眾情緒高漲,慷慨激昂,喝采之聲此起彼伏,久久不止。他們不僅聽了一場悠揚悅耳,觸動心弦的演奏,更聽到自己民族在歷盡災劫後重新站起的勝利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