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 2019-08-21: 香港可邁向大和解嗎?緬甸經驗的啟示

余偉麒  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國際研究系博士、治學文社成員

經歷過去數月由《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抗爭,香港社會的二元對立正處於前所未有的嚴重撕裂,大部分理性的從政者都知道香港的抗爭者最終不可能推翻政權,要香港重新上路,必然要來一個「大和解」。筆者研究緬甸問題多年,冒昧分享一下緬甸過去數十年的經驗,或許能為香港目前的困局帶來一點啟示。

跟香港一樣,緬甸亦曾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緬甸於1948年獨立成國,但在建國的路途障礙重重,最棘手的就是如何收納135個不同的民族,讓他們融入一國的體制,過程中內戰連場,最終總算可以在2008年憲法的框架上踏出第一步的大和解;全國最大反對派全國民主聯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 NLD)更可以在2015年大選中高票當選,政權順利交接,踏上民主過渡的重要第一步。

當然,2008年的憲章並非完美,最為人詬病的是軍方仍保留絕大的話語權。但是,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袋住先」的循序漸進或許總比我們眼前的全面倒退更好;緬甸大選後即使還有零星戰火,經濟民生及社會發展的「大躍進」的確有目共睹。

在這裏必須強調,這篇文章不是建議香港仿效緬甸如何獨立成國,而是假設香港是緬甸中的少數民族,在被統一後應該如何與當權者重新訂定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從而邁向大和解。

軍黑合作引發抗爭

緬甸獨立初期,為了吸納調和多個進行獨立抗爭的少數民族,採用聯邦國會代表制,當年緬甸獨立領袖昂山將軍承諾給予高度自治,並承諾10年後若果這些少數民族不滿意聯邦體制,大可自行宣布獨立。後來,即使昂山將軍在1947年緬甸未獨立前已遇刺身亡,10年後可自行宣布獨立的承諾仍然被納入在1948年的憲法內。

不過,1957年,即10年期限屆滿之前,當時總理內溫以國家安全為由,主動邀請軍方參與平息內亂,而軍人終於在1962年推翻內溫政府,緬甸從此踏入軍政府狀態,全力推行緬族化(Burmanisation),迫使少數民族的自主自決抗爭更趨白熱化。

不得不提的是,六十年代末期,緬甸政府軍因為沒有能力應付來自多方的民族戰線,毅然招攬土豪,容許他們進行包括毒品買賣等的非法活動,以鼓勵他們組織人民軍隊(local militia)用來鎮壓本土抗爭。毒梟羅星漢便是在這個時間成立人民軍隊Ka Kwe Ye(KKY),一方面「軍民合作」打壓本土民族抗爭,另一方面透過軍方默許的便利從事毒品買賣,成為六七十年代叱吒金三角的重要持份者。

可是「軍黑合作」的鎮壓方式沒有帶來多大成果,反而令本來內部統一的民族社會嚴重撕裂,至今仍未修補。最後軍政府被迫解散人民軍,改以懷柔政策開始與民族武裝軍隊直接對話。事實上,自從1989年軍政府分別和多個民族武裝軍隊簽訂停火協議,並允許後者成立民族自治區,政府軍和民族軍衝突的數目遠少過族內衝突。

2008憲法突破困局

經過數十年的「軍黑鎮壓」,少數民族繼續頑抗,軍政府多年來都無法有效施政,國家的政治、經濟民生情況一團糟,終於在1988年爆發全國性大規模示威,民眾對民主改革的要求,換來軍方武力鎮壓。

雖然軍方在1990年舉行大選以平息民憤,但當以昂山素姬為首的全國民主聯盟勝出後,軍方隨即宣布選舉無效,及後更把昂山素姬軟禁,西方國家制裁接踵而來。被孤立後的緬甸只可單方面依賴中國,為了減少對中國的依賴,被孤立後的緬甸軍政府終於在2008年推出新憲法,在確保軍方既有利益的前提下,加入政制的民主成分,目的是希望可以透過大選來鞏固政府的認受性,從而再與西方接軌。

憲法內最具爭議性的主要有四點:

一、第14章給予軍方在毋須選舉情況下,便可以直接佔有國會四分一議席;

二、第17章第2節給予軍方在內務部、邊防部和國防部的部長有絕對任命權;

三、第59章第6節禁止總統的配偶及其直隸家屬擁有外國國籍(評論認為這條款亦是專為昂山素姬而設,因為她的先夫是英國人,兩名子女亦擁有英國護照);

四、第40章第3節容許軍隊總司令以國家安全為由,宣布國家已進入緊急狀態,行政立法機關立刻可以由軍方接管。

2010年,緬甸軍政府便根據2008年憲章舉行過一次全國大選,代表軍方的聯邦鞏固與發展黨(Union Solidarity and Development Party, USDP)在爭議聲中勝出,當時昂山素姬仍被軟禁在家,其政黨全國民主聯盟亦因為不滿2008年憲章內的不公平條款而杯葛該次選舉。

直至2015年在昂山素姬帶領下,全國民主聯盟以高票當選,雖然在2008年憲法的掣肘下,昂山素姬不能成為總統,軍方更在內務、邊境及國防事務上有絕對的話語權,但2015年大選始終是緬甸民主發展過程中的分水嶺,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少數民族選民能夠跨越民族界線投票給全國民主聯盟,意味自從1947年彬龍會議(Panglong Conference)後最重要的一次大和解。

為何昂山素姬及其全國民主聯盟在同一憲法底下,會杯葛2010年大選,卻又同意參與2015年大選?在當時的國際大環境下,緬甸急欲再次與西方接軌,促使當時總統吳登盛釋出善意,解除軟禁並與昂山素姬會面。但同時更重要的關鍵,是昂山素姬得到大部分少數民族代表的認同,可以當「大台」統一反對聲音。當建制和反對派各有代表可以統一內部口徑,雙方對話的基礎及窗口便能達成。

去殖太急激化矛盾

回顧香港回歸祖國多年的情況,當權者以「一國大於兩制」的思維治港,本土文化和核心價值都不受尊重。近年,建制當權派得勢不饒人,即使面對最溫和理性的反對聲音,亦要扣上「反中亂港」的帽子,「佔中」過後,社會上二元對立的裂痕不但沒有改善,更因接連發生的議席失效和對「公民抗命」人士的檢控而進一步撕裂。當權建制派在己方形勢比人強的情況下,不期然地產生一種「傲慢與偏見」,硬推《逃犯條例》修訂時,把一切反對聲音視為「廢話」,更進一步的激化矛盾。

已故著名緬甸學者約翰弗尼澳(John Furnivall)在研究緬甸少數民族的社會制度時,便曾經斷言,任何一個建國者都不可能一次過推倒之前所有社會行之有效的制度,從而改寫社會藍圖,任何對本土社會結構的高壓式破壞,只會激化社會矛盾,弄巧反拙,為建國帶來不必要的障礙。這亦是穆罕默德艾約(Mohammed Ayoob)在《第三世界國家安全困局》一書裏所提及的常見現象,這些國家大都是從殖民者手上剛得到獨立,建國者因為太過急進而推行去殖民化,過程中撕毀了在殖民時期所建立的社會契約,而新的社會契約未被公眾認同,政府和民眾的摩擦從此而生。

緬甸建國初期便銳意推行「緬族化」,少數民族群起抗爭,當國家軍隊無力應付多邊民族戰線,便毅然招攬土豪,以「黑」制民!這段黑暗歷史從1948年建國至2015年大選,足足維持了67年。

港無曼德拉或昂山素姬

同樣地,香港現今的社會矛盾正就是因為建制派急不及待地要跟內地政經接軌,太過急進地「去殖去本土」,激發香港人民群起抗爭,維護本土價值。同時,當香港警察被認為對抗爭者及傳媒使用過分武力之際,發生了懷疑有黑社會背景人士在元朗無差別襲擊市民的事件,過程中警察沒有到場執法,「官警黑」勾結的指控不脛而走,警民關係亦徹底撕裂。緬甸需要67年才能達到大和解,我們的政治領袖又能否以較短的時間帶領香港步向大和解呢?

自從《逃犯條例》修訂被宣稱「壽終正寢」後,行政長官只強調要做好民生工作,企圖再打經濟牌來挽回社會秩序及平息民憤。誠然,這些過時政策注定無法成功解決社會矛盾!早於佔中運動後,筆者亦曾解釋單靠推動經濟而不修改政制,不可能平息民憤;但社會系統須要回復平衡,犧牲的最終就是經濟發展,希望當權者要有無比的智慧去擺脫「霍布斯的困境」(Hobbes’s Dilemma)【註】,避免製造更多社會混亂,從而把強硬施政合理化。可惜地,香港正面臨這種困境!

要平息民憤,重啟政改,不妨參考緬甸的大和解經驗。

緬甸的大和解建基於2008憲章,當中第14章給予軍方在毋須參選下可得到國會四分一議席。假設香港要仿效,大可嘗試把選舉條例修改,廢除立法會的分組點票,把四分一議席留給功能組別,功能組別的代表可以在不需要參加全民直選的情況下直接躋身立法會。

功能組別的結構亦應適時重組,以反映香港現今社會及未來發展的狀況。假設功能組別的代表全屬建制,建制派只須透過直選得到另外四分一議席,便可操控立法會。當然,在政制改革中加入這些對既得利益者的保障,肯定無法符合現時大部分反對派對普選的要求,但從緬甸反對派的經驗來說,「袋住先」這不公平的選舉制度,未必一無是處,或有可能為香港的政治環境帶來正面改變。

假如北京/建制派認為這樣的選舉制度還未夠安全,亦可參照緬甸憲章第17章第2節,除行政長官外,直接任命3位官員。

緬甸2008憲章第59條第6節更是神來之筆,這條例禁止總統的直屬親人不可以擁有外國國籍,這條例若然能夠在香港伸展到全體問責官員,既可以平息民間認為當權者留有「逃生門」的指控,亦可為現任行政長官及其他重要官員提供下台階,不須要等待中方「撤回」任命,亦可立刻離開這個功能上已「壽終正寢」的政府「熱廚房」。

不過,即使建制派能夠釋出善意和誠意,運用政治智慧重啟政改談判,亦要耐心等待談判桌上的對手出現。在當前局勢下,反對派根本沒有「大台」,當中的所謂「和理非」跟「勇武」路線互不「割席」,但亦同時互不代表,短期內不見得會有一個類似南非的曼德拉或緬甸的昂山素姬等魅力型領袖能夠適時冒起,統領反對派的不同路線,跟當權者展開有意義的對話。

要達致大和解,談判雙方總要互相讓步妥協,關鍵一球的發球方往往是手握權力和資源的當權者。可是,假如我們的政治領袖繼續誤判形勢,持續以高壓手段對付反對聲音,亦無意重啟政改,只會令社會矛盾繼續惡化,大和解則更遙遙無期。

註:「霍布斯的困境」(Hobbes’s Dilemma)是指人類的自私會帶來戰亂,但當人民對亂產生厭倦,他們便會願意放棄某些權利來換取平穩,這便是社會契約,因為社會契約最終是由當權者推動,這亦給他們誘因去製做混亂。

 

心痛、感恩、前瞻

對不起,我自私,我懦弱,在過去一星期的學生運動/佔中事件發展期間,一直保持沉默,在朋友同事圈子中亦沒有講太多,唯一的表態就是社交網站上的黃絲帶。

在這個資訊發達而大家亦要爭相發表意見的時候,我在這裡自說自話,其實亦不會對身邊的人和事做成甚麼重大影響。可是,在這個關鍵時刻,我總要寫下自己腦海中的一點想法,就當是對自己的一點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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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痛

過去七天,我們的家園面對前所未見的紛亂。八十七枚催淚彈,催動了群眾持續抗爭的意志,破壞了建立多年的警民互信,更徹底地撼動這個文明社會的核心價值。

學運領袖佔領公民廣場被補,親建制陣營批評學生暴力佔據政府地方,而群眾則堅持佔領行動只為重奪本身屬於群眾的公眾地方。隨後,佔中正式啟動,警方粗暴清場。黃藍陣營隨即在社交網站和手機群組內展開猛烈的「輿論」攻勢,不少人跟至親好友因意見相左而展開罵戰。誰是誰非,立場決定觀點,沒有談判空間,沒有討論餘地。雙方都聲稱自己愛和平,但大家卻相當積極地行使語言暴力。

語言暴力以外,就是肢體暴力。警方對待示威者的手法備受多方指責,他們的胡椒噴霧和催淚彈令街道上的示威者難受,亦令廣大市民在電視機前淌淚。可惜,沒有最痛,還有更痛,和平示威持續數天後的民眾衝突比催淚彈更令人痛心疾首,暴民有組織地攻擊示威人士,令人聯想起百多年前的義和團,還有背後的慈禧。

語言和肢體暴力以外,還有一種不合作的隠性暴力。示威者對當權者不信任,令送餐予當值警員的車輛不能進入特首辦,令救護車無法協助暈倒政總內的警員。另一方面,警方未能在群眾衝突中公正地執法,以示威者佔據街頭多日影響街坊為由,縱容暴徒攻擊示威者。當然,這些事背後可能有很多不可告人的陰謀(或反陰謀),但背後原因可能其實很簡單,就是警民互信的崩潰。這種互不信任,甚或是互相仇恨,令大家在關鍵時刻被負面情感沖昏頭腦,做出一些程序上未必有錯但道義上超錯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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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

佔領期間,遇上痛心疾首的事情固然很多,幸而令我感到開懷甚至自豪的事亦實在不少。

示威者的和平佔領,固然被當權者戲謔為無政府狀態的侵佔模式,但他們那種尤如惹上潔癖般的社會共治模式實在教人敬佩。在沒有單一統領的情況下,民眾自行透過社交媒體互相交換訊息,在危難當前仍不忘相互提醒和平非暴力的抗爭原則,亦懂得自行組織清潔和糾察隊伍。被佔領街道上的帳幕,令街頭儼然成為一個一個難民營,但絕對是相當文明先進的難民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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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斯民情民智,造就全球最斯文友善的示威。為此,我為我城的「雨傘革命」感到自豪。

可惜,問題就在「革命」。

前瞻

由始至終,我認同抗爭者對民主真普選的訴求,我亦相當肯定十多年前作為學生的自己也會積極參與今天的學生運動,但我今天清楚知道佔領行動實在不能打動冷血的中共政權,反而只會令死結越纏越緊。當這個民主運動被外國傳媒定性為「革命」時,我感到極度不安,腦海中浮現的是雨果《悲慘世界》裡革命者被一一殺掉那浪漫美麗而悲慘的結局,又或者較近期的北京天安門事件。

梁振英不得民心,要下台。人大決議漠視港人民意,理應推倒重來。這固然是示威民眾的訴求,但這實在是不切實際的。要北京當權者在我們示威過後便跪倒,簡直就是癡人說夢。

人大決議所訂下的普選框架,令不少港人感到失望。可是,街頭抗爭就是我們唯一的出路嗎?就算是街頭抗爭,我們抗爭的焦點亦不一定要是我們心目中最理想的那一套機制,其實亦可以在提委會組成方法那裡下功夫,令不同立場背景的特首候選人均有機會入閘參選。將提委會組成方式訂為現時街頭抗爭的讓步條件,遠比要求梁氏下台來得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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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不是香港的民主發展,亦不獨是建制派掛在口邊的甚麼國家安全,而是利用那建構「危害國家安全」的那種所謂國際視野,將我們的民主理念傳達至兩岸三地民眾的腦袋中。

數天前,信報特意訪問內地民眾,嘗試理解他們對本港佔領行動的看法。內地青年經歷多年共黨教育洗腦,認為港人對民主太天真,亦相信港人的民主抗爭乃受外國勢力所煽動,這些所謂港式/台式民主模式就是西方民主的變種,會搞亂中國。十三億民眾的思維如此,固然可悲,但我們絕對有能力一點一點地跟他們分享我們的民主體驗。要改變中國,才能改變香港。

對,我還在靜俏俏地發夢,但我不是唯一一個夢遊人。

理性解讀白皮書,對不起,我辦不到!

一國兩制白皮書橫空出世,全城議論紛紛。特首梁振英認為這份白皮書有助港人更深入了解一國兩制,大家好應仔細閱讀全文,但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在回應大律師公會的聲明時則呼籲大家不要過份解讀,看來要「正確閱讀」可真一點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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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律師公會在其聲明中說得清楚,我亦無謂重覆那些觀點。網上不少評論亦滲入「愛國VS反共」的主觀感情,我亦嘗試排除這些主觀因素,盡量以理性的角度閱讀這篇白皮書。

特區政府官員及一眾建制派人士齊齊跑出來為白皮書護航,認為「全面管治權」跟「高度自治」沒有矛盾。事實上,香港的確是中國一部份,作為「一國」管治下的一個小特區,推行有別於其他國土領域的「自治」模式,正就是大家所理解的「一國兩制」。

打個譬喻,一所跨國企業要管理遍佈世界各地的業務,自然會行使其「全面管治權」,透過集團總部對各地業務的了解,訂立一套分工或分權的體制規則,讓各地的「分區經理」在其獲派領域上實行「高度自治」,在某些地區堅持員工「打卡」上班,又同時容許其他區域的員工彈性上班甚至在家工作。這種行政管理概念,其實並不難理解,亦愈來愈普遍。

當然,集團總部放手讓分區經理實行「高度自治」,並不能一勞永逸。假如某區域的業務出現問題,譬如說一些大型收購合併等「外交活動」,又或者惹上一些影響集團「聲譽」的貪污醜聞等,集團總部自然要插手干預。

可是,集團總部對分區經理管理權力的收放,斷不能毫無規矩體制可依,由行政總裁說一句話就算數。這就是法治和人治的分別。

理論上,假如白皮書還懂得尊重法治精神,其論述應該是:「中央政府行使全面管治權,依從當年中英聯合聲明及特區基本法的規定,讓特區政府實行高度自治。」可是,明明白白地寫在白皮書上的卻是:「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撰寫人寫得如此赤裸裸,根本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現代版。

護航者或許會堅稱「高度自治」仍是依循基本法的法律框架下實現在中央政府的「全面管治權」內,或許會罵我斷章取義過份解讀,但如果撰寫了差不多一整年的白皮書也能夠那麼容易被人斷章取義,撰寫人的素質未免太低了!

要排除「陰謀論」認真理性地閱讀白皮書,對不起,我辦不到!

香港經濟日報2013-07-26:泛民應棄慣性反對 務實拓東北

泛民應棄慣性反對 務實拓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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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再度成為政治角力戰場,繼粉嶺高球場突然成為輿論焦點後,反對派近日以發展局局長陳茂波的潛在利益衝突問題,肆意攻擊政府,迫使當局推倒重來。

政府的新界東北發展區規劃研究最終方案,將古洞北和粉嶺北新發展區定位為「香港人的新市鎮」,同時將坪輋/打鼓嶺的規劃工作延至明年分開處理,暫且遏止去年「割地賣港」的指控。可是,當大家還未認真了解政府的新方案,粉嶺高球場以及局長過去的土地投資等實質規劃以外的枝節,突然成為輿論焦點。

事實上,香港人口在戰後數十年持續增長,港英政府在上世紀60/70年代開始發展新市鎮,以應付不斷膨脹的人口需求,亦同時製造不少就業機會。當年的新市鎮發展,大概每隔10年就會有新的發展計劃推出。第一代的新市鎮是建立於70/80年代的荃灣、屯門和沙田,隨後上馬的就是大埔、元朗、粉嶺和上水,跟着就到80/90年代開始發展的將軍澳、天水圍和馬鞍山,但自東涌的基本建設在2003年左右完工後,香港就再沒有新市鎮。

港人急需新市鎮 莫再拖

回歸前後,董建華政府的「八萬五」政策觸礁,政府亦被迫叫停所有建屋發展計劃,接下來的曾蔭權政府則以「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模式讓香港虛耗多年光陰,即使現在新界東北發展能夠順利推展,首批居民最快亦要等到2022年才能入住古洞北、粉嶺北發展區,距離1997年首批東涌居民入伙相隔25年!香港民眾能夠如此繼續等下去嗎?

泛民主派近乎慣性地攻擊梁振英政府,新界東北發展計劃這種大型發展項目自然成為箭靶。部分泛民議員引導傳媒,將高球場形容為政府不敢碰的富豪利益,集中聚焦高球場現時的會員人數和收地安排,卻沒有考慮將高球場發展成屋邨的交通配套,更漠視收回高球場重新規劃再發展的既定程序。如此爭論下去,既不能有效地改進東北地區的發展計劃,亦令本港無法盡快重推新市鎮發展,以應付人口需求。

事實上,新發展區或許會成為天水圍的翻版,才是不少民眾更擔心的事。議事堂內的反對派理應認真研讀政府的計劃,要求加強新市鎮的交通、教育、醫療和就業配套,防止政府的規劃重複當年設計天水圍的錯誤。

泛民主派近數月以來在政制改革的議題上動作多多,在「佔領中環」的旗幟下令民眾關注普選議題,而真普聯亦同時推出多個普選方案讓民間討論,並以包容的態度跟建制派討論,事實上的確大大改善泛民主派近年來「只有反對沒有建設」的形象。可是,香港可不能只有普選這單一議題,泛民主派為何不能放棄過去多年的「游擊戰」抗爭模式,以更積極務實的態度對待香港的新市鎮發展計劃呢?

再掀仇富情緒 社會加劇分化

假如反對派確實如媒體報道那樣號召民間團體「佔領高球場」,利用基層市民的仇富情緒來催動抗爭運動,或許能夠在自製的道德高地上取得短暫的掌聲,但這種抗爭運動卻會無可避免地掀起基層民眾對中產/高收入人士的文革式批鬥,固然不可能協助政府盡快建屋滿足基層住屋需要,亦會令社會進一步分化,現屆政府無法有效施政,即使泛民主派將來能夠上場執政亦無法管治這個極端分化的社會。

反之,如果泛民主派以主導「佔領中環」的學者模式進行「商討日」,以包容的態度跟民間團體以及建制派、發展商等討論,尋求一個符合社會各階層利益又同時實際可行的新界北發展方案,以民間智慧整合民眾對新界東北發展的期望,以積極的行動去表現自己(以及一眾民間團體)比現屆政府具備更強的執政能力,才能在取得即時掌聲的同時獲取民眾長期的信任。

撰文:帥卓廷 治學文社/會計界人士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d3e8b5f9-b06c-43c2-8610-bb78105ad35c-031244

香港經濟日報2013-06-18:「斯諾登」顯港角色 京外交跳板

「斯諾登」顯港角色 京外交跳板

撰文: 翁健 倫敦商學院金融碩士、帥卓廷 跨國金融集團財務監控副總裁

欄名:洩密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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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美國中情局職員斯諾登(Edward Snowden)匿藏香港,將美國政府在高舉普世價值的同時在背後所幹的好事公諸於世,頓成國際焦點。

外交層面 京成最大得益者

特區政府實在應該好好把握這個機會,不卑不亢地走上這國際舞台,發揮香港獨有的「一國兩制」優勢。

部分港人認為,香港接收了這個燙手山芋,夾在美國和中國的外交紛爭之中,導致香港的一國兩制受到衝擊及考驗。行政會議成員在事件披露首天即勸斯諾登盡快離港,似乎並不是關心告密者本人的安危,而是不願特區政府惹上麻煩。

當然,事件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本地政客和評論員的反應。事情公開的首兩天,大家似乎都來不及應對,在媒體上談的都是關於引渡條文上的技術性討論,當國際媒體的關注和討論愈來愈多時,立場親中的就指摘美國違反普世價值,平日高舉民主自由的就認為美國要保障國家安全,「稜鏡」監控計劃並沒有問題。

斯諾登洩密客觀上有利維護社會公義,或許在他本人而言是義舉,本地政客如何靠邊亦只是例牌抽水動作而已。實際上,此事在外交層面上,北京已成為最大得益者。

網絡安全 北京反攻華府

在剛結束的「習奧會」裏,奧巴馬與習近平在會面時就網絡安全作出廣泛討論,美方多年來一直指控中國黑客攻擊美國,而斯諾登的出現,不單在網絡安全這議題上,讓北京狠狠地摑了美國一巴掌,還讓北京以黑客受害國的身份,倒轉槍頭,連同其他國家一起向美國施壓。

長久以來,美國作為真正的「地上最強」,在政治及經濟上雄霸天下,經常高舉擁護普世價值的旗幟,以世界警察的身份,管理全球秩序。歐洲各國實力不及美國,近年經濟更是一團糟,往往就是站在美國背後,狐假虎威;而中國、俄羅斯等僅有能夠在國力上和美國抗衡的國家,外交實力卻還是羽翼未豐,即使在美國明顯地侵害別國時,亦難以作出甚麼有效的干預,只能在自家的外交部記招中自說自話。

斯諾登選擇落戶香港,為北京帶來了巨大的政治籌碼。香港現在能發揮的「外交」優勢,並不是數年前本地學者所提倡的「次主權」,而是安份守己的維持一國兩制的精神,成為中國外交棋盤上的重要的一張牌。

京「事不關己」 讓港依法處理

財金界中流行的做法,就是要將控股公司旗下的子公司證劵化,將最受投資者歡迎的資產注入這子公司以換取上佳的信貸評級,然後上市推售吸納資金。香港就正是這所包裝得美輪美奐的子公司,利用司法獨立等一國兩制的優勢,來換取最理想的信貸評級,而中國則可以利用香港這聲譽良好的上市公司,來到海外拿取最大的外交利益,今次斯諾登洩密事件,就正是讓中港兩地政府演練的一個大好機會。

特首梁振英在關鍵時刻出現在紐約,引來大批記者,而北京此時此刻則專注其太空事業,擺出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可惜,梁振英七番拒絕評論,給予外界一種靜待中南海聖旨的感覺,直至周末才發出新聞稿,聲稱港府會按本港法律和既定程序處理。事情繼續發展下去,特區政府當然應該堅守一國兩制的原則,依法處理美國的引渡申請,亦同時倚靠中國外交力量抗衡美國的政治紛擾,而當司法程序完成後,引渡移交又或是政治庇護的技術細節,亦可以選擇性地提升至國防外交層面,繼而轉交北京處理。

鞏港核心價值 見外交戰略

過去30多年,香港一直利用其金融制度上的優勢,為中國經濟改革作出貢獻。時移勢易,中港兩地經濟上的厲害關係逆轉,香港其實還是可以利用其司法制度上的優勢,成為中國在政治外交上真正走出去的跳板。

港人陳馮富珍代表中國出任世衞總幹事是一個好例子,讓中國在國際外交舞台上發揮真正的影響力,而今次中港兩地政府如果能夠好好利用斯諾登事件,將可以更全面地體現一國兩制下香港這一制的重要性,更讓大家了解維護本港核心價值對於中國外交策略的戰略意義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85e331b8-2ac1-47c1-a8ec-d366c85eafba-149566

香港經濟日報2013﹣05﹣02:工人組合作社 接管高寶破困局

工人組合作社 接管高寶破困局

撰文:帥卓廷 跨國金融集團財務監控副總裁治學文社
欄名:碼頭工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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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櫃碼頭工潮持續一個月,還未有任何解決的迹象。外判商高寶結業,既增添談判困難,亦加重罷工工人的壓力。其實,高寶的結業可以提供一個絕佳機會,讓罷工工人自組外判商企業,運用籌集得來的罷工基金接管高寶。

各執一詞拒退讓 淪兩敗俱傷

長和系轄下的國際貨櫃碼頭公司透過外判商聘請這班罷工工人,輕而易舉地將所有責任推到外判商身上。過去1個月,勞資雙方多次談判都無法達成任何共識,大部分傳媒以及泛基層政黨都一面倒的支持罷工工人,對以全城首富為標記的地產霸權口誅筆伐,而資方代表則在另一邊廂透過集團高層在媒體高調反擊,並同時透過報章廣告攻擊號召罷工行動的職工盟。事已至此,雙方各執一詞絲毫不讓,長此下去亦只會兩敗俱傷。

高寶宣布今年6月結業,不再參與談判,勞資雙方其實可以好好利用這個契機,打破困局。現時,罷工工人向社會募集的罷工基金已經突破700萬元,工會當然會透過基金所得「出糧」予參與罷工的碼頭工人,事實上亦可動用其中一部分資金,嘗試聯絡高寶管理層及股東,洽談一個類似「買斷」(Management Buyout)的方式,讓罷工工人接管高寶,自己當僱主。

工人自己當僱主,那不就是欠缺各種勞工保障的自僱人士嗎?要避免資方因而逃避更多責任,政府及有關工會就必須出手協助。被接管後的高寶由工人(或聯同有關工會)全資擁有,不一定要用傳統企業形式營運,或可參考社會企業或合作社的運作模式,而政府及有關工會就可以提供相關專才,協助工人以這種新穎的模式接管高寶。

現時外判商的底綫是兩年內加薪12%,遠較工人要求的20%即時升幅為低,工人接管高寶,或許能夠佔取現時高寶管理層所賺取的一小點利潤,屆時工人就算未能一次過取得20%升幅,亦應比現時外判商提議的升幅為佳。若然事情能夠發展得如此理想,正為其他外判商服務的碼頭工人或許亦會仿效,紛紛成立類似的社企組織。

社企模式營運 共訂福利工時

以社企模式營運的高寶,應該是一個由工人共同擁有的組織,工人要直接參與高寶的決策,集體決定大家的薪酬和基本福利,亦要在維持合理利潤的同時,為自己訂下合理的工作時數,並為自己提供較「人道」的工作環境。不過,事情不可能那麼完美,因為工人沒有管理這種合作社的技能,亦未必能夠在國際貨櫃碼頭公司身上賺取足夠的服務費用,支持合作社的長期營運。

分析現時勞資雙方形勢,碼頭公司根本就站在不敗之地,當不少擁戴自由市場的人正因工潮而在擔憂香港在航運業的競爭力時,商界高層一句撤資的威脅就可以立即令政府腳軟,即使工潮如何升級亦無法有效抗爭。

假如工會及罷工工人能夠成功接管高寶,現時跟外判商就工資和工作環境的談判,就會變成跟國際貨櫃碼頭公司就合約條款的討價還價,這才是真正有意義的談判,而不是現時的持久膠着。所以,筆者的確純真地盼望,工人接管高寶或許能夠破冰,但並不會盲目樂觀地以為這就是工潮的完結,反而這才是另一場持久戰的開端。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d1c8bae7-3e4e-4c20-8de6-7804342c6aff-559029

香港經濟日報2013﹣04﹣09:泛民押注工運 流失中產支持

泛民押注工運 流失中產支持

撰文:帥卓廷 治學文社/跨國金融集團財務監控副總裁、袁彌昌 治學文社/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欄名:碼頭工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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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櫃碼頭外判工人的罷工行動,已持續接近兩星期,讓社會各界關注基層工人的慘況,但這些基層工人的問題,其實同樣出現在本港的中產階級身上。

正如傳媒所報道,碼頭工人被凍薪多年,更要長時間在惡劣的環境下工作,被網民喻為現代社會的「悲慘世界」。碼頭營運商以及外判商如此對待基層員工,固然責無旁貸,但本港的航運物流業近年競爭力大減,被鄰近地區搶掉不少生意,盈利能力一般,工資上升空間自然亦相當有限。

中產生活艱難 仍多選擇沉默

那些同樣從事航運物流業的文職人員,在辦公室內的工作環境雖然比較好,但他們的工資在過去十多年來的升幅也是微乎其微,無償超時工作亦似乎成為行業的潛規則,在百物騰貴的環境下,生活並不好過。

現實是,這情況並非航運物流業所獨有,亦同時出現在本港各行各業,包括表面相當風光的金融業,大部分擔任文職人員的中產階層,近10年來亦正面對這困境。

然而,因為基層勞工的待遇實在太差,他們要走出來反抗的經濟成本亦相對地較低,反之,自居中產的文職人員學歷較高,有着一個能夠向上流動的自我期許,還有一個默默耕耘的專業形象,反抗的代價極大,被欺壓時既沒有甚麼反抗的能力和意志,更以為激進的手法會把事情弄壞,所以在一般情況下,他們都不會考慮罷工。

中產階層掙扎求存,但亦相當同情基層勞工的遭遇,真心希望他們的生活能有所改善。可是,沒有人願意走出來分享自己的辛酸,生怕公開出來訴苦後會被周遭口誅筆伐,只得選擇繼續沉默。

政黨工會 建扶弱形象爭選票

但沒有聲音,大家就以為沒有怨恨,中產漸漸成為被忽視的一群沉默的大多數。反之,政黨和工會盡全力幫助勞工階層爭取權益,既可爭取他們的支持,亦有助建立其鋤強扶弱的形象,從而爭奪其他界別的選票。

旗幟較為鮮明地站在中產人士那邊的政黨,只有屬建制的新民黨和自由黨,偏偏未有泛民主派的代表,令即使原本理念接近泛民的中產階層在立法會以及社會輿論的聲音相當薄弱,就只得在心裏納悶。既然都沒有甚麼政治代表,當然就會傾向政治冷感,甚至會對現時向基層傾斜的民粹主義或政黨感到厭惡。

在政制問題上立場較保守的建制派選民中,部分出身基層勞工的可能會在經濟上較傾向福利主義,工聯會這類勞工組織就專門負責照顧這批選民的需要,而新民黨和自由黨等政治組織則負責協助照顧中產/中小企階層。建制派這種「分工合作」的模式,正能夠配合其選民的多元化。

建制分工合作 泛民互鬥失中產

村上春樹的「雞蛋與高牆論」讓泛民主派成員相當浪漫地站在雞蛋的那一方,自我陶醉於這個公義化身的形象。可是,不少政制上支持民主發展的選民,未必一定認同全民退保,亦不會受惠於提高最低工資或設定標準工時等建議,更不一定認同民主派對「地產霸權」的鞭撻。

泛民代表在每一個議題上都不假思索地站在經濟上較弱勢的那邊,滿以為自己佔據了道德高地,卻徹底忽視那些中產/中小企支持者的實際生活需要,並因而逐步將他們推進敵方陣營的懷抱裏。

可惜,民主派別既未能頓悟敵方即建制陣營「分工合作」的厲害之處,激進溫和兩派更要互相攻訐,而大家亦可能因為害怕令本身的基層支持者失望,拒絕親近其中產/中小企階層選民。

時至今日,各大民主派別的支持者減少,而溫和派面對支持者嚴重流失,亦令他們回歸激進路綫。如此下去,民主派派別愈來愈多,但他們所能代表的選民族群就只局限於支持激進路綫的基層選民,生存空間進一步萎縮下去,下屆選舉敗績可期。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a6231e73-41c8-439b-93c9-43fe23035cce-322553

香港經濟日報2013﹣04﹣06:建制釋善意 免激進騎劫佔中

建制釋善意 免激進騎劫佔中

撰文:帥卓廷 治學文社/會計界人士
欄名:中產階級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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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戴耀廷的「佔領中環」還在民間發酵,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亦趕快出招,為2017年特首普選方式定調,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亦將「佔領中環」定性為「搞亂香港」,泛民建制兩派爭相回應,揭開政制改革的戰幔。

梁振英上任半年多,一直以來都刻意淡化政制改革的工作計劃,好讓新班子專注處理經濟民生事項。事實上,特區/北京政府延後處理政改,的確能夠將議題冷卻,待至時間無多才「霸王硬上弓」,迫使港人屆時不得不接受未臻完美的普選方案。

全民商討普選 建制勿失先機

戴耀廷的「佔領中環」文章去年年底面世,立即引起政界回響,在建制派刻意冷處理政改議題的大環境下,成功激活社會各界對普選的討論,重奪政改博弈的主動權。

「佔領中環」的公民抗命,是渴望落實真正民主普選的港人在最後關頭的無奈選擇,以非暴力的方式持續地癱瘓香港的政經中心,似乎是一個相當激進的民主運動。泛民各大政黨最近的多番討論,以及各大傳媒的報道,似乎都偏執地聚焦在公民抗命的層面上,眾將戰前叫陣亦將條件拉到最高,更要擺出沒有任何議價空間的姿態,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預選。

當大家都開始關心這個議題,傳統建制派的拖延冷卻策略似乎亦不再奏效。適逢習李新班子上場,京官亦就再也按捺不住,趁機高調反擊,試圖一錘定音,令「佔領中環」計劃泡湯。

可是,戴教授的建議中最激進的,其實並非輿論和建制派所渲染的這種形式上的公民抗命,更談不上是甚麼「搞亂香港」,而是透過參與者「商討」(deliberation)後投票,以一個真正能夠體現民主的過程,建構一個民間自創的普選方案(見戴耀廷《重塑香港的民主政治文化》一文)。事實上,發起人還未曾正式佔領中環,已經成功推動社會各界「商討」,透過各種非官方途徑,表達對政改議題的意見。

戴教授有關「佔領中環商討日」的建議,其實是相當民主進步的概念。要真正體現民主,實際上亦毋須被「佔領中環」的框架所局限,理論上亦應該歡迎全民參與。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本港政制發展的所有持份者,包括建制派、商界、甚至中央政府的代表,都應該可以參與「商討」。

市民參與提名 優化普選程序

建制派遇上任何有關「佔領中環」的問題,就自然地聯想到「搞亂香港」,着力攻擊反對派公民抗命的形式,忽略這個參與「全民商討」的契機。誠然,假如建制派能夠主動釋出善意,接觸這位素來立場溫和的行動發起人,防止整個佔領行動被真正的激進派別所騎劫,或許更能有效淡化佔領行動的激進元素,讓反對派秩序井然地表達意見。反之,建制派若然堅持延續京官近日的強硬口吻,寸步不讓,反會令原來立場溫和的反對派更加激進地反對自己。

另一方面,大部分民主派人士縱使未敢公然支持「佔領中環」,但已紛紛表明議價底綫,不容許任何形式的預先篩選。如此下去,泛民及建制兩派只會自說自話,無法溝通,甚麼方案都被拉倒。

民主派其實可以開放有關普選方案的討論平台,讓各方持份者參與討論的同時,亦應該容許大眾公開討論及優化建制派及京官所提出的方案。假如我們無法在現時基本法的法理框架下,排除預先篩選特首候選人的程序,我們其實還可以研究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模式和提名程序,加強其中的民主成分,確保市民大眾亦能均衡參與這個提名程序。

要在2017年前確立大部分持份者都滿意的普選程序,時間實在不多,但亦犯不着一開始便各走極端。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87025425-0eda-4f0b-ae8c-d93c08a626ef-619268

香港經濟日報2012-10-27: 拒紅黑兩極 香港需中間路綫

拒紅黑兩極 香港需中間路綫

撰文:帥卓廷、袁彌昌 治學文社成員

立會開鑼不足10天,泛民陣營便在議會內「積極監察」政府,建制派亦已成功搶奪多個委員會主席位置,準備禁絕拉布,全面封殺泛民。這種兩極化的對抗並不止在議會內出現,亦影響議會外的社會運動。

早前國民教育指引被擱置,民間仍堅持學校不能以任何形式推行;新界東北發展被描述為梁振英「割地賣港」,即使政府多番解釋還未能令民眾安心;近日再有數碼電台股東爭議,中聯辦在事件中的角色令民眾對特區和中央政府的不信任倍增。

民間社運發展漸趨成熟,固然有助香港的民主政治發展。可是,當部分政客、傳媒或民眾企圖利用社會運動,將一些原本大家能夠靜心討論的問題政治化,無論哪一個範疇的議題都被尖銳地描述成為「紅黑紅紅黑」的簡單兩極對抗式紛爭。

政客媒體走激進 真為民發聲

筆者無意「抹黑」這些政客和傳媒的手法,亦認為政務司司長毋須因為這種社會現象而感到冤屈落淚,因為部分傳媒和民眾堅信「特首梁振英賣港求榮」,就像美國共和黨人認為民主黨政府會花光納稅人的錢,又或是民主黨人認為共和黨必然會照顧大商家漠視貧苦大眾那般,是堅定不移的信念,不是三言兩語便能澄清解釋的。

不少評論認為這路綫偏頗激進,不利社會發展。且不討論這種政治現象對社會發展的利弊,但政客與傳媒堅持走上這種「激進」路綫,甚至愈走愈激,其實是相當理性的選擇。較早前,《經濟學人》一篇文章就提及這個有關傳媒生態的有趣現象︰立場中立的美國有線新聞CNN盈利大不如前,反而立場鮮明的霍士新聞(FOX)的收視率則節節上升。

美國本土的政治氣氛令兩黨支持者各走偏端,中立客觀的新聞報道反而愈來愈不受歡迎,香港的傳媒生態似乎亦朝着這個方向走,媒體為迎合讀者和觀眾的需求,放棄理性客觀的「和稀泥」形象,以「為民發聲」為榮,其實只是出於商業利益考慮。

歐債水深火熱 激進亦抬頭

而政客選擇走偏激路綫,更不足為奇。近年,美國共和民主兩黨互不相讓,在政府公共開支、醫療保障、軍事外交等議題上都爭議不斷,兩黨各走偏端,毫不退讓,反對派中的極端保守派更成為近年勢力不容忽視的茶黨,頗受各地民眾歡迎。

當社會面對重大政經難題,而當權者未能有效提出令民眾信服的解決方法時,這些走在偏端的政治路綫卻特別受民眾歡迎。

近年歐洲各國應對歐債危機無能為力,從近月多國的大選結果可見,激進路綫的政治組織縱使未能取得執政權,亦往往能搶奪不少選票。而最極端而可怕的例子,就是上世紀30年代的德國,希特拉所領導的納粹黨正是在威瑪政府無法應對當時經濟危機而乘勢奪權。

筆者無意比較當年希特拉的偏激路綫和本港的那些所謂「激進」派系,既因本地組織實在遠遠未成氣候,亦真誠相信這些團體對推動本地民主發展的正面作用。香港的政經環境固然危機重重,但仍遠比當年歐洲二戰前的環境好,激進勢力其實還未能俘虜大部分港人的心,不少保持緘默的港人,其實還在期望新興中間路綫的出現。

沉默大多數 冀見緩衝角色

大部分溫和理性的港人都盼望香港能夠健康平穩地發展,但亦的確害怕梁振英「赤化」香港。可惜,在議會內的政治光譜裏,就是沒有政黨或團體,能真正代表沉默的大多數,理性地監察政府施政,而又敢於適時對抗不公義,亦能有足夠的民望和政治智慧擔當施政者和激烈反對派間的緩衝協調角色。

不少評論者認為偏激路綫所挑起的紛爭不利於社會發展,而嘗試勸勉反對派「為大局着想疑中留情」,更就是不切實際。而那些為了推動「建設」香港而嘗試抹黑甚至打壓這班「破壞派」的,既違反民主政治的精神,亦沒有政治智慧。要真正推動「建設」,並同時促進本地民主政治的健康發展,我們所需要的其實是「紅黑」兩極中的一條新興中間路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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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日報 2012-09-15: 港人港地 難敵熱錢湧入

港人港地 難敵熱錢湧入

撰文:帥卓廷、周家裕 治學文社成員
欄名:房策透視

新政府上場兩個月以來,樓價不跌反升,梁班子上月尾千呼萬喚始出來,公布十項應對措施,而其中特首在競選時提出的「港人港地」政策便極受傳媒及市民關注。

初步看來,「港人港地」政策限售予香港永久居民購買的規定,算是回應了社會的訴求,以免非本地居民嘗試透過空殼公司或以信託形式進行有關投資買賣,令「港人港地」最後淪為「口號式」政策。

小心居民定義 免淪中港矛盾

但本地居民定義為何?過去,政府曾推出投資移民計劃吸引內地優才來港,而來自世界各地在港留學或工作的人亦可能有興趣在港置業,甚至長駐香港,故當局為「港人」作出定義時,定必要注意本地居民跟其他族群的潛在矛盾,避免近年日益高漲的本土意識,演變成激進的自我保護主義。

而限售期30年,比普遍認為的3至5年長,但此政策本意為將寶貴的土地資源留給港人,避免樓價受外來需求嚴重扭曲。如期限只定為3至5年,又可出租,實與一般私人樓分別不大,投資者不會卻步,故「港人港地」對一手樓價影響應不大,如地價折扣過多,又恐防造就一手業主成為「幸運兒」,限售期過後可發一筆橫財。因此,定下一個較長的限售期,實屬明智,而非永久性的「港人港地」,也給予政策一個彈性。

供應杯水車薪 未必能助中產

但真正的問題是,「港人港地」政策能否遏抑樓價?又能否協助中產人士「上車」?社會有認為,私樓樓價飈升乃內地炒家入市所致,「港人港地」相信能協助遏抑樓價,惟初步推出的供應僅為1,100伙,對整個物業市場,可算杯水車薪,而將來供應尚是未知數,效用仍有待觀察。

數十年來,公屋、居屋、夾屋和私樓組成本港的置業階梯,過去十年雖現斷層,但房策十式出籠以後,置安心成為類似夾屋的置業選擇,未來亦會有新居屋推出,故月入未超過4萬元的家庭已受到照顧,但超過4萬元的面對高企樓價,似乎仍然是無能為力。

內地炒家不能購買「港人港地」條款下的樓宇,就只得繼續專注於現時沒有這種限制的物業,鰂魚涌太古城等傳統屋苑價值自然會被炒高,成為高價級別。而「港人港地」下的房屋因加入轉售限制,內地炒家不能參與,升值潛力受限,成為私樓市場裏的低價級別。

有防火牆 仍難免疫資產泡沫

兩階層看似切割開兩種不同需要,但高價級別的樓價如繼續被外來資金炒高,「港人港地」房屋難免會水漲船高,因此政府想穩樓價,除了只向供應着手,亦應考慮向需求着墨,如必要時效法其地國家/地方,向外來投資者徵收特別稅項。

另外,整個「港人港地」其實頗為被動,政府可控制的不多,原因為發展商投地,雖然地價可能因為限售期而有折讓,但土地上所興建的是豪宅?售價如何?何時推出?這種樓宇推出市場時,價格若隨市場走勢上揚,未必能照顧那些因為月入剛好超過4萬元而無法購買置安心的中產階級。故此,政府於賣地條款中暫時只加入了限售期,地價可能有折讓,但最終樓價未必一定等於可以負擔。政府究竟要於賣地條款中加入多少限制以達到目的,而又不會令該批土地為發展商所唾棄,當中平衡實在不易拿捏。

其實,世界各地為刺激疲弱經濟,推行量化寬鬆的政策,導致全球經濟體系內不少多餘的流動資金湧入香港,形成資產泡沫,推高本地樓價。「港人港地」實在不可能完全填補現時資助房屋和私人樓宇間的置業階梯斷層,但作為試驗計劃,為部分批出土地建立「防火牆」,令這些住宅的樓價不受外來熱錢所影響,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但不能令本港樓市在全球資產泡沫中免疫。故此,未來幾個月,梁班子要認真草擬「港人港地」細節,更要細心留意樓價走勢,以及熱錢湧入的情況,研究相關的應對措施,如最基本的增加供應,又或是壓低外來需求,以便穩定樓價。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5a3a41c6-a8b9-414e-9263-f69294ad7154-359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