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棋盤 2011-9-12:只有民主開放 中港才有穩定

只有民主開放 中港才有穩定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圖一

《J曲綫》(The J Curve)是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總裁Ian Bremmer(伊恩‧布萊默,下稱布氏),被《經濟學人》譽為2006年「年度之書」的重要著作,內容講述一個國家的穩定與開放程度大致上是依循着一條J形曲綫(見圖一)

如圖中所示,Y軸表示穩定程度,而X軸表示開放程度,專制及獨裁國家大多處於曲綫的左方,而民主開放的國家則處於曲綫的右方

「J曲綫」反映 開放決定穩定度

專制及獨裁國家一開始在曲綫左端普遍上都非常穩定,但隨着國家日漸開放,穩定程度便會驟降,須直到國家建立起公民社會,以及對民眾負責的制度,穩定程度才會回升。而開放社會所賦予的穩定程度,更不是任何專制國家可比擬的,所以曲綫右端比較高。由於現今全球化令世界各國不得不與世界接軌,因而全球的專制國家 均要面對由曲綫左方右移,導致穩定程度驟降的危機。

中國冀藉經濟 避免政治不穩

因此布氏的主要論點是:除非專制政權對西方的國家安全構成即時威脅,否則西方根本毋須特地顛覆這些專制政權,反而應該製造相應的條件,使它們得以「順利」進入J曲綫的最低點——即最不穩定的狀況,那樣就可以不費吹灰之力,令專制政權自動土崩瓦解。此論點也是布氏建議西方用來對付全球的專制政權的基本策略, 亦可解釋北京為何認為西方想「捧殺」中國。

然而,布氏也觀察到中國事實上早就了解穩定與開放程度之間這種關係。中國除了專注於及加快經濟發展,使整條曲綫往上移,藉以增加整體的穩定度之外,更嘗試藉各種改革,來打破「J曲綫」,希望由左方較高的一點,直接跳到曲綫右方,以避過最低點(見圖二)

圖二

茉莉花革命 令內地領導恐慌

假使中國依照原本的計劃,一方面發展經濟,另一方面循序漸進地改革,其實西方對阻止中國崛起已近乎束手無策,但一場風暴卻完全改變了北京的步伐與走向,並更進一步證明「J曲綫」是正確的,那就是所謂的「阿拉伯之春」(或「茉莉花革命」)

「阿拉伯之春」為何對中共產生有如「觸電」的作用,只要看看西方學術界對「阿拉伯之春」發生時的反應就會知道。西方學術界從來都沒料到「阿拉伯之春」會發生,他們一直在埋首研究阿拉伯國家的專制政權及獨裁者,多年來為何能屹立不倒,為何能抵擋得住民眾的不滿聲音,以致事件發生時,西方領袖全都手忙腳亂。

西方學者普遍認為阿拉伯國家相對穩定歸因於兩大因素:專制政權背後都有軍隊支持,以及國家對經濟的嚴密控制。不少國家更可以用石油資源的收益來換取人民支持,再加上經濟改革漸見成效,預期新的利益既得者將會支持政府,殊不知所有假設純屬一廂情願。

細心一想,上述情況不是簡直跟國內研究和歌頌「中國模式」的情況如出一轍嗎?在國內歌舞昇平的同時,原來亦在不知不覺之間接近「J曲綫」的最低點,令革命一觸即發。中共領導層想到這裏不冷汗直冒才怪,因而發生了普遍的恐慌現象,不顧外間和輿論的反對,立刻煞停一切有關自由化的改革,並加緊對人民的控制,急忙想回到曲綫左端。再加上經濟增長放緩,國內貪腐、貧富懸殊問題日益嚴重,更令中共心驚膽顫。

香港政局又何嘗不是受到「阿拉伯之春」的餘波所影響?坊間不少人都認為曾俊華之所以倉卒決定派6,000元給市民,是受到北京指示,要盡可能穩住香港的局勢。而近日成為全城焦點的特首選舉前哨戰中,中央力挺民望屢創新低的唐英年,可說是中央想制止香港繼續向曲綫右移的反映,顯示出中央寧願以不變應萬變,穩定壓倒一切。

勿走回頭路 慎選下任特首

正如筆者一開始已表明,全球化令世界各國不得不與世界接軌,專制政權亦沒有例外,因此國家在「J曲綫」只會右移。中共在「阿拉伯之春」後,力求回到曲綫左端根本就是不切實際,是開歷史之倒車。西方在「阿拉伯之春」後重新取得主動,除了使中國在利比亞的投資化為烏有之外,長遠更可能演變成西方引君入甕,讓中國自毀長城之計。北京如再不醒悟,只會受到國內外的責難,陷入內外交困的局面。

香港一向作為中國的實驗場,實在不應只消極地力求穩定。中央以香港作為試點也好,作為對冲也好,也應該繼續嘗試打破「J曲綫」,藉着改變令香港踏上開放且穩定之路,所以在特首人選上,中央還須三思。

信報 2011/9/7 ─ 全球危機是中國良機

全球危機是中國良機

袁彌昌

繼北倫敦暴動和美國財赤危機之後,西方評論界和學術界開始有人認為世界正陷入新一輪危機之中。更甚的是,這一輪危機所衍生的信心危機,已不是單就經濟或國家體系而發,而是轉為針對全球各地的精英分子。

很多人認為當前的危機只是全球經濟危機,抱有這種想法的人真是樂觀的一群。毫無疑問,這一輪危機是由2008年金融海嘯所引起,一開始只屬經濟危機;但針對金融精英的信心危機,很快就轉移到政治精英身上,並演變成一場政治危機。因為政治精英非但未能解決是危機,亦從未要引發這場危機的罪魁禍首負起責任,也沒 有採取有效措施防止它再次發生。

經濟危機 轉向政治

故 此,再以全球經濟危機來理解新一輪危機已不合時宜。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隨即演變成政治危機,長遠威脅到歐盟的存續;「阿拉伯之春」也是由全球化問題所引起的 地區性政治風暴;北倫敦暴動和美國財赤危機,亦迅即演變成管治危機,嚴重損害兩國政治精英的認受性。即使是香港面對的管治問題,其實某程度也是對全球化的 反響。

在這大環境下,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 亞集團總裁Ian Bremmer提出,我們正身處於所謂「G-Zero」的世界:由於全球強國均自顧不暇,所以世界陷入群龍無首的局面,加深全球的失序。由這一輪危機所引發的民憤和民粹主義,如果不能有效疏導,世界很可能會重蹈1930年代的極端時代的覆轍;但將以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方式展開,目前針對全球精英的信心危機,乃一重要警號。

即使我們正身處於「G-Zero」的世界,但是否真的沒有一個強國可以領導世界?事實上,在全球經濟危機演變成政治危機的過程中,中國必然是受影響最深的國家之一。皆因相對於奉行民主制度、擁有一定的合法性供其消耗的西方各國,中國所有的經濟問題均會在很短時間內,自動演變成政治問題,因此中國絕對有理由主動肩負起領導的角色。

讀者可能會質疑中國何德何能,憑什麼擔起領導世界這個重責?金融海嘯後,人們憧憬中美合組G-2雖屬一個美麗的幻想,不過那呼聲已是一種先聲。

有評論指,目前中國持有高達三萬多億美元的外滙儲備,實際上已足以成為重整全球經濟的基石。更重要的是,目前不論美國或歐洲,均垂涎中國這龐大的外滙儲備,極渴望中國將這筆資金注入其奄奄一息的經濟體系,故此現時中國可謂予取予攜。

「北京共識」 適時建立

更何況,中國以其外滙儲備救美援歐,基本上利多於弊。美國一直指摘中美貿易失衡,讓中國用外滙投資美國,不但有助收窄失衡,同時中國外滙的減少也有助推動人民幣加速升值,扭轉中國外滙儲備的過快增長與積累,對遏止國內當前通脹上漲亦具一定作用。

再者,投資美國並不是沒有附帶條件的,此舉應可為中國換來一些地緣政治利益及安全保障。

中國外滙對紓緩歐洲當前債務危機的重要作用,固然是不言自喻。中國還能藉此將持有的美元資產比重減少,逐步分散至歐羅資產,可謂一舉兩得。中國此時不爭取投資這些大國的機會,更待何時?

誠然,中國動用外滙援助歐美背後的最重要意義,在於建立有利於中國崛起的新經濟及金融秩序。中國可借此機會樹立新的財政及金融紀律的規範,要求受助國遵守, 亦可促使她們實行一些結構性轉變,以及遵守某些承諾,以換取優惠或援助。這樣一來,一個新「北京共識」便能夠完全取代在金融海嘯後,已壽終正寢的「華盛頓共識」,確立一個對中國更為有利的全球經濟環境。

因此,現時北京應停止無謂的地緣政治爭逐,轉而藉援助各國,實現全球性的經濟崛起。着手建立這個全球新經濟秩序,比起自吹自擂「中國模式」管用得多了── 真正的「中國模式」,應是一個可以為世界帶來改變的體系,只有這樣才足以讓中國晉身超級大國之列。

如果這計劃得以順利實行,無疑將奠定中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同時亦必將大大提高中共的合法性,這樣無論是國內、台灣或香港的問題均會迎刃而解,北京更可能毋須再為確保天然資源而擔心。

作者為治學文社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