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 2019-08-21: 香港可邁向大和解嗎？緬甸經驗的啟示

余偉麒  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國際研究系博士、治學文社成員

經歷過去數月由《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抗爭，香港社會的二元對立正處於前所未有的嚴重撕裂，大部分理性的從政者都知道香港的抗爭者最終不可能推翻政權，要香港重新上路，必然要來一個「大和解」。筆者研究緬甸問題多年，冒昧分享一下緬甸過去數十年的經驗，或許能為香港目前的困局帶來一點啟示。

跟香港一樣，緬甸亦曾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緬甸於1948年獨立成國，但在建國的路途障礙重重，最棘手的就是如何收納135個不同的民族，讓他們融入一國的體制，過程中內戰連場，最終總算可以在2008年憲法的框架上踏出第一步的大和解；全國最大反對派全國民主聯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 NLD）更可以在2015年大選中高票當選，政權順利交接，踏上民主過渡的重要第一步。

當然，2008年的憲章並非完美，最為人詬病的是軍方仍保留絕大的話語權。但是，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袋住先」的循序漸進或許總比我們眼前的全面倒退更好；緬甸大選後即使還有零星戰火，經濟民生及社會發展的「大躍進」的確有目共睹。

在這裏必須強調，這篇文章不是建議香港仿效緬甸如何獨立成國，而是假設香港是緬甸中的少數民族，在被統一後應該如何與當權者重新訂定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從而邁向大和解。

軍黑合作引發抗爭

緬甸獨立初期，為了吸納調和多個進行獨立抗爭的少數民族，採用聯邦國會代表制，當年緬甸獨立領袖昂山將軍承諾給予高度自治，並承諾10年後若果這些少數民族不滿意聯邦體制，大可自行宣布獨立。後來，即使昂山將軍在1947年緬甸未獨立前已遇刺身亡，10年後可自行宣布獨立的承諾仍然被納入在1948年的憲法內。

不過，1957年，即10年期限屆滿之前，當時總理內溫以國家安全為由，主動邀請軍方參與平息內亂，而軍人終於在1962年推翻內溫政府，緬甸從此踏入軍政府狀態，全力推行緬族化（Burmanisation），迫使少數民族的自主自決抗爭更趨白熱化。

不得不提的是，六十年代末期，緬甸政府軍因為沒有能力應付來自多方的民族戰線，毅然招攬土豪，容許他們進行包括毒品買賣等的非法活動，以鼓勵他們組織人民軍隊（local militia）用來鎮壓本土抗爭。毒梟羅星漢便是在這個時間成立人民軍隊Ka Kwe Ye（KKY），一方面「軍民合作」打壓本土民族抗爭，另一方面透過軍方默許的便利從事毒品買賣，成為六七十年代叱吒金三角的重要持份者。

可是「軍黑合作」的鎮壓方式沒有帶來多大成果，反而令本來內部統一的民族社會嚴重撕裂，至今仍未修補。最後軍政府被迫解散人民軍，改以懷柔政策開始與民族武裝軍隊直接對話。事實上，自從1989年軍政府分別和多個民族武裝軍隊簽訂停火協議，並允許後者成立民族自治區，政府軍和民族軍衝突的數目遠少過族內衝突。

2008憲法突破困局

經過數十年的「軍黑鎮壓」，少數民族繼續頑抗，軍政府多年來都無法有效施政，國家的政治、經濟民生情況一團糟，終於在1988年爆發全國性大規模示威，民眾對民主改革的要求，換來軍方武力鎮壓。

雖然軍方在1990年舉行大選以平息民憤，但當以昂山素姬為首的全國民主聯盟勝出後，軍方隨即宣布選舉無效，及後更把昂山素姬軟禁，西方國家制裁接踵而來。被孤立後的緬甸只可單方面依賴中國，為了減少對中國的依賴，被孤立後的緬甸軍政府終於在2008年推出新憲法，在確保軍方既有利益的前提下，加入政制的民主成分，目的是希望可以透過大選來鞏固政府的認受性，從而再與西方接軌。

憲法內最具爭議性的主要有四點：

一、第14章給予軍方在毋須選舉情況下，便可以直接佔有國會四分一議席；

二、第17章第2節給予軍方在內務部、邊防部和國防部的部長有絕對任命權；

三、第59章第6節禁止總統的配偶及其直隸家屬擁有外國國籍（評論認為這條款亦是專為昂山素姬而設，因為她的先夫是英國人，兩名子女亦擁有英國護照）；

四、第40章第3節容許軍隊總司令以國家安全為由，宣布國家已進入緊急狀態，行政立法機關立刻可以由軍方接管。

2010年，緬甸軍政府便根據2008年憲章舉行過一次全國大選，代表軍方的聯邦鞏固與發展黨（Union Solidarity and Development Party, USDP）在爭議聲中勝出，當時昂山素姬仍被軟禁在家，其政黨全國民主聯盟亦因為不滿2008年憲章內的不公平條款而杯葛該次選舉。

直至2015年在昂山素姬帶領下，全國民主聯盟以高票當選，雖然在2008年憲法的掣肘下，昂山素姬不能成為總統，軍方更在內務、邊境及國防事務上有絕對的話語權，但2015年大選始終是緬甸民主發展過程中的分水嶺，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少數民族選民能夠跨越民族界線投票給全國民主聯盟，意味自從1947年彬龍會議（Panglong Conference）後最重要的一次大和解。

為何昂山素姬及其全國民主聯盟在同一憲法底下，會杯葛2010年大選，卻又同意參與2015年大選？在當時的國際大環境下，緬甸急欲再次與西方接軌，促使當時總統吳登盛釋出善意，解除軟禁並與昂山素姬會面。但同時更重要的關鍵，是昂山素姬得到大部分少數民族代表的認同，可以當「大台」統一反對聲音。當建制和反對派各有代表可以統一內部口徑，雙方對話的基礎及窗口便能達成。

去殖太急激化矛盾

回顧香港回歸祖國多年的情況，當權者以「一國大於兩制」的思維治港，本土文化和核心價值都不受尊重。近年，建制當權派得勢不饒人，即使面對最溫和理性的反對聲音，亦要扣上「反中亂港」的帽子，「佔中」過後，社會上二元對立的裂痕不但沒有改善，更因接連發生的議席失效和對「公民抗命」人士的檢控而進一步撕裂。當權建制派在己方形勢比人強的情況下，不期然地產生一種「傲慢與偏見」，硬推《逃犯條例》修訂時，把一切反對聲音視為「廢話」，更進一步的激化矛盾。

已故著名緬甸學者約翰弗尼澳（John Furnivall）在研究緬甸少數民族的社會制度時，便曾經斷言，任何一個建國者都不可能一次過推倒之前所有社會行之有效的制度，從而改寫社會藍圖，任何對本土社會結構的高壓式破壞，只會激化社會矛盾，弄巧反拙，為建國帶來不必要的障礙。這亦是穆罕默德艾約（Mohammed Ayoob）在《第三世界國家安全困局》一書裏所提及的常見現象，這些國家大都是從殖民者手上剛得到獨立，建國者因為太過急進而推行去殖民化，過程中撕毀了在殖民時期所建立的社會契約，而新的社會契約未被公眾認同，政府和民眾的摩擦從此而生。

緬甸建國初期便銳意推行「緬族化」，少數民族群起抗爭，當國家軍隊無力應付多邊民族戰線，便毅然招攬土豪，以「黑」制民！這段黑暗歷史從1948年建國至2015年大選，足足維持了67年。

港無曼德拉或昂山素姬

同樣地，香港現今的社會矛盾正就是因為建制派急不及待地要跟內地政經接軌，太過急進地「去殖去本土」，激發香港人民群起抗爭，維護本土價值。同時，當香港警察被認為對抗爭者及傳媒使用過分武力之際，發生了懷疑有黑社會背景人士在元朗無差別襲擊市民的事件，過程中警察沒有到場執法，「官警黑」勾結的指控不脛而走，警民關係亦徹底撕裂。緬甸需要67年才能達到大和解，我們的政治領袖又能否以較短的時間帶領香港步向大和解呢？

自從《逃犯條例》修訂被宣稱「壽終正寢」後，行政長官只強調要做好民生工作，企圖再打經濟牌來挽回社會秩序及平息民憤。誠然，這些過時政策注定無法成功解決社會矛盾！早於佔中運動後，筆者亦曾解釋單靠推動經濟而不修改政制，不可能平息民憤；但社會系統須要回復平衡，犧牲的最終就是經濟發展，希望當權者要有無比的智慧去擺脫「霍布斯的困境」（Hobbes’s Dilemma）【註】，避免製造更多社會混亂，從而把強硬施政合理化。可惜地，香港正面臨這種困境！

要平息民憤，重啟政改，不妨參考緬甸的大和解經驗。

緬甸的大和解建基於2008憲章，當中第14章給予軍方在毋須參選下可得到國會四分一議席。假設香港要仿效，大可嘗試把選舉條例修改，廢除立法會的分組點票，把四分一議席留給功能組別，功能組別的代表可以在不需要參加全民直選的情況下直接躋身立法會。

功能組別的結構亦應適時重組，以反映香港現今社會及未來發展的狀況。假設功能組別的代表全屬建制，建制派只須透過直選得到另外四分一議席，便可操控立法會。當然，在政制改革中加入這些對既得利益者的保障，肯定無法符合現時大部分反對派對普選的要求，但從緬甸反對派的經驗來說，「袋住先」這不公平的選舉制度，未必一無是處，或有可能為香港的政治環境帶來正面改變。

假如北京/建制派認為這樣的選舉制度還未夠安全，亦可參照緬甸憲章第17章第2節，除行政長官外，直接任命3位官員。

緬甸2008憲章第59條第6節更是神來之筆，這條例禁止總統的直屬親人不可以擁有外國國籍，這條例若然能夠在香港伸展到全體問責官員，既可以平息民間認為當權者留有「逃生門」的指控，亦可為現任行政長官及其他重要官員提供下台階，不須要等待中方「撤回」任命，亦可立刻離開這個功能上已「壽終正寢」的政府「熱廚房」。

不過，即使建制派能夠釋出善意和誠意，運用政治智慧重啟政改談判，亦要耐心等待談判桌上的對手出現。在當前局勢下，反對派根本沒有「大台」，當中的所謂「和理非」跟「勇武」路線互不「割席」，但亦同時互不代表，短期內不見得會有一個類似南非的曼德拉或緬甸的昂山素姬等魅力型領袖能夠適時冒起，統領反對派的不同路線，跟當權者展開有意義的對話。

要達致大和解，談判雙方總要互相讓步妥協，關鍵一球的發球方往往是手握權力和資源的當權者。可是，假如我們的政治領袖繼續誤判形勢，持續以高壓手段對付反對聲音，亦無意重啟政改，只會令社會矛盾繼續惡化，大和解則更遙遙無期。

註：「霍布斯的困境」（Hobbes’s Dilemma）是指人類的自私會帶來戰亂，但當人民對亂產生厭倦，他們便會願意放棄某些權利來換取平穩，這便是社會契約，因為社會契約最終是由當權者推動，這亦給他們誘因去製做混亂。

 

信報 2015-11-14 ─ 民主過渡似走鋼索

緬甸初段選舉結果顯示昂山素姬領導的最大反對黨全國民主聯盟（全民盟）將會以壓倒性姿態控制議會，而任命總統的政治角力已有多篇報道，在此不贅。但不得不提，這次選舉由92個政黨競逐，當中60個有少數民族背景，這反映民族多元化是緬甸政治一大特色。雖然全民盟大勝，但眾多不同民族的選民告訴筆者，他們在這次選舉作出策略性投票，目的是令「全民盟」能控制議會，落實民主改革，5年後或會改投屬意的民族黨派。全民盟獲得勝利是合乎預期，但這是否代表緬甸民主過渡已成功？民主過渡又將會帶來什麼挑戰？

民族自主自決千頭萬緒

議論緬甸政治，通常圍繞着三大議題：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資源詛咒（Resource Curse）及民族國家主義（Ethno-Nationalism）抬頭。當中，後者主導了現今緬甸的民主路線圖。民族國家主義包含文化保留、民族自主、民族自決、聯邦制、資源再分配等具爭議性議題；選民投票給昂山素姬，便是要她處理這些燙手問題，而大比數授權更令她責無旁貸。

1947年，昂山將軍（素姬之父）在撣邦彬龍鎮跟緬甸多個少數民族達成《彬龍協議》（Panglong Agreement），成為各族後期要求推行聯邦制及民族自主、民族自決的基礎；身為他的女兒，昂山素姬便順理成章成為少數民族追捧的對象，代父親完成歷史任務。全民盟的競選口號「是時候改變」，而少數民族對口號的理解是廢除以往軍政府推行「緬甸民族一體化」（Burmanisation）的惡行，落實推行民族自主及自決，從聯邦制實踐，最終達到資源再分配的平等理念。但這是否昂山素姬的理念？而這理念又怎能令軍方接受？

實際上，軍方在國內不但享有憲法給予的特權，更透過裙帶關係從商業行動得到龐大利益。昂山素姬若要推行改革便須安撫軍人，但少數民族的訴求又如何處理？舉例說，巴奧國家組織（Pa-O National Organisation）原先是撣邦內其中一支反政府民族武裝部隊，在1991年跟軍方簽署停火協議從而獲取在克欽族境內的玉石開採權，軍方亦透過旗下公司從中獲利，而克欽族人在這協議中反成為局外人。在民族自主的訴求下，克欽族人民當然要求物歸原主，或至少可以分享利益，但軍方及巴奧國家組織又怎會把口中的肥肉拱手相讓？

民主過渡不但關乎是否有公平公正的選舉，還要有適當的權力過渡和精英過渡。權力過渡有賴制度及系統化支援，已故著名美國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奧爾森（Mancur Olson，1932-1998）在《權力與繁榮》一書便指出，一個腐壞政府倒台不一定會換來繁榮發展。他舉前蘇聯作為例子，而後期例子則有伊拉克，奧爾森認為問題出於有系統性機構平台來互相制衡權力和利益分配。緬甸軍人把權力與政治經濟綑綁，形成整個系統單方面傾斜，如何鬆綁是新政府的一大挑戰。而精英過渡便需要保障現有精英利益，長遠要協助他們踏出國內政治與利益綑綁的格局，衝出國外謀求發展，藉此平衡國內改革政策帶來的衝擊，以便政府推行新政。但鬆綁需時，現有精英集團不能瓦解，民眾的耐性有限，選舉蜜月期過後還是要面對民族國家主義的訴求，所以「期望管理」是昂山素姬的首要工作。

在民主過渡路上前後徘徊的例子多不勝數，和緬甸為鄰的泰國便發生多次政變。誠然，緬甸今天民主抬頭，但如果不能妥善處理軍人及其利益集團關係，軍方一旦覺得利益受損，極有可能以民族國家主義過度發酵引致危及國家安全及完整為理由，再發動軍事政變，雖然此舉會斷送近三年引入西方投資的契機，但有中國樂意獨力支持，軍人損失有限，軍事政變大有可能為緬甸政局最基本的還原模式（Default Mode）。

余偉麒

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和國際研究博士生

http://www1.hkej.com/dailynews/international/article/1182916/%E6%B0%91%E4%B8%BB%E9%81%8E%E6%B8%A1%E4%BC%BC%E8%B5%B0%E9%8B%BC%E7%B4%A2

世間已無李光耀(四)

1979年，新加坡政府推行講華語運動，鼓勵國民多用華語，少用方言。原因是靑少年在家和長輩用方言溝通，會防礙學校學習華語的成效。另一原因，是為低下階層的生計。李光耀發現，有不少華人低下階層，因英語能力欠佳，難以找到工作。若果不同方言被華語取代，所有華人能夠用華語溝通，這批人士較容易被僱主接受。為了推行華語，不少以方言為主的電視頻道被華語頻道取代，港劇必須改用華語配音。公務必須通過華語測驗方能晉升。市民在公共機構排隊等候，懂華語者可被優先處理。此政策引發極大爭議華人。華族人批評他扼殺了中華文化的多元性，是棄祖亡宗，非華族人則指責他是華語沙文主義。

自新加坡獨立後，李光耀決心將國家打造成花園城市。他發現新加坡樹木不如澳纽等國翠綠，便派遣専家，從國外引進超過8000種植物，嘗試在新加坡種植，最後選了約2000種。綠化環境遍佈全國各地，政府甚至規定，裕廊工業區(Jurong Industrial Park)內的工廠必須種植植物方能開始運作。

新加坡組屋政策有口皆碑。李光耀在回憶錄透露，他觀察到租賃的房屋保養維修差，因為住戶不會珍惜非自己擁有的物業，故此他決心推行居者有其屋計劃，政府出資興建房屋，並以低於市價售於永久公民。他同時認為，新加坡家庭擁有房屋，提高國民對國家歸屬感及認同感，父母才會同意兒子服兵役，是去捍衛自己家園而非富有家庭利益。

70年代中期，新加坡開發新市鎮，各個新市鎮都有保留土地以興建無污染工業工廠，僱用了大批家庭主婦。由於要照顧兒女，這批家庭主婦都無法到較遠的地區工作。新市鎮設置工廠，令她們在兒女上學時能夠在附近工廠上班，提高家庭收入。

李光耀深諳地緣政治之道，他認為維持區內各勢力平衡就是新加坡這小國的生存之道。70年代，他支持美軍出兵越南，以抑制激進紅色勢力蔓延東南亞。冷戰過後，他支持並協助美軍重返亞太區，維持區內穩定。不過，他反對美國企圖將自由、民主等價值觀輸入中國，認為中美關係緊張會為區內帶來不穩定因素。

自60年代起，李光耀尋求外商在新加坡設廠投資，主要遊說對象並非鄰近地區企業，而是捨易取難，把注意力集中歐美企業。鄰近地區如台灣及香港企業，主要是輕工業產業為主，但歐美企業較多為高增值或高科技產業，長遠增加新加坡工人的競爭力。外資在新加坡設廠，除了創造就業，同時亦保障國家安全，有西門子、加德士、惠普、菲利浦、蘋果電腦等巨企在當地設廠，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利益牽涉其中，對新加坡垂涎欲滴者也會投鼠忌器。

1978年，鄧小平復出後首次出國外訪選了新加坡。文革後中國大陸滿目瘡痍，鄧小平深以為憂，國宴上和李光耀談到中國改革問題，李光耀的話充滿睿智。他指新加坡的華人都是廣東、福建等地目不識丁，沒有田地的農民的後代。中國留守的都是達官貴人、文人學士、狀元的後代，因此，新加坡做到，中國會做得更好。

中國大陸門戶開放，近七成新加坡人為華裔，語言和文化和中國非常近似，因利成便，政府協助國內商人投資中國，並充當中國與西方企業接觸的橋樑。 90年代中期，新加坡與中國政府合作，發展蘇州工業園區，並開辦課程，每年培訓數千名來自中國的幹部。台灣自1971年失去聯合國席位，在外交場上四面碰壁。李光耀出訪台灣，為新加坡和台灣建立良好關係，更和蔣經國建立深厚友情。台灣協助新加坡鞏固國防並訓練士兵。李光耀是少數能夠同時得到海峽兩岸領導人信任的政治領袖，在其穿針引線下，第一次汪辜會談就是在新加坡舉行。

李光耀曾說：「我不在乎是否政治正確，我只在乎是否正確。」(I am not interested in being politically correct. I am interested in being correct.) 他推崇東方儒家思想，將勤勉、節儉、孝順、服從、有責任感、團體利益重於過人等價值觀作為其治國方針。新加坡以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市場經濟，但李光耀認為香港放任式的市場經濟，容易造成貧富懸殊，與此同時，他又對西方福利主義不以為然，令到國民長期依賴國家，失去競爭力。他認為東西方歷史發展迥異不同、歷史發展文化價值觀大相徑庭，對於西方企圖將民主、自由等觀念強行加諸其他國家，他嗤之以鼻。他不認同美國總統選舉方法，因為如果由選民直接投票，容易選出沒有經驗的候選人出任總統。儘管被受批評，他依然固我。

《李光耀：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一書中，被問及希望歷史如何看待自己，李光耀如此回答：「到時我都死了，會有不同的聲音， 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堅持我的立場。我做出了一些強硬的決定好把事情辦妥。 可能有些人不認同。 認為我太苛刻， 但是存亡關頭， 我一定要確保新加坡成功，就是這樣。到頭來，我得到了什麼？一個成功的新加坡。我付出了什麼？我的一生。」

俱往矣，世間已無李光耀。
(完)

參考書目：
李光耀著。《李光耀回憶錄 1965-2000》。新加坡：聯合早報，2000。
韓福光著。《李光耀：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新加坡：海峽時報，2011。
李光耀著。《我一生的挑戰 新加坡雙語之路》。新加坡：聯合早報，2012。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等著，林添貴譯。《去問李光耀：一代總理對中國、美國和全世界的深思》。台北：時報文化，2013。

龍安寺第十五塊石頭

龍安寺位於京都市右京區，以其枯山水方丈庭院聞名於世。

早期日本寺廟的庭院是師承中國園林的池泉迴遊式庭院，佈滿花草樹木、小橋流水、亭臺樓閣，構成水木清華，婉兮清揚之美麗園景。後來禪宗漸趨普及，庭園成為天皇、貴族、大名及武將參禪之場所，具消閒娛樂功能的迴遊式庭院漸被枯山水庭院所取代。望文生義，所謂枯山水，即沒有山與水，以幼沙及石頭代之。一般枯山水庭院都空間細小但意境無限，鋪陳簡單卻哲理深邃，庭院簡約、靜謚，讓觀賞者沈澱深思，修身悟道。

進入龍安寺山門後迎面而來是一條彎曲小徑，小徑兩旁鬰鬱葱葱、蒼翠茂盛的林木夾道相迎，似乎要引領大家到某幽僻之處，看來是建築師用心良苦，要讓人調整思緒，平服心情，以平靜謙虛之心進入方丈庭院。

方丈庭院石庭面積約330平方米，庭上鋪滿白愷愷的幼沙，十五塊石頭，形狀大小不一，雖然沒有中國園林太湖石強調皺廋漏透的花巧精緻，仍可看出石頭是經過細緻入微的挑選。石頭分五組放置在沙上，每組石頭數目不一，從左至右分別為五、三、二、二、三塊，每組石頭再以青苔鑲邊。據說石庭的縱長橫長採用了西方強調的黃金比例。方丈院對面牆壁左邊較高，從左到右高度漸漸下降，因此觀賞者站在左邊往右看會產生視覺錯誤，石庭另一邊顯得更遠更深。值得一提的是，無論觀賞者站在方丈院任何一處，總不能一窺全部十五塊石頭，最多僅能看見十四顆。不論站在哪個角度，總會有小石頭會被前方較大石頭擋住，令觀賞者視缐受阻。

人們對於石庭的含意歷年來眾說分云。有人主張石頭代表陸地、島嶼及山岱，細沙象徵滄海或河流，沙上劃上一條條彎曲長線，宛若水流。另一説法指白沙是浩瀚宇宙，石頭乃天上的星斗，更有人相信是北斗七星。

有一派認為主張石庭比諭母老虎攜子過河的故事：老虎母親要帶三兒子過河，問題是母親每次僅可背著一個兒子，而母親不在場，強壯的老大便會吃了老二和老三。母親率先背老大到對岸，然後獨個兒回原岸，接了老二渡河。到了對岸，放下老二，帶老大回原岸，再攜老三渡河，最後才回去接老大和老二老三會合。

除了以上之外，還有一個簡單的説法。這十五塊石頭比喻完美，但人生七不能十全十美的。凡事不可強求，我們最多能擁有十三或十四塊石頭。如果費煞思量欲取得全部十五塊石頭，則有如緣木求魚，最終是徒勞無功的。正如蘇大學士所言，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他在《前赤壁賦》指出「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是不可求的。他又道：「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天地之間，萬物各有其主，不屬於自己的，分毫也不可取。

追求知識的道路也是同一道理。莊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學習本是人生一大樂事，所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但人生有限而知識有如浩瀚大海無窮無盡，企圖以一己力量，廢寢忘餐，強求無限的知識，忘却學習意義與樂趣，失去自我，是本末倒置、毫無益處的。

筆者佛理一曉不通，亦缺乏慧根。可是人們不斷推敲、探討、鑽研、分析這千古之謎，不正是以有涯追求無涯，尋求那遠在天邊、遙不可及第十五塊石頭嗎？

呦呦鹿鳴憶魏武

奈良公園位於奈良市以東的春日山麓，面積約600公頃。此為一綜合公園，園內的春日神社，位居日本三大神社之一、千年古剎東大寺和興福寺莊嚴宏偉卻又古撲幽雅、春日山原始森林古木參天，千年來無人砍伐，仍保持原始生態。

除此以外，公園裡更養了超過一千頭鹿，由於園內沒有欄杆、籬笆，隨時隨地都會有鹿大搖大擺擦身而過。鹿兒們也非常大方，不會靦腆、害怕，更沒有敵意，任由遊客撫摸或拍照。在公園內隨處可發現牠們的蹤影，有的在一碧千里的草地上嬉戲追逐，有的在神社參道兩旁的樹下酣睡，害得我不敢造次，踮著腳悄悄地走過。

初次參觀東大寺，看見寺外聚集了數十頭鹿，好生詫異，難道牠們也是信衆不成。原來寺外有商店小販售賣「鹿餅」，供遊客餵飼鹿兒。鹿兒們在旁邊，一見有人手持鹿餅，便將其團團圍住，有鹿隻老實不客氣，拼命伸長脖子，企圖搶奪，有其他鹿隻咬著他的衣角不放，索取手中美食，遊客不由得大樂。

鹿與傳統中華文化關係密不可分。「山麓」一詞乃山腳之意，將「麓」字拆開，上「林」下「鹿」，表示鹿在山腳下的樹林生活。美麗的「麗」字，上「丽」下「鹿」，可想而知，古代文化中，鹿是美的象徵。麒麟象徵吉祥，兩字部首皆從鹿，可以推論，鹿也代表好運多福。與鹿有關的成語有「逐鹿中原」和「鹿死誰手」，因此鹿字有政權或權力的意思。

在奈良公園𥚃，看到人與鹿各得其樂，不由得想起曹操名詩《短歌行》𥚃的「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全詩吟：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時可輟？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此詩容後討論，讓我先談作者曹操。

曹操乃三國時期一代梟雄，更是史上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三國志》作者陳壽指他乃「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唐太宗李世民讚他「以雄武之姿，當艱難之運；棟樑之任同乎曩時，匡正之功異於往代」。蘇東坡《前赤壁賦》形容他：「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大文豪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中也說：「其實，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 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可惜後世對諸多誤解，基於不同理由，史書、野史與民間傳說將他形象嚴重扭曲。京劇戲曲中，曹操是帶著白臉譜的奸險角色。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更把他徹頭徹尾抹黑，使他成為家傳戶曉的第一號大奸角。

東漢末年，大地飽受戰火蹂躪，滿目瘡痍。曹操捭闔縱橫，平黃巾軍、降張綉、擒呂布、伐陶謙、討袁術、滅袁紹、破劉表、征烏桓，平定大半個中國，孫權不敢惹他，劉備被他打得無家可歸，連妻兒也不顧就落荒而逃。他在《蒿里行》流露悲天憫人的情懷：「鎧甲生蟣蝨，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當成為丞相時，大整頓吏治、抑制土地兼拼、減輕徭役、實行屯田制、修建水利、安定民生。此僅如此，他更有偉大抱負，從《對酒》一詩可以窺見：

對酒歌，太平時，吏不呼門。
王者賢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
鹹禮讓，民無所爭訟。
三年耕有九年儲，倉穀滿盈。
斑白不負載。
雨澤如此，百穀用成。
卻走馬，以糞其土田。
爵公侯伯子男，鹹愛其民，以黜陟幽明。
子養有若父與兄。
犯禮法，輕重隨其刑。
路無拾遺之私。
囹圄空虛，冬節不斷。
人耄耋，皆得以壽終。
恩德廣及草木昆蟲。

「吏不呼門」、「民無所爭訟」、「三年耕有九年儲」、「斑白不負載」（長者毋須肩扛頭頂重物）、「子養有若父與兄」（官員對侍老百姓如同自己父兄)、「路無拾遺之私」等等，全是他心中美好社會的願景。由此可見，曹操是一名以天下為己任的理想主義者，和民間流傳的奸詐小人形象大相徑庭。

上次重回奈良，正值暑退初秋時。涼風輕拂，樹枝不敢造次，只輕輕搖曳而作呼應。樹葉變得色彩斑斕，想起蘇大學士的名句「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由於楓葉尚未染至一片火紅，不見蜂擁而至的遊客，秋高氣爽，獨個兒享受涼風輕撫，閒步如白雲流水，說不出的惬意舒暢。

所謂春生秋殺，春天是萬物繁𣶹之時，相反秋天則是萬物肅殺。難怪歷代文人都以秋天比喻哀傷離別之情，甚麼「秋來處處割愁腸」、「多少綠荷相倚恨」，屈原形容秋天乃「悲哉秋之為氣也」。

建安十二年，曹操遠征烏桓班師回朝，路經渤海之濱。心有所感，題詩《步出夏門行》，其中一章《觀滄海》，寫自己「東臨碣石，以觀滄海」，其時正值秋天，「秋風蕭瑟，洪波湧起」，但他沒有感傷，而且「幸甚至哉，歌以詠誌」，流露積極進的人生觀。另一章《龜雖壽》道「神龜雖壽，猷有竟時」，神龜也有壽終之日，何況是常人。他已年過半百，已屆知天命之年，北方已經平定。不過，曹操非但沒有志得意滿，反之認為人生短暫，要在有生之年建立千秋功業，寫自己「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他雄心勃勃，躊躇滿志，期望能一統河山。

約二千年後，有人來到渤海，以詩緬懷曹操：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島外打魚船。
一片汪洋都不見，知向誰邊。
往事越千年， 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
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此人正是毛澤東。古往今來，像此二人既睥睨天下而又詩才卓絕者，實屬鳳毛麟角，也難怪老毛對曹操惺惺相惜。當年曹操煮酒論英雄，與劉備指點江山，道：「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據說當年毛澤東練習筆墨時，曾多次書寫此句。也許，他心目中的英雄不是劉備，而是另有其人？

讓我們回頭說那首《短歌行》。此詩作於建安十三年，由「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到「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慨嘆了人生苦短。後來筆鋒一轉，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此句引自《詩經·鄭風》，原本是一首情詩，詩人抒發對情人的思念。曹操念念不忘的，不是情事，是國事；使他魂牽夢縈的，不是情人，而是賢人。因此，同句被引用到《短歌行》，曹操表達他求才若渴，對招攬人才一事「悠悠我心」，念念不忘。「但為君故，沈吟至今」，為了你們我一直低吟到現在。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取自《詩經·小雅》。大概意思指有鹿看到美味的萍草，心情愉悅，發出呦呦之聲呼叫同伴。當年周王宴請羣臣，宴會上樂韻悠揚，杯觥交錯，樂也融融，形容明君得到賢臣輔助，君臣上下一心，天下㫒平。曹操流露出求才若渴之心，他希望效法周王得到賢明人仕相助，使天下大治。數年後，他又先後寫了數篇《求賢令》，其中一篇明言：「二三子其佐我明楊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在科舉制度創辦前，朝廷長期依賴士族管治，家族門第作為官員選拔升遷之條件，門閥觀念根深柢固，造成社會「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弊端。
過份重視名聲却助長士大夫矯情虛偽、道貎岸然之不良風氣。曹操對此不以為然。為了打破陋習，他提出「唯才是舉」，不理門第出身，不問社會名聲，只要有真材實幹，就可得到重用。

曹操唯才是舉，就是企圖打破士族壟斷官位的局面，而才幹作為選拔官吏的條件，對社稷大有好處，卻損害了士族的既得利益，令自己站在士族集團的對立面。當曹操大權在握，群臣抨擊他為奸臣、視他為大逆不道的竊國者，反對者當中，固然有忠於漢室者，更深層的原因，其實是舊有的既得利益者對新制度的抵抗。

假若曹操到此，看到春日山麓人與鹿各得其樂，想必也會心情大樂，宴請文臣武將，高歌人生幾何！

建安十三年，曹操赤壁遭逢慘敗，統一天下美夢成泡影，但在他的努力經營下，曹魏政權根基依然非常穩固，南方的孫吳及蜀漢不敢大舉來犯。

古往今來，多少風流人物，試問能無憾而終，又有幾人？

曹操曾説過：「設使天下無有孤，不知當有幾人稱王，幾人稱帝。」僅寥寥數字，卻字字擲地有聲；雖驕傲自負，但言之有理。東漢末年，群雄割據，要是沒有曹操匡亂反正 ，也不知兵荒馬亂、生靈塗炭至何年何月。

自古興亡有誰知，千秋功罪任評説。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往事千年，春日山屹立不倒，山麓的原始樹林依舊長青，春去秋來仍然固我。

世間已無李光耀(三)

前文提及李光耀從文化層面著手，他以英語為國家的工作語言，使新加坡成為兼容並包的社會，以吸引世界各地投資和人才。除了經濟因素外，語言選擇亦涉及深層的社會及政治問題。 

1965年，新加坡被迫獨立，華族乃最大族群，華人佔總人口約百分之七十五，馬來人和印度人分別佔人口約百分之十四和百分之八。雖然華人佔人口大多數，但若果獨尊華語，容易予人口實，將語言問題政治化，誤以為政府推行華人至上的政策，種族衝突勢必加劇，後果不堪設想。以華語為工作語言會令馬來人和印度人不滿，同樣地，以馬來語或淡米爾語為主，也會招致其餘兩個民族不滿。因此，最公平的方法就是以英語作為工作語言，令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的子女都學習英語，令大家都有公平的競爭環境。 

李光耀高度重視培養國民素質。除了推動英語成為工作語言，他同時鼓勵國民學習母語，從而了解自己民族的歷史文化，增加文化底蘊及文化認同感。他同時看到西方文化的不足。由於西方社會重視人權，年青人變得自我中心、好逸惡勞、沒有責任心、缺乏社團體意識。看到東方文化可以彌補西方文化的不足，他鼓勵國民透過學習母語，從而認識到自己民族的美德。他本人亦高度推崇華人儒家文化裏勤奮、節儉、謙虛、尊師重道、團體重於個人等優良素質。 為了生存和競爭，必先懂得英語。為了培養品德，也要學習母語。這就是推動雙語政策的最根本原因。 

語言政策改革滋事體大，涉及種族問題，牽一髮則會動全身。若過份急進，企圖畢全功於一役，容易人仰馬翻，後果嚴重。因此，政府推行雙語政策時，小心翼翼，幾經跌跌撞撞，才取得成果。套用老鄧的名言，就是「摸著石頭過河」。 

1966年，雙語政策剛開始推行，但校方可自行決定英語作第一或第二語言。若英語為第一語言，母語就是第二語言；反之，若選擇母語為第一，英語就必須成為第二。1987年，當英語成為主流，政府才統一全國上下，才完成英語為主，母語為輔。 

南大的故事亦值得一書。前南洋大學(Nanyang University)本是一座以華語為主要教學語言的大學。1980年，該校收生質素每況愈下，畢業生英語能力差而不獲僱主雇用，李光耀有見及此，他在一片反對聲浪下力排眾議，將南洋大學和新加坡大學合併，成立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後來成為南洋理工學院(Nan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1992年，升格成為南洋理工大學(National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寫到此，想起孟子的名言：「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此乃大丈夫。」

世間已無李光耀(二)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迫脫離馬來西亞聯邦，宣告獨立。事前李光耀曾四處奔走，企圖力挽狂瀾，無奈，時不利兮騅不逝，新加坡終被逐出聯邦。當日，李光耀在記者會上，一臉愁容，神情阻喪，還一度哽咽，其痛心疾首可見一班。莫道男兒無淚時， 只缘未到傷心處。

新加坡是一處彈丸之地，國內市場規模小、缺乏天然資源、失業率高企、種族問題錯綜復雜，加上強鄰覬覦，求助無門，前景堪虞。李光耀意識到，新加坡的唯一出路，便是創造有利營商環境，吸引外商投資和優秀人才。要補充一點，上世紀60、70年代，誇國經貿合作不可和今天全球化年代同日而語，不少發展中國家領袖受到新殖民主義思想影響，抱著懷疑和𧫴慎態度對待已發展國家企業投資，認為這是西方國家對前殖民地的另類剝削。李光耀卻不同，他是一名務實的領袖，他自言不受意識形態，理論規條所約束。為了吸引外商投資，他推行一系列措施，包括免稅優惠、政府低息貸款、基礎建設投資、都市綠化。在動盪不安，國或國之間爾虞我詐，明爭暗鬥的60、70年代，新加坡的開放政策，是走在世界前端。

李光耀認為人力資源是競爭力的最重要因素，因此他視吸納人才為治國的根本。他參考美國的經驗，該國是移民國家，文化兼容並蓄，人才源源不絕湧入，這些人才為美國注入新觀念、新思維和新技術，提昇創造力，令其科技走在最前，因此美國總能夠從多次危機及其他國家挑戰下自強不息，從新崛起。古羅馬帝國也是因為可以招攬各國人才，才換來數百年的強盛。現代日本情況則相反，該國是個單一民族國家，幾乎不接納新移民，排他性極強。因此在90年代經濟泡沫破滅後，缺乏創新力量，一蹶不振，欲捲土重來但舉步維艱。新加坡和美國同樣是移民國家，沒有沈重的歷史包袱，沒有根深蒂固的文化認知，有條件包容各國種族、宗教和文化。李光耀注意到，美國的主要語言為英語，而英語又是世界語言，故該國能夠吸引各國曉得英語的菁英不斷流入。

為了吸引各國人才和外資，儘管曾引起極大爭議，李光耀大刀闊斧、不遺餘力推行英語為先，母語為次的雙語教育政策，在全國學校用英語授課，教育人民用英語溝通和思考，在不影響學習英語的情況下學習母語(華人學華語、馬來人學馬來語、印度人學淡米爾語)。

經過多年努力，雙語教育政策收到成效，新加坡成為以英語為第一語言的多元民族國家。外地人到新加坡，不僅能和本地人溝通，而且可以融入社會，故此人才流入，提高了國家競爭力。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所發表2014-15年全球競爭力報告，新加坡排名全球第二(香港第七，台灣第十四，中國第二十八)。

有一點值得一提，李光耀曾認為，中文是中國的主要語言，外國人對中文感到艱深難學，且中國文化難以融入，因此中國不能似美國般吸納人才，影響科技創新，是中國經濟戰略的一大障礙。

世間已無李光耀(一)

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後二戰時期乃國際史上一段風起雲湧、波譎雲詭的歲月。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當年在國際政壇上指點江山、呼風喚雨的風雲人物已一一退下人生舞台，李光耀乘鶴西去，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終結。不論世人愛他、恨他、敬重他或批撃他，稱他為建國總理或政治強人，不能否認他是一位劃時代的世界級政治領䄂。

李光耀在1959-1990年出任新加坡總理，他見證了東西方冷戰、石油危機、越戰、日本經濟泡沫爆破、蘇聯解體等國際大事，帶領新加坡這個物質匱乏，飽受內憂外患的蕞爾小島，從第三世界走向第一世界，地緣政治影響力更舉足輕重。

筆者相信時勢造英雄。特定的客觀歷史條件讓人展現才華、抱負或野心，是歷史選擇了他們，但個人的意志卻不能左右歷史前進的方向。好比河水流經石頭，濺起水花，但石頭僅能影響河水流速，不能改變其流向。即使林肯未能當選美國總統，奴隸制度早晚會被廢除。就算瓦特沒有發明蒸汽機，工業革命始終會發生。沒有孫中山、沒有黃興，滿清政府仍會退下歷史舞台。李光耀也是云云眾生其一，沒有他，亞洲經濟會照樣高速增長，東南亞諸國遲早會創立東盟，中國依舊會開放改革，但沒有李光耀，新加坡或許不會出現經濟奇跡，更遑論在近代史上佔一席位。新加坡的成就，筆者不敢斷言是否後無來者，但肯定在世界歷史的長河是前無古人。

儘管近日有關李光耀的評論或悼念文章如雨春筍，俯拾皆是，筆者仍手癢難耐，決定提起筆桿，用文字方式向他寥表敬意。

俱往矣，世間已無李光耀。

從政治社會學理論看佔中運動

2014年10月22日

余偉麒

一場「佔中」運動，把香港潛在的社會矛盾毫無保留地浮現街頭，你有你的佔中，我有我的反佔中，警察、示威者、政客、社團及其他持份者互相 指罵、推撞、堅守，當中夾雜着胡椒噴霧和催淚彈的情景一幕幕地投射眼前。本文希望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引入分析（inductive analysis）現時香港的社會現象和啟示。

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02-1979）是著名社會學者，他的「志願行動論」（Action Theory）和「社會系統論」對日後的結構功能主義（Structural Functionalism）有着莫大貢獻。帕森斯眼中的社會系統，結合四個獨立但又互相牽引的功能板塊：適應（Adaptation）、達成目標 （Goal 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和模式維持（Latency），簡稱AGIL。

目標制訂 政府角色

適應功能板塊負責調節及紓緩系統因為受到內外環境改變而產生的摩擦和壓力，而驅動這個功能板塊的便是社會內的經濟運作，有效率地分配資源。同時，帕森斯認為任何一個系統都會出現不協調，所以社會必須有制訂目標的功能，政府便是擔當這個角色。

整合功能是要維繫社會融洽和廉正，依靠的便是法律制度，雖然它在AGIL整合中排在第三位，但帕森斯在書中最首先交代的便是整合功能，可見他肯定法律制度的重要性。

模式維持功能包含傳統繼承和價值觀的認同，往往由教育和宗教傳達。最重要的是，帕森斯深信當社會系統任何一個或多個板塊受到衝擊時，其他功能板塊便會作出協調而令整個系統回復平衡。

為何帕森斯相信社會系統最終會達到平衡？這與他的出道有莫大關係，在社會學上，帕森斯是「半途出家」，他的早期巨著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1937） 便沒有參考當時甚具影響力的社會學家如Cooley、Ross、Mead的理論。大學時，帕森斯是修讀生物系，本想做醫生，所以他的想法是社會像人體，當 中有呼吸系統、消化系統、免疫系統、血液系統等等，當有細菌入侵時，每個系統便會發揮它的功能，目的是要令主體能正常活下去。

可是帕森斯的社會系統論有些不切實際的潛在假設，如每個人的行動是有目的的，而且最終目標是一致的；又如每個人都會作出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而在選擇中是有對等的取捨（indifference），就像本來想吃一個蘋果，但可以接受吃兩個橙來作交換。

最具爭議的是，帕森斯要求AGIL的功能系統是可以每個獨立調節，但現今的社會大都由政府主導。這不代表帕森斯的社會系統論被推翻，推翻的只不過是社會系統和諧不是必然的，四個功能板塊不協調才是矛盾的根源。

保護費用 等同稅收

在《政治作為一種職業》（Politics as a Vocation）一書中，馬克思．韋伯（Max Weber, 1964-1920）指出，國家是一個「壟斷了正當武力」（monopoly use of force）的實體，以維持治安為名，實質是把武力權威正常化，國家便是正當武力的來源，而使用正當武力的主要工具便是警察和軍隊。不過，公共武力不限於 此，只要得到國家直接或間接授權，私人武力也可在領土上行使，六十年代香港暴動時期，港督便曾頒布緊急法令，授權所有太平紳士可以召集市民拘捕「歹徒」， 有必要時還可入屋行使武力。

在《製造戰爭和建國為有組織罪行》（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 一文中，查爾斯．提利（Charles Tilly, 1929-2008）更把韋伯對國家獨攬武力的看法伸延到與黑社會組織相比。提利認為，黑社會是靠提供保護而收取保護費，而國家亦是靠維持社會秩序、保障 市民安全、免受敵人侵略而收稅（保護費），其性質一致，關鍵在於合法與否。

綜合韋伯和提利對國家使用武力的看法，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共通點：國家作為一個有領土的實體，會不惜一切動員武力維持秩序，而這些秩序包括剷除領土內外的敵人、鞏固現有利益集團的勢力，如幫他們除掉競爭者或給予現有精英保護等等。

各方在談論佔中時，往往視之為爭取民主的一種手段，而忽略佔中可能是社會矛盾的一個現象（只是佔中行動比以往的社會運動更加激烈，分別是化解的方法不同）。從【圖】中可見，公眾活動數目（來自警方數字，包括事前獲得批准及未獲批准）從2006年便不斷攀升。

事實上，自從在2003年五十萬人上街抗議政府無力改善經濟（適應功能板塊）、硬推第23條（整合功能板塊），香港社會系統已出現不平衡現象，當時特區政府得到中央支援，在經濟上放寬自由行，直接刺激消費，而特區政府亦收回第23條草案，換來社會平穩。

隨着自由行不斷擴大，香港社會的承受能力已推至臨界點，樓價飆升，令年輕一代成為「無樓一族」，小商戶不敵租金倍增而被迫結業，北區車站成為貨物集 散點，商場、街道迫滿一群又一群拖着行李箱的內地訪客。經濟板塊向前，受惠的行業固然笑逐顏開，但歡顏背後卻隱藏價值觀的摩擦和挑戰（模式維持功能板 塊）；加上《一國兩制白皮書》觸動的法律神經（整合功能板塊），而政府不發揮其應有的達成目標功能，結果社會體系嚴重扭曲，佔中不是用來迫政府作出平衡措 施，而是給社會系統的一個警號，就像人體發燒，發燒只不過是傳達身體有部分不適，而不是病症的根源。

雖然香港事務是受「一國兩制」保障，但當主權國—中國—把香港民主發展認定為有外國背後煽動、佔中實為顏色革命，作為特區政府便有責任替主權國動員「武力」，在其領土上維持秩序，所以警察向「國家敵人」噴胡椒噴霧、出動防暴隊、施放催淚彈是「正當武力」的行使。

佔中現象 提出警號

當「正當武力」不能瓦解「佔中暴民」，反而引來更大的批評，在「敵人的敵人是我朋友」的邏輯下，對有黑社會背景人物襲擊「佔中暴民」而採取不干預、不執法的態度，亦可從提利所指的《製造戰爭和建國為有組織罪行》一書中找到合理答案。畢竟，收保護費便須做好維持秩序的工作。

本文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探討「佔中」社會現象，而不是把「佔中」看成問題，因為在帕森斯的社會系統內，「佔中」只不過代表AGIL四個功能板塊已失 衡而響出的警號，就像人體發燒，發燒不是病症的根源；要系統回復平衡，政府有責任化解現有的社會矛盾、回應真普選訴求、維護司法獨立、保障新聞自由。但在 中國主權國的體制下，國家領導要求三權合作，真普選只怕是香港人單方面的意願。

一個社會的政制發展、經濟發展和公民社會發展是互相緊扣，當任何一方未能同步，社會便不和諧，衝突自然發生。正如西方國家強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推行 民主，但當地的經濟發展和公民社會發展追不上時，後果自然是亂；同樣，當經濟發展和公民社會發展不斷向前，政制發展反而退步，社會又怎能和諧？但社會系統 最終須要回復平衡，犧牲的，哪怕就是經濟發展和公民自由了。

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便曾指出，人類的自私會帶來戰亂，但當人民對戰亂產生厭倦，便會願意放棄某些權利以換取平穩，這便是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中國和香港關係不能單靠「一國兩制」和《基本法》規範，而是要重新訂立社會契約，但在研究契約內容前，希望當權者能有無比的智慧來擺 脫「霍布斯的困境」（Hobbes’s Dilemma），避免先製造混亂來作日後社會契約的基礎。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博士候選人、治學文社成員

協和廣場的亡魂

協和廣場(Place de la Concorde)位於巴黎市中央，廣場倚靠風光旖旎的塞納河，東側是古典精致、綠草如茵的杜勒麗公園(Jardin des Tuileries)，西側是著名的香榭麗舍大道(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的起始點，沿著大道行西去，可直達宏偉壯麗、雕欄玉砌的凱旋門(Arc de  Triomphe)。廣場中央直插雲霄的埃及方尖碑傲然而立，四周豎起十多座巴洛克式雕塑及噴泉宏大雄偉，廣場仿似在誇耀法蘭西的光輝歲月，懾人心魄。

 

可是有多少到訪者知道，這座華麗的廣場，在十八世紀未法國大革命期間，曾是那血跡斑斑，惡名昭彰，令人不寒而憟的斷頭臺行刑場。

後人總為革命披上光榮、偉大、神聖、悲壯、浪漫的華麗衣裳。這是全部真相？

 

表面上，大部分的革命旨在推翻獨裁，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然而，革命往往和經濟有不可分割的關係。1775年，法王路易十六(Louis XVI)登基，歷經路易十四(Louis XIV)窮兵黷武、大興土木與路易十五(Louis XV)的揮霍無度、窮奢極欲，國家已是風雨飄搖。國庫空虛，稅徭沈重，貧富嚴重不均，加上糧食短缺，農作失收，大地發出淒厲的悲鳴，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大廈將顛，非一木所支也。

縱觀人類歷史，革命總是離不開暴力，老毛也曾說：「槍桿子裡出政權」。民眾因飢餓與貧困而發動暴亂、騷動及搶劫。「百姓一亂，則魚爛土崩，莫之匡救。 」當暴動之火一旦燃點，其他民眾就紛紛效法，結果動亂就以星火燎原，風卷殘雲之勢蔓延，到了1789年7月14日 ，憤怒的巴黎市民攻佔並摧毀了巴士底監獄(Bastille)，後世以此作為法國大革命的起點。

 

巴士底監獄是中世紀時期建成的堡壘，最初是為了軍事防禦目的而建，後來成為一座典獄，到了路易十四時，王權達到極致，囚禁了不少政治犯及異見人仕。路易十四後，統治者對思想言論管制逐漸寛容和寬鬆，巴士底已逐漸失去其作用。1789年，當怒髮沖冠的群眾攻陷巴士底時，獄中僅囚禁了七名罪犯，而且全都不是政治犯。更甚者，巴士底監獄的典獄長被群眾毒打後殺害，其首級被插在長矛上遊街示眾。偉大的革命就以群衆的蠻橫行動揭開了序幕。革命者就以攻陷巴士底監獄作為大革命的里程碑及代表性標誌，後來7月14日 更被定為法國國慶日。

 

平心而論，比起路易十四及十五，路易十六談不上是一名壞君主，即使在革命前，他已嘗試改革求進。巴士底事件後，國王同意君主立憲，改革稅制，及取消貴族和教會特權。不幸的是，循序漸進的改革在短期內是沒有顯著成效的，新政策非但沒有舒緩公眾的情緒，反而認為國王沒有誠意推行改革，人民滿腔努火，局勢更加動盪不安。

 

歷史學家托克維爾(Tocqueville)道：「革命並不總是因為人們的處境每況愈下而引起。一個嚴刑峻法的國家，人民都非常有耐性、似乎若無其事地忍受，但法律一旦寬鬆，他們就會開始反抗。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之前的政權更開明，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壞政府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剛開始改革的時候。……人們耐心忍受着苦難，以為這是無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提出想脫離苦難的建議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被消除的苦難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還有其他苦難存在，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減輕，人們感覺反而更強烈。步向滅亡的封建制度比起其最強盛時更能激起法國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微不足道的專橫政策似乎都比路易十四所有的專制更難以忍受……」

  

歷史告訴我們，每當某處政局不穩時，總是謠言四起。當民眾對路易十六的改革逐漸失去耐性時，流言蜚語不絕於耳。例如有謠傳國王打算派軍隊鎮壓平民，外國軍隊即將入侵，殺手到處出沒。後來，又盛傳王后瑪麗(Marie Antoinette)和兒子路易十七亂倫；這類謠言其實和時局風馬牛不相及，卻加深了民眾對皇室仇視。不知瑪麗王后那句「名言」：「人民沒麵包吃就給他們蛋糕吧！」是否也是始於大革命時期。(題外話，此句和晉惠帝説的「百姓無粟米充飢，何不食肉糜」極其相似，我懷疑是抄襲。)

巴黎市彌漫不安氣氛，民眾情緒日益不穩，怨恨憤怒接近沸騰點，激進勢力乘機抬頭，令風燭殘年的波旁王朝雪上加霜。到了1793年，可憐的路易十六與瑪麗王后先後被推上斷頭臺，身首異處。兒子路易十七被囚禁並虐待至死，年僅10歲。

 

從前的因，今天的果；前人作孽，要由後世子孫承受，命運之弄人，歷史之擺佈，令人不勝唏噓慨嘆。

 

每當一個王權被革命迅速推翻後，新制度的建立仍在摸索階段，此時便會出現權力真空。在權力真空的情況下，當統治者之間、或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出現矛盾時，往往訴諸暴力。

 

如果說革命是制度的更換，那麼它既要破壞，亦要建設，既要推翻舊制度，更要建立新制度。革命又往往離不開暴力，但暴力僅能破壞，不能建設。矛盾的是，在革命的熊熊烈焰下，人們會沉溺於使用暴力，以為暴力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金科玉律，結果舊社會被打得稀巴爛，新制度的建立是遙遙無期。

 

暴力會令人剛愎自用，獨斷專行，凶狠乘戾。革命分子變得更激進，不容異己，哪怕是稍為溫和的意見。在他們眼中，非黑即白，非左則右，非友即敵，非此則彼。不是革命派就是保皇黨，不是革命義士就是反革命分子，從此再沒有中庸之道或中間路線。人們逐漸殺紅了眼，過去的激進者被更激進人仕取替。昨天是革命元勳，今日成了反革命罪人。昔日手執權仗判決定他人生死，今朝輪到自己成為斷頭臺的亡魂。揭竿起義，透過革命建立共和的理想，拋到九霄雲外。

 

君主立憲派被主張共和的吉倫特派(Girondins)轟下台，後來吉倫特派被更激進的雅各賓黨(Jacobin)取而代之，巴黎陷入白色恐佈。雅各賓黨掌權後又發生內哄，羅伯斯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鏟除了昔日的革命伙伴埃貝爾（Jacques René Hébert）和丹東(Georges Danton)。不久，羅伯斯比也被推上斷頭臺。

 

據記載，1791-1794短短4年間，共有7萬人成為斷頭臺的刀下亡魂，更諷刺的是，不少遭處決者都不是當初掀起革命要「革」的對象，如皇室、貴族、教會人仕等特權階級。

因共和而獨裁，為了自由而專制，又假惜公義之名而使用暴力，這就是偉大的革命？

 

面對永無休止的殺戮，民衆漸漸懷念當年波旁王朝的日子。時勢造英雄，拿破侖(Napoléon Bonaparte)橫空出世，收拾殘局。1804年，他加冕稱帝，建立法蘭西第一帝國，共和國壽終正寢。法國大革命，國民推倒帝制，建立共和國，十多年後，他們又擁護新皇帝，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後來拿破侖政權被歐洲列強推翻，波旁王朝復辟，之後又被七月王朝取而代之。接著，第二共和國成立，數年後，法國又恢復帝制，法蘭西第二帝國取替了共和國。

 

亂哄哄，你方唱擺我登場。

 

專制，共和，專制，共和……歷史吊鐘在帝制與共和之間搖擺。要到1870年，即革命的81年後，專制才退下歷史舞臺。

 

我們不禁要問，為何法國會經過動盪不安、反反覆覆、流血千里的過程尋找其共和之路，某些國家如大不列顛卻大相徑庭，緩慢但循序漸進性地改變政治制度來配合社會架構變遷、經濟結構轉型，找出最適合國情的君主立憲(constitutional monarchy)及議會式民主(parliamentary democracy)，減輕階級矛盾而引致的傷亡。

 

當教科書，慶典，媒體替某某革命、運動盲目地歌功頌德，推祟備至，不去回顧歷史，不看事情的正反兩面，我們也永遠不能從歷史吸取經驗和教訓。

 

我愛讀史。當我沈澱那浩瀚的歷史長河和悠悠的歲月時光，思想領域會發現一片又一片新大陸，豁然開朗。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