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7日
劉濤江
前陣子，全球著名運動品牌Adidas關閉了在華唯一的直屬工廠，其老對手Nike更先行一步，早在2009年就已關閉了在華唯一一家鞋類生產工廠。這顯示了國際品牌紛紛調正採購戰略，將一部分在中國的訂單轉移至成本更低的東南亞國家。
另一邊廂，歐盟委員會本月1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發布會，對中國劣質商品，特別是假冒偽劣玩具表示重點關注。可以說，「中國製造」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
若將時間軸拉至十三世紀，意大利威尼斯旅行家及商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返回家鄉時，帶着東方神秘國度珍貴的絲綢，上面繡着「中國製造」，受到當地皇族的熱捧。當然，這是一個虛構的情節，若絲綢有繡上產地，也應該是「大元制」之類。然而，毋庸置疑的是，當時很西方商人穿梭於絲綢之路是為了將中國的產品帶到歐洲，那時的「中國製造」代表着高檔和先進。
真正意義上，第一個在法律中要求商品標明出產地的是1887年由英國通過的「商品商標法」（Merchandise Marks Act 1887），其目的主要是為了使消費者辨別從德國進口的劣質、仿製英國的產品。若干年後，德國人通過自身的創新和嚴謹，加上品質為本的態度和工業定制的概念，以不同於美國的批量產品生產，徹底改變了英國人對「德國製造」品質低劣的看法，最終享譽全世界。
同樣的遭遇也發生在日本身上。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日本政府花巨資購買外國專利、引進先進技術，並加大對企業在科研上的鼓勵和對良好企業治理的推動，成功地改觀了外界對東洋貨品質低劣的不良印象。時至今日，「日本製造」已經以高科技、精緻和安全感著稱。
中國製造痛失良機
德國人抓住了機遇，日本人也改變了命運，那麼中國人呢？讓人愛恨交纏的「中國製造」一方面價格便宜、產能規模大，幾乎任何行業產品都能在中國尋找到製造商；另一方面，品質的不穩定、安全隱患、知識產權侵犯等問題着實讓國外買家、消費者頭痛。
金融危機下全球經濟環境不景氣，中國國內物價、人工卻大幅上升，「中國製造」與在西方發達國家的生產成本相比優勢逐步縮小，越南、印度、柬埔寨、菲律賓等更為廉價的勞動力更使「中國製造」腹背受敵。
據中國國資委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1至7月央企累計利潤同比下降16.1%，這些一直以來受政府、國有銀行政策優惠的央企也經營困難，更何況「中國製造」的排頭兵，一眾民營製造業企業。
前陣子，內地有一篇在長三角從事機械加工的企業第二代撰寫的文章被廣泛轉載，敘述中小型製造業企業受國內外環境影響，經營步履維艱。在慨嘆兢兢業業心無旁騖曾經創造出無數成功例子的企業家，也走到如斯田地的同時，還有多少民營企業能獨善其身？這恰恰是「中國製造」的一個縮影，企業從遍布全球的產品中所獲得的利潤十分有限，有時甚至不得不虧本經營。
許多人將此歸咎於成本的快速上漲，筆者認為對於原材料的上漲，企業家的確無能為力，而工資上漲從歷史角度來看也屬必然，造成「中國製造」困局的其中一個很重要原因，是政府的短視和私利。其一，當初各地政府為了吸引投資紛紛推出優惠措施招商引資，許多更承諾給予免租或大幅減稅等落地優惠，期望拉動區內經濟，增加就業。表面上這種結構並沒有太大問題——建廠、募工、生產、出口一切順理成章，好光景加上低成本（廉價勞動力以及政府補貼）使產品價格富有競爭力。
然而，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等同於溫水煮青蛙。當這些競爭力逐漸消失時，缺乏創新、設計、高品質等特質的「中國製造」在面對更為廉價，以及轉型後的發達國家的競爭時，便顯得力不從心。這一部分責任很大程度歸因於政府當初短視的優惠政策，並沒有將鼓勵企業創新、品質監管放在首位。
政府措施變相溫水煮蛙
其次，中國政府班子通常五年換屆，官員晉升的考核主要取決於管轄地經濟的發展，吸引外資，搞產業園、科技園、生物園等一系列大項目是短時間內促進經濟發展的捷徑，一窩蜂的投資最終間接造成了許多行業產能的過剩。
政策的不穩定更令企業家摸不着頭腦，過去一兩年廣東省主張將高耗能、勞動密集型的企業遷移，這無疑增加了企業家的成本。在大政府的背景下，民營企業家亦需要花大量時間和新任政府領導增進交流，浪費了本應專注業務的人力和物力。
筆者認為，現時的金融危機恰恰是「中國製造」轉型的一個機遇，解決「中國製造」困局最根本的方法不是進一步出口退稅、政府補貼等短期行為，而是在更為自由、透明的環境下讓企業競爭，無論民企還是國企，在資源的獲取上應該平等競爭。
政府的職責應只在於監督和確保法律的有效實施。只有這樣，才能激發企業的創新，才能激勵企業對品牌的投入；也只有這樣，製造業的轉型才會真正開始，「中國製造」才能再一次擊敗對手，贏得世界的認可。
作者為「治學文社」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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