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民主開放 中港才有穩定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圖一
《J曲綫》(The J Curve)是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總裁Ian Bremmer（伊恩‧布萊默，下稱布氏），被《經濟學人》譽為2006年「年度之書」的重要著作，內容講述一個國家的穩定與開放程度大致上是依循着一條J形曲綫（見圖一）。
如圖中所示，Y軸表示穩定程度，而X軸表示開放程度，專制及獨裁國家大多處於曲綫的左方，而民主開放的國家則處於曲綫的右方。
「J曲綫」反映 開放決定穩定度
專制及獨裁國家一開始在曲綫左端普遍上都非常穩定，但隨着國家日漸開放，穩定程度便會驟降，須直到國家建立起公民社會，以及對民眾負責的制度，穩定程度才會回升。而開放社會所賦予的穩定程度，更不是任何專制國家可比擬的，所以曲綫右端比較高。由於現今全球化令世界各國不得不與世界接軌，因而全球的專制國家 均要面對由曲綫左方右移，導致穩定程度驟降的危機。
中國冀藉經濟 避免政治不穩
因此布氏的主要論點是：除非專制政權對西方的國家安全構成即時威脅，否則西方根本毋須特地顛覆這些專制政權，反而應該製造相應的條件，使它們得以「順利」進入J曲綫的最低點——即最不穩定的狀況，那樣就可以不費吹灰之力，令專制政權自動土崩瓦解。此論點也是布氏建議西方用來對付全球的專制政權的基本策略， 亦可解釋北京為何認為西方想「捧殺」中國。
然而，布氏也觀察到中國事實上早就了解穩定與開放程度之間這種關係。中國除了專注於及加快經濟發展，使整條曲綫往上移，藉以增加整體的穩定度之外，更嘗試藉各種改革，來打破「J曲綫」，希望由左方較高的一點，直接跳到曲綫右方，以避過最低點（見圖二）。
圖二
茉莉花革命 令內地領導恐慌
假使中國依照原本的計劃，一方面發展經濟，另一方面循序漸進地改革，其實西方對阻止中國崛起已近乎束手無策，但一場風暴卻完全改變了北京的步伐與走向，並更進一步證明「J曲綫」是正確的，那就是所謂的「阿拉伯之春」（或「茉莉花革命」）。
「阿拉伯之春」為何對中共產生有如「觸電」的作用，只要看看西方學術界對「阿拉伯之春」發生時的反應就會知道。西方學術界從來都沒料到「阿拉伯之春」會發生，他們一直在埋首研究阿拉伯國家的專制政權及獨裁者，多年來為何能屹立不倒，為何能抵擋得住民眾的不滿聲音，以致事件發生時，西方領袖全都手忙腳亂。
西方學者普遍認為阿拉伯國家相對穩定歸因於兩大因素：專制政權背後都有軍隊支持，以及國家對經濟的嚴密控制。不少國家更可以用石油資源的收益來換取人民支持，再加上經濟改革漸見成效，預期新的利益既得者將會支持政府，殊不知所有假設純屬一廂情願。
細心一想，上述情況不是簡直跟國內研究和歌頌「中國模式」的情況如出一轍嗎？在國內歌舞昇平的同時，原來亦在不知不覺之間接近「J曲綫」的最低點，令革命一觸即發。中共領導層想到這裏不冷汗直冒才怪，因而發生了普遍的恐慌現象，不顧外間和輿論的反對，立刻煞停一切有關自由化的改革，並加緊對人民的控制，急忙想回到曲綫左端。再加上經濟增長放緩，國內貪腐、貧富懸殊問題日益嚴重，更令中共心驚膽顫。
香港政局又何嘗不是受到「阿拉伯之春」的餘波所影響？坊間不少人都認為曾俊華之所以倉卒決定派6,000元給市民，是受到北京指示，要盡可能穩住香港的局勢。而近日成為全城焦點的特首選舉前哨戰中，中央力挺民望屢創新低的唐英年，可說是中央想制止香港繼續向曲綫右移的反映，顯示出中央寧願以不變應萬變，穩定壓倒一切。
勿走回頭路 慎選下任特首
正如筆者一開始已表明，全球化令世界各國不得不與世界接軌，專制政權亦沒有例外，因此國家在「J曲綫」只會右移。中共在「阿拉伯之春」後，力求回到曲綫左端根本就是不切實際，是開歷史之倒車。西方在「阿拉伯之春」後重新取得主動，除了使中國在利比亞的投資化為烏有之外，長遠更可能演變成西方引君入甕，讓中國自毀長城之計。北京如再不醒悟，只會受到國內外的責難，陷入內外交困的局面。
香港一向作為中國的實驗場，實在不應只消極地力求穩定。中央以香港作為試點也好，作為對冲也好，也應該繼續嘗試打破「J曲綫」，藉着改變令香港踏上開放且穩定之路，所以在特首人選上，中央還須三思。
治學文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