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經濟日報2013-07-26:泛民應棄慣性反對 務實拓東北

泛民應棄慣性反對 務實拓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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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再度成為政治角力戰場,繼粉嶺高球場突然成為輿論焦點後,反對派近日以發展局局長陳茂波的潛在利益衝突問題,肆意攻擊政府,迫使當局推倒重來。

政府的新界東北發展區規劃研究最終方案,將古洞北和粉嶺北新發展區定位為「香港人的新市鎮」,同時將坪輋/打鼓嶺的規劃工作延至明年分開處理,暫且遏止去年「割地賣港」的指控。可是,當大家還未認真了解政府的新方案,粉嶺高球場以及局長過去的土地投資等實質規劃以外的枝節,突然成為輿論焦點。

事實上,香港人口在戰後數十年持續增長,港英政府在上世紀60/70年代開始發展新市鎮,以應付不斷膨脹的人口需求,亦同時製造不少就業機會。當年的新市鎮發展,大概每隔10年就會有新的發展計劃推出。第一代的新市鎮是建立於70/80年代的荃灣、屯門和沙田,隨後上馬的就是大埔、元朗、粉嶺和上水,跟着就到80/90年代開始發展的將軍澳、天水圍和馬鞍山,但自東涌的基本建設在2003年左右完工後,香港就再沒有新市鎮。

港人急需新市鎮 莫再拖

回歸前後,董建華政府的「八萬五」政策觸礁,政府亦被迫叫停所有建屋發展計劃,接下來的曾蔭權政府則以「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模式讓香港虛耗多年光陰,即使現在新界東北發展能夠順利推展,首批居民最快亦要等到2022年才能入住古洞北、粉嶺北發展區,距離1997年首批東涌居民入伙相隔25年!香港民眾能夠如此繼續等下去嗎?

泛民主派近乎慣性地攻擊梁振英政府,新界東北發展計劃這種大型發展項目自然成為箭靶。部分泛民議員引導傳媒,將高球場形容為政府不敢碰的富豪利益,集中聚焦高球場現時的會員人數和收地安排,卻沒有考慮將高球場發展成屋邨的交通配套,更漠視收回高球場重新規劃再發展的既定程序。如此爭論下去,既不能有效地改進東北地區的發展計劃,亦令本港無法盡快重推新市鎮發展,以應付人口需求。

事實上,新發展區或許會成為天水圍的翻版,才是不少民眾更擔心的事。議事堂內的反對派理應認真研讀政府的計劃,要求加強新市鎮的交通、教育、醫療和就業配套,防止政府的規劃重複當年設計天水圍的錯誤。

泛民主派近數月以來在政制改革的議題上動作多多,在「佔領中環」的旗幟下令民眾關注普選議題,而真普聯亦同時推出多個普選方案讓民間討論,並以包容的態度跟建制派討論,事實上的確大大改善泛民主派近年來「只有反對沒有建設」的形象。可是,香港可不能只有普選這單一議題,泛民主派為何不能放棄過去多年的「游擊戰」抗爭模式,以更積極務實的態度對待香港的新市鎮發展計劃呢?

再掀仇富情緒 社會加劇分化

假如反對派確實如媒體報道那樣號召民間團體「佔領高球場」,利用基層市民的仇富情緒來催動抗爭運動,或許能夠在自製的道德高地上取得短暫的掌聲,但這種抗爭運動卻會無可避免地掀起基層民眾對中產/高收入人士的文革式批鬥,固然不可能協助政府盡快建屋滿足基層住屋需要,亦會令社會進一步分化,現屆政府無法有效施政,即使泛民主派將來能夠上場執政亦無法管治這個極端分化的社會。

反之,如果泛民主派以主導「佔領中環」的學者模式進行「商討日」,以包容的態度跟民間團體以及建制派、發展商等討論,尋求一個符合社會各階層利益又同時實際可行的新界北發展方案,以民間智慧整合民眾對新界東北發展的期望,以積極的行動去表現自己(以及一眾民間團體)比現屆政府具備更強的執政能力,才能在取得即時掌聲的同時獲取民眾長期的信任。

撰文:帥卓廷 治學文社/會計界人士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d3e8b5f9-b06c-43c2-8610-bb78105ad35c-031244

香港經濟日報2013-06-18:「斯諾登」顯港角色 京外交跳板

「斯諾登」顯港角色 京外交跳板

撰文: 翁健 倫敦商學院金融碩士、帥卓廷 跨國金融集團財務監控副總裁

欄名:洩密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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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美國中情局職員斯諾登(Edward Snowden)匿藏香港,將美國政府在高舉普世價值的同時在背後所幹的好事公諸於世,頓成國際焦點。

外交層面 京成最大得益者

特區政府實在應該好好把握這個機會,不卑不亢地走上這國際舞台,發揮香港獨有的「一國兩制」優勢。

部分港人認為,香港接收了這個燙手山芋,夾在美國和中國的外交紛爭之中,導致香港的一國兩制受到衝擊及考驗。行政會議成員在事件披露首天即勸斯諾登盡快離港,似乎並不是關心告密者本人的安危,而是不願特區政府惹上麻煩。

當然,事件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本地政客和評論員的反應。事情公開的首兩天,大家似乎都來不及應對,在媒體上談的都是關於引渡條文上的技術性討論,當國際媒體的關注和討論愈來愈多時,立場親中的就指摘美國違反普世價值,平日高舉民主自由的就認為美國要保障國家安全,「稜鏡」監控計劃並沒有問題。

斯諾登洩密客觀上有利維護社會公義,或許在他本人而言是義舉,本地政客如何靠邊亦只是例牌抽水動作而已。實際上,此事在外交層面上,北京已成為最大得益者。

網絡安全 北京反攻華府

在剛結束的「習奧會」裏,奧巴馬與習近平在會面時就網絡安全作出廣泛討論,美方多年來一直指控中國黑客攻擊美國,而斯諾登的出現,不單在網絡安全這議題上,讓北京狠狠地摑了美國一巴掌,還讓北京以黑客受害國的身份,倒轉槍頭,連同其他國家一起向美國施壓。

長久以來,美國作為真正的「地上最強」,在政治及經濟上雄霸天下,經常高舉擁護普世價值的旗幟,以世界警察的身份,管理全球秩序。歐洲各國實力不及美國,近年經濟更是一團糟,往往就是站在美國背後,狐假虎威;而中國、俄羅斯等僅有能夠在國力上和美國抗衡的國家,外交實力卻還是羽翼未豐,即使在美國明顯地侵害別國時,亦難以作出甚麼有效的干預,只能在自家的外交部記招中自說自話。

斯諾登選擇落戶香港,為北京帶來了巨大的政治籌碼。香港現在能發揮的「外交」優勢,並不是數年前本地學者所提倡的「次主權」,而是安份守己的維持一國兩制的精神,成為中國外交棋盤上的重要的一張牌。

京「事不關己」 讓港依法處理

財金界中流行的做法,就是要將控股公司旗下的子公司證劵化,將最受投資者歡迎的資產注入這子公司以換取上佳的信貸評級,然後上市推售吸納資金。香港就正是這所包裝得美輪美奐的子公司,利用司法獨立等一國兩制的優勢,來換取最理想的信貸評級,而中國則可以利用香港這聲譽良好的上市公司,來到海外拿取最大的外交利益,今次斯諾登洩密事件,就正是讓中港兩地政府演練的一個大好機會。

特首梁振英在關鍵時刻出現在紐約,引來大批記者,而北京此時此刻則專注其太空事業,擺出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可惜,梁振英七番拒絕評論,給予外界一種靜待中南海聖旨的感覺,直至周末才發出新聞稿,聲稱港府會按本港法律和既定程序處理。事情繼續發展下去,特區政府當然應該堅守一國兩制的原則,依法處理美國的引渡申請,亦同時倚靠中國外交力量抗衡美國的政治紛擾,而當司法程序完成後,引渡移交又或是政治庇護的技術細節,亦可以選擇性地提升至國防外交層面,繼而轉交北京處理。

鞏港核心價值 見外交戰略

過去30多年,香港一直利用其金融制度上的優勢,為中國經濟改革作出貢獻。時移勢易,中港兩地經濟上的厲害關係逆轉,香港其實還是可以利用其司法制度上的優勢,成為中國在政治外交上真正走出去的跳板。

港人陳馮富珍代表中國出任世衞總幹事是一個好例子,讓中國在國際外交舞台上發揮真正的影響力,而今次中港兩地政府如果能夠好好利用斯諾登事件,將可以更全面地體現一國兩制下香港這一制的重要性,更讓大家了解維護本港核心價值對於中國外交策略的戰略意義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85e331b8-2ac1-47c1-a8ec-d366c85eafba-149566

香港經濟日報2012-08-14: 膠災處理勝美油災 惜公關劣

膠災處理勝美油災 惜公關劣

撰文:帥卓廷 跨國金融集團財務監控副總裁、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及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欄名:膠災餘波

聚丙烯膠粒意外已經發生了差不多3星期,大家似乎還未能找到完善的解決方案,政府的管治威信因而進一步受損。是次由颱風襲港引起的環境災難,令人不其然地聯想到兩年前美國墨西哥灣的漏油事件。

2010年3月,英國石油公司位於美國墨西哥灣沿岸的深水地平綫鑽油平台發生爆炸,海底油井受損漏油,漏油事件持續數個月,英國石油公司才總算有辦法堵住。事件發生初期,奧巴馬政府並沒有怎樣重視,政府未能及時採取有效堵油措施,待事態嚴重惡化後,奧巴馬才派遣相關部門首長前往墨西哥灣協助救災,而他本人亦於災難發生後十多天才親自前往災難現場視察。

成也危機公關 敗也危機公關

沒有危機意識,才是最大的危機!美國政府當局在漏油事件發生後十多天反應遲鈍,傳媒以及共和黨人當然群起猛攻,幸好奧巴馬的政治觸覺讓他認知到危機的嚴重性,立即向公眾展現其積極救災的熱情,一次又一次地前往災難現場視察,而更重要的就是把英國石油公司拿作替罪羔羊,要求石油公司承擔全部責任,從而成功轉移民眾視綫。在英國石油公司本身亦已願意承擔責任時,誤以為美國政府真能夠向災難源頭興師問罪,為惱火的民眾消消氣。

奧巴馬政府所展現的是一種令自己起死回生的「危機公關」,奈何特區政府所表現的公關策略則將自己推進困局。

未善用公關 即時行動也捱轟

揭發膠粒事件的環保團體DB GREEN於颱風襲港後第3天發現沙灘上的透明膠粒,立即通報政府及多間傳媒,並同時向40多個環保組織求助,然而翌日回應的只有政府部門,反而現時批評政府聲音最大的傳媒和環保團體最初的反應則相當冷淡。

發現膠粒後翌日,政府派出數十人到愉景灣協助清理,而中石化及中海集運的代表亦陸續跟DB GREEN會面了解情況,政府跟中石化及中海集運於事發後6天開會商討行動計劃,奈何本地傳媒要再過4天才開始廣泛報道。

這樣看來,特區政府面對危機的即時應對其實比當年的奧巴馬做得好,但現在還要捱轟,正是因為其差劣的公關技巧!

當食環署的工作人員正在默默地努力清理膠粒時,政府高層跟中石化和中海集運商討行動計劃,實在不可能不知道事態的嚴重性,亦應該能夠估算,要在短期內清理所有膠粒,單憑食環署甚至動員其他相關政府機構,根本就是不可能。

應早興師問罪 讓市民「看得見」

假如,梁振英政府能動員政府機關全面救災的同時,號召民間團體協助救亡,既能有效建立自己在處理膠災危機的領導地位,亦能在現今社會嚴重分化的時候,團結民間團體執膠粒,帶領群眾重新聚焦,有效提升特區政府的民望,讓大家(誤)以為梁振英班子是有能力團結各界解決問題的。可惜,政府非但沒有爭取這件事的話語權,梁振英在傳媒開始廣泛報道和批評時休假,白白錯失這個成為「危機領導」的機會。

同時,膠粒散播範圍極廣,其本身毒害、對海產食品的影響、對海洋生態的禍害等,都是市民相當關心的事。政府如果當初能主動「開誠布公」,說不定還可以提升民望。可惜,現時的風險評估已經來得太遲,即使膠粒可能對人體影響有限,亦無法說服公眾,更遭到傳媒及其他民間組織肆意「抽水」攻擊。

中石化上星期召開記者會,表明在法律責任釐清前願意先撥出1,000萬元協助打撈和清理膠粒。這似乎反映了這所國營企業難能可貴的社會責任和承擔,但或許這其實是政府當局在過去兩星期所爭取的成果。

若果政府當局能夠盡早向公眾表明立場,就如當年奧巴馬向英國石油公司興師問罪一樣,強烈要求中石化和中海集運承擔責任,民眾才會「看得見」政府當局所做的「實事」。

假如,特區政府在事發後數日內能夠了解膠粒災難的嚴重性,主動地爭取話語權,向傳媒公布事情始末,以及膠粒對市民的風險,一方面鼓勵市民和環保組織協助食環署的工作人員清理膠粒,另一方面嚴正追究中石化和中海集運的責任,定能為新政府的民望扳回不少分數。

可惜,說得難聽一點,梁振英政府已經錯過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抽水」機會了。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d6489927-3bcc-45c1-86d8-0b2a08ec1f45-091189

唐梁出選的背後意義

刊於GOLF VACATIONS 2011年10月號

香港回歸後,中央依賴代表本地既有的經濟特權階級的董建華管治香港。隨後董建華「腳痛」下台,公務員系統出身的曾蔭權得以被破格錄用,但無疑至今中央已悔不當初。因此我們可將現時較熱門的疑似特首候選人唐英年,視為經濟特權階級的回歸,而梁振英則代表社會精英及專業人士,亦可被視為對重整香港特權管治結構的訴求與衝擊。

特權階級治港的合理性

古今中外,將大部份或全部權力集中於一小撮特權階級的管治模式,其實相當普遍。當年歐洲各國政府統治殖民地,無可避免地向這些特權階級輸送利益,從而透過這一小撮人管治大多數民眾。這方法對控制位處邊陲,同時具有戰略重要性的領土尤為必要,因此鄰近的東南亞國家成功爭取獨立後亦深諳此道,經常籠絡邊陲重鎮既有的一班特權階級以實施有效管治。

香港作為中國對外的重要門戶,既是失而復得的領土,更是阻截國外政治經濟影響力的最前線。中央政府為求在香港有效地行使主權,沿用過往統治邊陲重鎮的戰略思維實在相當合理,故此在所謂「一國兩制」的框架內,一開始的構想也是以特權階級治港的模式,來鞏固北京的管治權威。

出身工業世家的唐英年以「君臨天下」的姿態出戰特首選舉,明顯是藉著中央政府及一眾代表「地產霸權」大商家的祝福,成為下屆特首的大熱門。但是唐英年及其陣營在現今極端仇富的社會氣氛下,要取得高民望當選特首的確不易,不過他們最關注的,可能是如何透過出任特首一職,以穏住整個工商地產霸權的利益。

中央固然了解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但終究這班特權階級才是穩住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勢力,中央政府自然樂意讓唐司長代表特權階級出任特首。只是中央自董建華下台後,再度讓經濟特權階級回朝,又如何解釋呢?

即使當年董建華最終未能完成任期,但不少意見均認為只是公務員系統未能配合董特首執行其政策,導致其民望低落,因此中央其實並未對特權階級的治港能力死心。況且,出身公務員系統的曾蔭權接任後亦不能帶領香港走出困局,反而更令中央對出身工商世家,且兼備豐富行政經驗的唐英年存懷厚望,認為唐陣營結合其政商特權階級網絡和公務員的力量,有力打破現今困局,維持香港的社會穏定。因而坊間不少人都認為近來唐司長多番「失言」,旨在向北京展示其強硬維穏的能力,從而博取北大人的信任。

專業精英衝擊特權工商界霸權?

當然,以特權階級統治並非唯一「以夷制夷」的管治模式,國內外不少中央政府,亦會跟部份在特權階級以外的社會精英打交道,藉以培植一股新政治勢力。這批能夠憑靠著跟中央的親切關係扶搖直上,成功冒起的社會精英,自然會向中央效忠,盡心盡力地利用來自中央的權力地位,在其統治崗位為中央掃雷。

儘管出身建築測量界的梁振英,多年來都被視為跟中央政府關係密切的大紅人,以致大多數恐共的港人對梁氏敬而遠之,但在現今貧富懸殊的社會矛盾氣氛下,唐司長所代表的特權階級跟普羅大眾已站在兩極的對立面,反之梁振英及其陣營的專業背景則成為其獨特亮點,其相對持平而實在的政策建議亦彷彿讓港人找到一條溫和地抗衡工商界霸權之路。

當然,假使梁振英最終能夠突圍而出,正常來說亦不得不跟特權階級合作結盟,屆時可能會被視為對普羅大眾的背叛。但即令如此,實際上梁振英勝出對團結及再整合香港社會上的專業精英分子和工商界特權階級,從而壯大效忠中央的建制勢力,亦具有非常積極的作用。不過,中央要在2017年改變現有選舉制度前,放棄一貫以特權階級治港的思維而另取社會精英,似乎稍嫌冒險了一點。

當然,北大人的構想跟香港普羅大眾所願見到的,肯定是兩回事。假如港人能全權決定特首人選,唐英年跟梁振英很可能都會雙雙落選。在雙普選實行前,怎樣收窄中央與港人期望上的落差,將成為今後一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