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梁出選的背後意義

刊於GOLF VACATIONS 2011年10月號

香港回歸後,中央依賴代表本地既有的經濟特權階級的董建華管治香港。隨後董建華「腳痛」下台,公務員系統出身的曾蔭權得以被破格錄用,但無疑至今中央已悔不當初。因此我們可將現時較熱門的疑似特首候選人唐英年,視為經濟特權階級的回歸,而梁振英則代表社會精英及專業人士,亦可被視為對重整香港特權管治結構的訴求與衝擊。

特權階級治港的合理性

古今中外,將大部份或全部權力集中於一小撮特權階級的管治模式,其實相當普遍。當年歐洲各國政府統治殖民地,無可避免地向這些特權階級輸送利益,從而透過這一小撮人管治大多數民眾。這方法對控制位處邊陲,同時具有戰略重要性的領土尤為必要,因此鄰近的東南亞國家成功爭取獨立後亦深諳此道,經常籠絡邊陲重鎮既有的一班特權階級以實施有效管治。

香港作為中國對外的重要門戶,既是失而復得的領土,更是阻截國外政治經濟影響力的最前線。中央政府為求在香港有效地行使主權,沿用過往統治邊陲重鎮的戰略思維實在相當合理,故此在所謂「一國兩制」的框架內,一開始的構想也是以特權階級治港的模式,來鞏固北京的管治權威。

出身工業世家的唐英年以「君臨天下」的姿態出戰特首選舉,明顯是藉著中央政府及一眾代表「地產霸權」大商家的祝福,成為下屆特首的大熱門。但是唐英年及其陣營在現今極端仇富的社會氣氛下,要取得高民望當選特首的確不易,不過他們最關注的,可能是如何透過出任特首一職,以穏住整個工商地產霸權的利益。

中央固然了解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但終究這班特權階級才是穩住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勢力,中央政府自然樂意讓唐司長代表特權階級出任特首。只是中央自董建華下台後,再度讓經濟特權階級回朝,又如何解釋呢?

即使當年董建華最終未能完成任期,但不少意見均認為只是公務員系統未能配合董特首執行其政策,導致其民望低落,因此中央其實並未對特權階級的治港能力死心。況且,出身公務員系統的曾蔭權接任後亦不能帶領香港走出困局,反而更令中央對出身工商世家,且兼備豐富行政經驗的唐英年存懷厚望,認為唐陣營結合其政商特權階級網絡和公務員的力量,有力打破現今困局,維持香港的社會穏定。因而坊間不少人都認為近來唐司長多番「失言」,旨在向北京展示其強硬維穏的能力,從而博取北大人的信任。

專業精英衝擊特權工商界霸權?

當然,以特權階級統治並非唯一「以夷制夷」的管治模式,國內外不少中央政府,亦會跟部份在特權階級以外的社會精英打交道,藉以培植一股新政治勢力。這批能夠憑靠著跟中央的親切關係扶搖直上,成功冒起的社會精英,自然會向中央效忠,盡心盡力地利用來自中央的權力地位,在其統治崗位為中央掃雷。

儘管出身建築測量界的梁振英,多年來都被視為跟中央政府關係密切的大紅人,以致大多數恐共的港人對梁氏敬而遠之,但在現今貧富懸殊的社會矛盾氣氛下,唐司長所代表的特權階級跟普羅大眾已站在兩極的對立面,反之梁振英及其陣營的專業背景則成為其獨特亮點,其相對持平而實在的政策建議亦彷彿讓港人找到一條溫和地抗衡工商界霸權之路。

當然,假使梁振英最終能夠突圍而出,正常來說亦不得不跟特權階級合作結盟,屆時可能會被視為對普羅大眾的背叛。但即令如此,實際上梁振英勝出對團結及再整合香港社會上的專業精英分子和工商界特權階級,從而壯大效忠中央的建制勢力,亦具有非常積極的作用。不過,中央要在2017年改變現有選舉制度前,放棄一貫以特權階級治港的思維而另取社會精英,似乎稍嫌冒險了一點。

當然,北大人的構想跟香港普羅大眾所願見到的,肯定是兩回事。假如港人能全權決定特首人選,唐英年跟梁振英很可能都會雙雙落選。在雙普選實行前,怎樣收窄中央與港人期望上的落差,將成為今後一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