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經濟日報2013﹣05﹣02:工人組合作社 接管高寶破困局

工人組合作社 接管高寶破困局

撰文:帥卓廷 跨國金融集團財務監控副總裁治學文社
欄名:碼頭工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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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櫃碼頭工潮持續一個月,還未有任何解決的迹象。外判商高寶結業,既增添談判困難,亦加重罷工工人的壓力。其實,高寶的結業可以提供一個絕佳機會,讓罷工工人自組外判商企業,運用籌集得來的罷工基金接管高寶。

各執一詞拒退讓 淪兩敗俱傷

長和系轄下的國際貨櫃碼頭公司透過外判商聘請這班罷工工人,輕而易舉地將所有責任推到外判商身上。過去1個月,勞資雙方多次談判都無法達成任何共識,大部分傳媒以及泛基層政黨都一面倒的支持罷工工人,對以全城首富為標記的地產霸權口誅筆伐,而資方代表則在另一邊廂透過集團高層在媒體高調反擊,並同時透過報章廣告攻擊號召罷工行動的職工盟。事已至此,雙方各執一詞絲毫不讓,長此下去亦只會兩敗俱傷。

高寶宣布今年6月結業,不再參與談判,勞資雙方其實可以好好利用這個契機,打破困局。現時,罷工工人向社會募集的罷工基金已經突破700萬元,工會當然會透過基金所得「出糧」予參與罷工的碼頭工人,事實上亦可動用其中一部分資金,嘗試聯絡高寶管理層及股東,洽談一個類似「買斷」(Management Buyout)的方式,讓罷工工人接管高寶,自己當僱主。

工人自己當僱主,那不就是欠缺各種勞工保障的自僱人士嗎?要避免資方因而逃避更多責任,政府及有關工會就必須出手協助。被接管後的高寶由工人(或聯同有關工會)全資擁有,不一定要用傳統企業形式營運,或可參考社會企業或合作社的運作模式,而政府及有關工會就可以提供相關專才,協助工人以這種新穎的模式接管高寶。

現時外判商的底綫是兩年內加薪12%,遠較工人要求的20%即時升幅為低,工人接管高寶,或許能夠佔取現時高寶管理層所賺取的一小點利潤,屆時工人就算未能一次過取得20%升幅,亦應比現時外判商提議的升幅為佳。若然事情能夠發展得如此理想,正為其他外判商服務的碼頭工人或許亦會仿效,紛紛成立類似的社企組織。

社企模式營運 共訂福利工時

以社企模式營運的高寶,應該是一個由工人共同擁有的組織,工人要直接參與高寶的決策,集體決定大家的薪酬和基本福利,亦要在維持合理利潤的同時,為自己訂下合理的工作時數,並為自己提供較「人道」的工作環境。不過,事情不可能那麼完美,因為工人沒有管理這種合作社的技能,亦未必能夠在國際貨櫃碼頭公司身上賺取足夠的服務費用,支持合作社的長期營運。

分析現時勞資雙方形勢,碼頭公司根本就站在不敗之地,當不少擁戴自由市場的人正因工潮而在擔憂香港在航運業的競爭力時,商界高層一句撤資的威脅就可以立即令政府腳軟,即使工潮如何升級亦無法有效抗爭。

假如工會及罷工工人能夠成功接管高寶,現時跟外判商就工資和工作環境的談判,就會變成跟國際貨櫃碼頭公司就合約條款的討價還價,這才是真正有意義的談判,而不是現時的持久膠着。所以,筆者的確純真地盼望,工人接管高寶或許能夠破冰,但並不會盲目樂觀地以為這就是工潮的完結,反而這才是另一場持久戰的開端。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d1c8bae7-3e4e-4c20-8de6-7804342c6aff-559029

信報 2012-9-7 ─ 由「中國製造」說中國製造業

2012年9月7日

劉濤江

前陣子,全球著名運動品牌Adidas關閉了在華唯一的直屬工廠,其老對手Nike更先行一步,早在2009年就已關閉了在華唯一一家鞋類生產工廠。這顯示了國際品牌紛紛調正採購戰略,將一部分在中國的訂單轉移至成本更低的東南亞國家。

另一邊廂,歐盟委員會本月1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發布會,對中國劣質商品,特別是假冒偽劣玩具表示重點關注。可以說,「中國製造」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

若將時間軸拉至十三世紀,意大利威尼斯旅行家及商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返回家鄉時,帶着東方神秘國度珍貴的絲綢,上面繡着「中國製造」,受到當地皇族的熱捧。當然,這是一個虛構的情節,若絲綢有繡上產地,也應該是「大元制」之類。然而,毋庸置疑的是,當時很西方商人穿梭於絲綢之路是為了將中國的產品帶到歐洲,那時的「中國製造」代表着高檔和先進。

真正意義上,第一個在法律中要求商品標明出產地的是1887年由英國通過的「商品商標法」(Merchandise Marks Act 1887),其目的主要是為了使消費者辨別從德國進口的劣質、仿製英國的產品。若干年後,德國人通過自身的創新和嚴謹,加上品質為本的態度和工業定制的概念,以不同於美國的批量產品生產,徹底改變了英國人對「德國製造」品質低劣的看法,最終享譽全世界。

同樣的遭遇也發生在日本身上。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日本政府花巨資購買外國專利、引進先進技術,並加大對企業在科研上的鼓勵和對良好企業治理的推動,成功地改觀了外界對東洋貨品質低劣的不良印象。時至今日,「日本製造」已經以高科技、精緻和安全感著稱。

中國製造痛失良機

德國人抓住了機遇,日本人也改變了命運,那麼中國人呢?讓人愛恨交纏的「中國製造」一方面價格便宜、產能規模大,幾乎任何行業產品都能在中國尋找到製造商;另一方面,品質的不穩定、安全隱患、知識產權侵犯等問題着實讓國外買家、消費者頭痛。

金融危機下全球經濟環境不景氣,中國國內物價、人工卻大幅上升,「中國製造」與在西方發達國家的生產成本相比優勢逐步縮小,越南、印度、柬埔寨、菲律賓等更為廉價的勞動力更使「中國製造」腹背受敵。

據中國國資委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1至7月央企累計利潤同比下降16.1%,這些一直以來受政府、國有銀行政策優惠的央企也經營困難,更何況「中國製造」的排頭兵,一眾民營製造業企業。

前陣子,內地有一篇在長三角從事機械加工的企業第二代撰寫的文章被廣泛轉載,敘述中小型製造業企業受國內外環境影響,經營步履維艱。在慨嘆兢兢業業心無旁騖曾經創造出無數成功例子的企業家,也走到如斯田地的同時,還有多少民營企業能獨善其身?這恰恰是「中國製造」的一個縮影,企業從遍布全球的產品中所獲得的利潤十分有限,有時甚至不得不虧本經營。

許多人將此歸咎於成本的快速上漲,筆者認為對於原材料的上漲,企業家的確無能為力,而工資上漲從歷史角度來看也屬必然,造成「中國製造」困局的其中一個很重要原因,是政府的短視和私利。其一,當初各地政府為了吸引投資紛紛推出優惠措施招商引資,許多更承諾給予免租或大幅減稅等落地優惠,期望拉動區內經濟,增加就業。表面上這種結構並沒有太大問題——建廠、募工、生產、出口一切順理成章,好光景加上低成本(廉價勞動力以及政府補貼)使產品價格富有競爭力。

然而,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等同於溫水煮青蛙。當這些競爭力逐漸消失時,缺乏創新、設計、高品質等特質的「中國製造」在面對更為廉價,以及轉型後的發達國家的競爭時,便顯得力不從心。這一部分責任很大程度歸因於政府當初短視的優惠政策,並沒有將鼓勵企業創新、品質監管放在首位。

政府措施變相溫水煮蛙

其次,中國政府班子通常五年換屆,官員晉升的考核主要取決於管轄地經濟的發展,吸引外資,搞產業園、科技園、生物園等一系列大項目是短時間內促進經濟發展的捷徑,一窩蜂的投資最終間接造成了許多行業產能的過剩。

政策的不穩定更令企業家摸不着頭腦,過去一兩年廣東省主張將高耗能、勞動密集型的企業遷移,這無疑增加了企業家的成本。在大政府的背景下,民營企業家亦需要花大量時間和新任政府領導增進交流,浪費了本應專注業務的人力和物力。

筆者認為,現時的金融危機恰恰是「中國製造」轉型的一個機遇,解決「中國製造」困局最根本的方法不是進一步出口退稅、政府補貼等短期行為,而是在更為自由、透明的環境下讓企業競爭,無論民企還是國企,在資源的獲取上應該平等競爭。

政府的職責應只在於監督和確保法律的有效實施。只有這樣,才能激發企業的創新,才能激勵企業對品牌的投入;也只有這樣,製造業的轉型才會真正開始,「中國製造」才能再一次擊敗對手,贏得世界的認可。

作者為「治學文社」成員

大國博弈 2012-7-17:用新絲路制華 美難棄阿富汗

Derek's Bookshelf

用新絲路制華 美難棄阿富汗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雖然美國一直強調要「重返亞洲」,並以一系列的外交政策、軍事部署及作戰概念來配合這戰略,但她心裏面還是對阿富汗這塊遲遲仍未能吃得到的「肥肉」念念不忘,企圖在嘗到好處之前賴死不走。

希拉莉突訪阿 確立「盟國」地位

為了確保阿富汗在美軍2014年撤走前不要出亂子,以便美國在該地盡可能多撈點油水,美國國務卿希拉莉於7月3日致電巴基斯坦外長,首次就北約軍隊去年 11月空襲炸死24名巴國士兵的事件,(不大情願地)表示歉意,以求打破兩國長達7個月的外交僵局,換取巴國重新開放境內的補給綫,令北約駐阿富汗部隊的補給物資,毋須再取道過路費高昂的中亞、俄羅斯和高加索的路綫,為美國國防部每月節省1億美元的開支。

不到數天,美國白宮於6日發表備忘錄說,總統奧巴馬已將阿富汗定為「重要非北約盟國」,並由突然到訪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的希拉莉,在與總統卡爾扎伊會晤期間宣布這項消息。「重要非北約盟國」這一定位讓阿富汗與以色列、澳洲、日本、菲律賓、巴基斯坦和韓國等國家,並列為與美國軍方有戰略合作關係的盟國,此舉將為兩國在2014年防務移交後進一步開展軍事合作打開了大門,確保美軍能在2014年後繼續留在阿富汗。

美國在這一連串動作之後,亦終於圖窮匕見——早前阿富汗政府將阿富汗北部的6個區塊進行公開招標。根據美國地質調查局的報告,估計每一個區塊蘊藏着約10 億桶的油氣資源。眼見去年的第一次招標被中石油先拔頭籌,這次美國亦不得不重錘出擊,支持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參與是次招標,以免阿富汗的能源與礦藏逐步落入中方手中,防止阿富汗最終被中國支配。

重建阿國圖利 卻要他國付鈔

不過,在於阿富汗成功開採油氣資源,並透過構思了10多年但還未成事的管道,將能源輸送到中亞地區以外之前,美國必須為自己創造可以繼續留在阿富汗的條件,當中重建當地的經濟與基建至為重要,關係着阿富汗生存與發展的根本性問題。

故此,希拉莉亦密鑼緊鼓地為收拾阿富汗這個爛攤子「撲水」,於8日在東京舉行阿富汗重建問題國際會議中,通過《東京宣言》,讓與會約80個國家與機構承擔重建費用,向阿富汗提供超過160億美元的資金援助。數口甚精的美國不單止要從阿富汗撈回之前的損失,還要其他國家幫她付鈔。

盡管如此,美國除了見錢開眼之外,其實還有一套分不清是鴻圖大計抑或是春秋大夢的計劃。一直以來,在華盛頓、美國中央司令部,甚至是卡爾扎伊的心目中也有一整套名為「新絲綢之路」或「現代絲綢之路」的計劃,旨在透過大規模的阿富汗重建計劃,配合一系列道路、鐵路、電纜及能源管道的建設,將阿富汗打造成地區 的交通樞紐,連接歐洲、中東、印度半島,以及整個南亞及東南亞地區,這樣阿富汗就具備生存與發展的條件,甚至能重拾以往絲綢之路時代的光輝。

無可否認,這個「新絲路」計劃為目前國民經濟遭到毀滅性打擊的阿富汗,以及其周邊地區的有機性整合,提供了良好的願景。但更值得我們留意的是,以「絲綢之路」作招徠的「新絲路」計劃裏面,完全沒有原本作為絲路起點的中國的蹤影——美國不單把絲綢之路這名稱盜去,試圖建立一條摒除中國的「新絲路」,更以此作 為其圍堵中國戰略的一環

新絲路返亞洲 先解決塔利班

只要「新絲路」計劃成功將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緬甸及東南亞連成一氣,那麼美國的「重返亞洲」戰略及其阿富汗戰略便不再是兩個單獨的戰略,而是兩者得以連接起來。對美國來說,只要能藉此在南方與西方堵住中國,令中國不能建設自己的「絲綢之路」,那麼之前在阿富汗的損失也是值得的。

然而美國的「新絲路」計劃的成敗,卻極可能維繫在近期發生的阿富汗安全部隊針對北約盟軍的攻擊事件上面。這事件對美國的阿富汗戰略構成嚴重打擊——顯然由北約部隊訓練用作日後對抗塔利班的阿富汗安全部隊,已被塔利班滲透。塔利班令他們調轉槍頭去攻擊訓練他們的北約士兵,這不僅是防不勝防,亦使北約士兵與安全部隊之間的信任蕩然無存,令今後的訓練變得困難重重,嚴重影響阿富汗的治安與安全。在這個難題得到解決之前,「新絲路」計劃仍不過是一空中樓閣。

  美國國務卿希拉莉(左)早前到訪阿富汗,與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右)會晤,並宣布美國已將阿富汗定為「重要非北約盟國」。  (法新社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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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日報2012-06-23:金融創新助社福 淡化斂財形象

金融創新助社福 淡化斂財形象

(治學文社)

帥卓廷 跨國金融集團財務監控副總裁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近年,教育局為教科書價格問題跟書商反覆周旋不果,最近打算推出5,000萬配對基金資助非牟利機構開發電子書,務求令電子書市場能夠打破現時大書商的壟斷情況。事實上,這是一個大好機會,讓政府利用金融創新,試驗一種開始在歐美地區流行起來的社會融資手段。

提到金融創新,人們通常都會聯想到當年位處金融海嘯漩渦中心的信貸衍生工具(credit derivatives),近年發展蓬勃的指數基金(exchange-traded funds)亦備受關注,但現在我們可以借鏡參考的是一種專為貢獻社會而成立的債券投資工具(social-impact bonds)。

籌募私人資金 支持社福投資

簡單而言,這類債券投資旨在籌集私人市場的資金以支持一些社會性的投資活動。全球首宗社會性債券融資項目就曾於2010年集資500萬英鎊,用以支持一個防止釋囚出獄後重犯的計劃,而計劃的成效亦會跟其他城市的釋囚重犯比率比較,從而決定政府支付予投資者的「投資回報」。

推而廣之,類似的社會投資亦可用於扶貧、青年發展、公營醫療等社會福利項目,協助各類型的公營機構和非牟利團體融資。同時,根據這些投資工具計算投資回報的方法,政府或納稅人只會在受資助計劃成效獲得客觀認可時,才需要付費,這既可將社福服務缺乏效益的風險轉移至私人投資者身上,亦同時促使社福機構提升服務效率和質素以吸引投資者。

當然,這些投資產品的回報和計算方法肯定相當複雜,要獲得監管機構批准,將這種投資產品推廣至零售投資市場並不容易。盡管如此,這些社會性投資產品的確能夠為專業投資者的資金提供出路,搞活金融創新投資產品的市場,亦減少政府對社福項目的實際資金投放,有助紓緩社福服務機構的財務壓力,相應的資助模式亦能間接提高受資助項目的營運效率,讓更多人民能夠真正受惠。

投資實驗 權力下放「大社會」

事實上,利用資本市場的資金支持社福投資,在國際上都可算是相當新穎的概念,假如這種投資方式得以「實驗」成功,那可算是金融市場上的一大突破,對淡化銀行家的貪婪斂財形象亦有一定作用。除此以外,假若我們從宏觀的角度檢視這項金融創新的社會實驗,更會發現這種投資方式或許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以外的另一出路。

上世紀末,世界各地共黨政府的垮台以及中國經濟模式的轉移,可被視為社會主義無法有效實行的明證。可是,資本主義所帶來的貧富懸殊以及各種社會的不公義,多年來亦令各地政府感到相當困擾,近年的金融危機亦促使民眾積極反思資本主義的利弊。由此,我們現在看見的另類選擇,正就是英國現任首相卡梅倫競選時所提出的「大社會」概念,將政府的權力(和責任)下放給「大社會」,而上述的社福投資正就是這種由「大社會」承擔社會責任的實踐,一方面使政府毋須承擔社會主義公有制度,或是全面性社會福利保障的高昂成本,而另一方面亦迫使資本家分擔一定程度的社會成本,從而減輕傳統資本主義對社會所帶來的損害。

投資取代捐款 政府支付回報

香港貧富懸殊的問題近來已令社會各階層的對立矛盾日益嚴重,政府庫房將來的收入又未必能夠應付人口急劇老化的財政需要,我們如要有效地紓緩政府及公營機構支持社福項目的資金壓力,那麼尋找市場上的資本家來分擔這些社會成本是必然的選擇。

當年政府出資50億港元,並同時向商界籌集50億港元,成立這個名為「關愛基金」的慈善信託基金,用以為基層市民提供現時社會安全網無法提供的多方面支援。但眾所周知,政府向商界籌款成效不大,主要是基金本身欠缺讓商家捐款的誘因,同時商界捐款後亦難以寄望甚麼實質回報。反之,前文所述的外國經驗或許是一個較值得參考的融資方式,商界可透過社會性投資而非純粹捐款,資助有關團體提供社福服務,並由政府支付「投資回報」。

就以最近教育局構思的配對基金為例,政府其實可以考慮透過這種社會性投資產品向資本市場融資,繼而利用所得款項投資在非牟利機構所研發的電子書產品,而投資回報則可以參考電子書產品的盈利能力計算,或許亦能夠吸引一定數量的投資者參與。

「戰、狼、300 」- 歐債啟示錄

Published : Dec 2011 / Jan 2012 – Golf Vacations

踏入第四季後,全球股市不斷發出高頻率及大幅度的震盪,經濟繼續迷濛不清。近看是中國經濟會否硬著陸、民企資金鏈會否斷裂、地方政府發債試點能否引導地方債務走上正軌等一連串因素已把眾投資者折騰得不似人形。遠一點在歐洲爆發了接近兩年的歐洲債務危機似有緩和的希望,歐盟領袖經過一番商討及努力的達成拯救希臘債務的協議,讓整個歐洲乃至全球經濟帶來一線曙光,更重要的是這協議可向全球顯示歐盟力圖維持歐元經濟區的完整性的決心,大家都以為可以鬆一口氣。

但出乎絕大部份人的意料之外,希臘總理帕潘德里歐在十月底繞過內閣的共識,提出以公投表決,讓希臘人民共同決定是否接納歐盟拯救協議,大有與歐盟其他國家領袖站對台之意。雖然最終撤回決定,但各界都感到有點錯愕及摸不著頭腦,紛紛在分析為何帕潘德里歐會甘於冒大不諱,完全不按牌理行動,作出此番政治豪賭。

此刻在筆者腦海浮現的景象,卻是電影「戰狼300」中講述公元前四百八十年希臘斯巴達領袖列奧尼達 (Leonidas)帶領300個剽悍勇士,奮力對抗波斯帝國的百萬大軍顏色絢麗的畫面,列奧尼達的犧牲鼓舞了所有希臘人,讓他們振作起來對抗波斯大軍的入侵。帕潘德里歐的遠古祖先所帶領的是300個斯巴達戰士,如今帕潘德里歐首要任務就要取得「300」名國會議員的支持,接受歐盟拯救方案,同時承受國內人民可能分裂的危機。

電影裡波斯人在大舉揮軍入侵前給了列奧尼達一個投誠的機會,列奧尼達須在自由與奴役之間進行取捨,但希臘的斯巴達人感覺到這是喪失獨立自主與自治,列奧尼達作出的回應亦是出乎波斯使者的意料之外,因為列奧尼達高喊:「這就是斯巴達! 」。

現今的情況是帕潘德里歐面對的選擇是繼續留在歐元區,喪失大部份財政自主權,大幅削減福利及公共服務,以期維護已經是危機四伏的歐元區完整性,還是避過扣上歐盟在批出新一輪救援資金而同時附加的枷鎖,好讓希臘的國民可以過得好些。

列奧尼達在可以撤退時依然死守溫泉關,是因為他要為斯巴達贏得光榮,同樣地帕潘德里歐所背負的是他家族中三代作為希臘總理的名譽,中國人有所謂「富不過三代」,他可能沒有聽過,但畢竟祖父及父親所創立的家族名聲總不能就在兩年間就斷送在他手上。

帕潘德里歐政府在兩年多的債務危機中一直面臨著巨大的內外壓力,畢竟他上台後就一直要與希債危機戰鬥,在一連串緊縮政策下,引發國民連綿不斷的示威與不滿,他要承受內部的民意和國際的壓力,國際的壓力還不僅僅是歐元區的壓力。

由於希腊債務危機愈演愈烈,如果得不到一個妥善的解決方案,會對整個歐債危機及對全球經濟的復甦造成巨大的不確定性。列奧尼達在出戰與否的選擇上還可以登上神山向先知(Oracle) 問卜,但帕潘德里歐在民主體制下唯一的依靠只能訴諸於「全民公投」,希望取得民意的授權。

此文見世之日,相信帕潘德里歐及其政府的去留已有結果,但不管是誰最終坐進希臘總理的辦公室,其所面對的問題卻都一樣,是接受其他歐盟列強的救援方案還是要違約,有機會退出歐元區。「金融時報」記者賈爾斯(Chris Giles) 在九月中的的分析,只要當希臘一旦違約,就會引發連鎖反應,有如2008年華爾街投資銀行引發的金融 Meltdown,該篇報道更附有流程圖,頗有參考價值。

有報導稱帕潘德裡歐曾承認,擔任總理前並不知道政府負債問題如此嚴重,有一點「被賣豬仔」之嫌,他最近甚至聲稱,兩年前上台時並不知道什麼是信貸違約掉期 (Credit Default Swap – CDS) 。這些金融衍生工具都是投資銀行家們的「心血結晶」,與當年投行專家設計出用“貨幣掉期交易”(Currency Swap) 的絕世好橋, 幫希臘政府掩飾了一筆高達10億歐元的公共債務,好讓希臘加入歐元區的設計同樣「嘔心瀝血」。

姑勿論是「被出賣的豬」也好、眾歐豬們也罷,投行家們和投機者就像「狼圖騰」一書中描述雪地中的豺狼,伺機等候獵物泥足深陷,不能自拔時才出擊。這些違約的來臨,正是大好時機從這些金融衍生工具大賺一筆。

意大利的債務炸彈亦在被引爆的邊緣,其國債利率不斷攀升,市場對於債務危機蔓延至意大利的擔憂加劇。另一邊廂法國總統薩科齊的日子亦不好過,因其信貸評級在過去數月不斷被傳要遭調降,要是希臘真的選擇違約,其它歐豬還能撐下去嗎?

龔達榮

香港經濟日報2012-05-28:港生可勝內地生 靠金融走出去

港生可勝內地生 靠金融走出去

(治學文社)

帥卓廷 跨國金融集團財務監控副總裁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早前,香港大學公布的2011年度畢業生的薪酬趨勢調查結果,顯示愈來愈多在港就讀大專的內地畢業生選擇留港就業,令有志於從事金融行業的本地大專畢業生逐漸陷入困局。

本地大專畢業生要走進競爭激烈的金融行業,難以跟歐美名校畢業生爭奪外資企業的職位,在中資機構裏找工作時跟內地生競爭又經常處於劣勢,僅餘下來的就業機會就只有前景黯淡的港資企業。

近年,社會上對「80後/90後」在職場上的工作態度的批評不絕於耳。筆者相信,年輕一代在富裕的環境裏成長,對生活質素和理想的追求,以至其生活的態度跟上一代不同,並不是甚麼怪事。然而,當那些有志從事金融業的本地畢業生要迎接內地生和海歸華人夾擊挑戰時,心態就成為致勝(或落敗)的關鍵——我們再沒有語言上的優勢,國際視野亦往往局限於媒體上所接收到的有限信息,假如我們連出外闖蕩的爭勝心態也欠奉,在這個全球化浪潮下的金融業裏無法站穩陣腳,亦屬理所當然。

金融業全球化 港生坐食山崩

事實上,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下,金融業亦已經出現「地區專業化」的現象,甚至可以借用傳統製造業「前舖後廠」的模式,將前台銷售跟後面的生產綫分割,從而將最優秀的人才置放於銷售點和生產綫上各崗位,譬如將24小時電話接待服務交予廣東省、企業貸款和貿易融資則由東南亞地區「中央處理」、外滙風險管理就由滙市較發達的新加坡主理等。

香港是亞洲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多年來因其華洋雜處的環境,而成為重要的銷售基地(「舖」),本地會計、財務、法律等專業人才亦能為金融機構的生產綫(「廠」)提供高增值服務。這種分工模式在港資及中資的金融企業可能尚未普及,但隨着中資金融企業日漸國際化,使中資行亦不得不盡快推行這種「前舖後廠」的運作模式,以提升國際上的競爭力。

然而時移勢易,香港縱是國際金融中心,已未必是最理想的「前舖」。新一代金融從業員若然要在銷售綫上幹一番事業,在入場之際已難以跟內地留港畢業生競爭,在職場上亦不可能再死守本地「坐食山崩」。

調心態衝出去 港生專業取勝

惟今之計,本地畢業生必須調整心態,走出香港(但不一定是進入內地),及早主動地跟其他地區的人才競爭。誠然,相較鄰近地區,新一代香港青年比較不願意離開香港到外面闖,因此機會只會白白讓給相對進取的競爭對手(例如新加坡人和印度人),而這些國際經驗豐富的人才往往能夠佔據行政高層位置,影響港人的晉升機會。

「前舖」如此,「後廠」亦如是。香港在金融產品的生產綫上無法以成本價格跟鄰近地區競爭,但本地專業人才在會計、財務、法律等方面提供高增值服務,令產品合規的同時亦能夠照顧個別客戶的實際財務需要。香港的優勢在於其健全的法治制度,各大專業界別的人才在提供這些高增值(同時亦高利潤)的服務時,亦不忘遵循專業操守,因而各地客戶自然會加強對這些產品的信心。

人幣離岸中心 港「後廠」角色重

況且,作為首個人民幣離岸中心,本港絕對有條件擔當「後廠」角色去發展各種合規格的人民幣產品。本地大專畢業生其實可以考慮先加入這些專業,打好根基,作為跳進金融業發展的踏腳石,屆時便能夠在全球金融業的生產綫上,協助香港擔當重要的「後廠」角色。

本港金融業固然正面臨結構性的大轉變,同時在全球監管規限日趨嚴苛的環境下,亦將面對不少挑戰。表面上,本地大專畢業生的確失去了過去的固有優勢,但只要能夠抓緊機會,前路還不至於令人絕望。

國際棋盤 2011-11-14:新能源衝擊 中美俄角力消長

新能源衝擊 中美俄角力消長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及新力量網絡研究員

自從石油時代在20世紀初正式開始以來,全球各國為爭奪石油或確保石油供應及輸送路綫,已不知掀起多少腥風血雨。不論是海上或陸上的鬥爭,抑或是東西方的戰爭,或多或少也會跟石油扯上關係。

但就在石油時代剛經歷了一個世紀之後,由於一連串沒有關聯性的倡議以及技術上的突破,卻使一些在石油時代一向被視為奉為金科玉律的觀念,在幾乎毫無預兆的情況下被徹底打破。

新能源出現 中東石油中心不再

這些天翻地覆的轉變的開端,可以追溯到90年代位於墨西哥灣與巴西最早期的深海油井,不過實際上帶來革命性轉變的,卻是一系列新發現的非傳統化石燃料 (unconventional fossil fuels),包括加拿大的油沙、巴西的鹽層下油田(pre-salt deposits),以及美國的頁岩油(shale oil/ tight oil)

就是這些新世代的非傳統化石燃料,打破了兩個原本牢不可破的觀念,第一個就是中東作為世界石油版圖的中心:由於技術上的突破,令美洲的能源產量大增,直接打破了超過半世紀以中東為中心的石油世界觀。

目前加拿大的油沙產量,已超越利比亞內戰前的石油出口量,現階段的估計蘊藏量亦已超越伊拉克石油的總蘊藏量。因而早在2004年,加拿大已超越沙特阿拉伯成為美國最大的石油進口國。同時由於美國在石油和天然氣開採上取得突破性進展,不單北美洲要達到石油自給自足已指日可待,美國更有望在十年內成為世界最大 的能源生產國

俄國勢衰落 美國成大贏家

第二個被打破的觀念就是所謂的「石油頂峰」(peak oil)。事實證明全球各地的能源蘊藏量極為豐富,只不過很大部分埋藏在離岸或頁岩(shale)中, 前者透過深海離岸鑽探,而後者則依賴水力裂岩 (hydraulic fracturing)的技術,便能夠開採。隨着技術的進步,開採只會愈加容易。值得慶幸的是,目前只有約10%的離岸和深海油田被大規模勘探及開採,而 整體上非傳統石油和天然氣亦仍處於發展初期,還有極大的發展空間。

毫無疑問,這一系列的突破性發展,將對全球地緣政治秩序帶來極大震盪。最直接的結果就是70年代能源大國以石油作為武器的日子應該將不復再——這有助削弱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的實力,也令俄羅斯、伊朗和委內瑞拉這些挾能源自重的國家,再難以使用高壓的能源外交手段。而中東與非洲各地的獨裁者,亦未 必能再靠高油價的收益來「和諧」不滿的民眾,這將為世界帶來真正的「歷史的終結」也說不定。

新能源秩序令俄羅斯在21世紀的衰落幾乎已成定局。俄羅斯現時是全球最大的石油生產國及全球第二的天然氣生產國,對能源出口收益的依賴極深。加上人口赤字嚴重,在全球各地陸續發現新油田和氣田,能源價格持續低企的情況下,俄羅斯的光輝很可能將一去不返。

美國無疑會是新能源秩序下的最大贏家。作為全球超級霸權,美國一直以來面臨着兩大弱點:對進口石油的依賴以及其龐大的赤字,而在美國本土及美洲的新能源資源,將有望為美國一舉解決這兩大難題。

新能源助美國 創霸權第二春

更重要的是,今後美國可大幅減少從專制和獨裁國家輸入石油,改由從加拿大、墨西哥、巴西等友好且鄰近國家輸入,這等於擺脫了這些專制和獨裁國家的「挾持」,可避免再遭到世界詬病,並藉以重新佔據道德高地。

我們不要忘記,美國晉身全球舞台的一大契機是於1859年發現石油,隨後更在20世紀初成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產國,並使它的戰爭機器在一戰和二戰中不愁缺油。換句話說,美國是以石油起家的,之後只不過是因為濫用才受制於石油進口。

因此,這次美國可能藉着再次成為世界最大的能源生產國,再創國家的第二春。我們不難預期一個同時是全球超級霸權,以及最大能源生產國的國家,在全球舞台上 能夠呼風喚雨的程度——我們可能正目睹新「美國例外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誕生。

中國岩氣充裕 外交轉向契機

即使美國一世夠運,但中國在新能源秩序下也屬一個幸運兒。有估計指中國的頁岩氣的蘊藏量,比美國還多!此外,比起美國的頁岩氣開採遭到民間在環保方面的強烈抗議,中國在政策上和補貼上均大力支持頁岩氣的勘探及開採,並期望在2020年前增加天然氣的使用量至總能源需求的10%,藉以減少污染。

儘管如此,中國在不久將來可能會面對一個抉擇:就是繼續扶持早晚將遭美國離棄的專制和獨裁國家,填補美國遺留下來的真空,抑或是以在國內大力開採頁岩氣為契機,擺脫長久以來跟專制國家建交以獲得資源的外交方針?

表面上前者是一個比較保險的做法,但從過往經驗來看,這些國家長遠而言只會是中國的包袱,嚴重影響中國的國際形象,甚至有被推翻的可能,令中國血本無歸。中國如不好好選擇,就有機會被擁有能源王牌的美國大幅拋離,無緣參與全球霸權的競逐。

我憤怒了!─回應克魯明「騎劫危機」

余偉麒

信報 2011年8月16日

諾貝爾獎得主克魯明(Paul Krugman)日前於紐約時報撰文「騎劫危機」(信報8月13日),認為讀者在擔憂金融市場動盪帶來的經濟風險外,還應該感到憤怒,而憤怒的對象就是那些有權有勢的人,為求個人利益騎劫危機而非解決問題。

沒錯,我的確感到憤怒。我憤怒,是因為美國自己弄得一團糟,卻要全球來承受苦果;我憤怒,是因為美國政客為了自身的政治議程,不顧國家及全球經濟利益,騎劫整個債務危機;可是克氏文中的局勢分析及建議,卻更令我火冒三丈!

克氏自製失業財赤二分法

克氏認為美國最大的問題是失業,而不是財赤,他認為在過去逾一年半的時間裡,奧巴馬政府卻企圖轉移視線,將焦點放在財赤上,對失業問題視若無睹。克氏引用在美國信貸評級被下調後,債息實際上跌至歷史低位這事實,說明市場對財赤根本毫不擔心。

不過克氏是錯的,他的錯誤源於他對財赤危機的概念分析,以及對局勢的誤判。從概念層面來說,克氏誤以為減赤與減少失業是互相排斥(mutually-exclusive)的經濟目標。從事實層面而言,克氏則錯認了債息下跌代表市場對財赤毫不擔心。

須知道,減赤與減少失業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取捨(trade-off)關係。美國政府無須削減對教育、基礎設施和其他公共開支以減少赤字,反之,只要它願意削減軍費開支,要增加上述開支亦完全不成問題。

2010年,美國國防部在預算的6640億美元之上,多花了160億美元,來支付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額外開銷。國防部的2012年預算開支表面上雖為7075億美元,但將額外開銷計算在內,實際的國防預算總額已達驚人的14150億美元!故此只須削減5%的國防預算,或乾脆保持在2010年的水平,就足以在國內大推一次凱恩斯式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令總體需求回升。

凱恩斯式政策無用武之地

但凱恩斯式的財政政策又是答案嗎?克氏認為增加公共開支長遠能夠降低失業率乃一完全錯誤的假設。美國目前在製造業和基建方面已產能過剩,假若繼續在這些方面投放資源,只會造成無謂的浪費,對長遠的就業前景有害無利。

在目前的氣候裡,凱恩斯式的宏觀經濟管理模式根本毫無用武之地,甚至只會弄巧反拙。理論上,總體需求的上升理應能夠刺激經濟並降低失業率,但這並不是絕對正確的─當經濟正處於流動性陷阱 (liquidity trap) 時,市場信心低迷,商家無意增加投資,政府嘗試透過增加開支以刺激經濟,卻可能會奪走企業在市場謀利的機會,這根本是名副其實的「國進民退」。美國現時就正處於這種流動性陷阱,商家不願增加本土投資,就業情況自然無法改善,這亦同時解釋了量化寬鬆政策對創造就業的失敗。

市場信心低迷,正正是美國現時處於流動性陷阱的原因,亦點出了克氏對債務危機分析的謬誤。克氏誤讀市場資訊,天真地以為美債息率無視主權評級下降續創新低,便是市場對美國國債信心的表現,殊不知聯儲局大手買入以支撐市況的持續量化寬鬆措施,才是導致債息下降的主因。聯儲局第二期的量化寬鬆政策固然已宣告結束,但事實上聯儲局繼續向銀行購入國債,以滾存市場的流動資金這行為根本就是量化寬鬆政策的延續,市場人士謔稱這不死的量化寬鬆措施為「QE2.5」。

之不過克氏誤解現實、錯判形勢其實也無傷大雅,最大的問題是克氏嘗試用來說服讀者的觀點:「聯儲局也應盡一切努力推動經濟,透過推高通脹來緩和債務問題」。克氏不單止要讀者相信聯儲局的做法是在政治上,經濟上正確的,並且認為在道德上沒有問題。克氏正倡議以另一種赤字來抵消國債,這就是所謂的「道德赤字」 (moral deficit)。

或許克氏說得對,政客不應騎劫經濟,可是聯儲局如斯手段,豈不是等於騎劫美國以外各地的經濟嗎?透過高通漲將自己的債務一筆勾消,在道德上又說得過去嗎?克氏在文章開始時認為大家應該感到憤怒,他說得對,我真的憤怒了!

The Implication of Neo-Colonialism In Africa

The stark warning from the US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on the creeping “new colonialism” in Africa during her three-nation tour of the continent in June has reignited a fresh round of ideological tussle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East, with China replacing Russia in the boxing ring. Clinton’s pointed remarks on how foreign governments are only interested in extracting natural resources to enrich themselves draw parallels with the old colonial times, when “it is easy to come in, take out natural resources, pay off leaders and leave” (Clinton, Associated Press, June 11, 2011). This appears to be the general perception in the West that China practices neocolonialism in Africa at the expense of genuine development for the good of the local people, that China allows corruption to grease the elites and protect authoritarian regimes. Rarely acknowledged is the fact that the US is also supportive of non-democratic countries in Africa, such as Gabon, Angola and Chad, in exchange for their oil resources. How neo-colonialism differs from the old school in substance and form is not the interest of this discussion. Rather, the author would like to start a discourse on a new form of ideological struggle,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WC) versus the Beijing Consensus (BC). By contrasting these two development approaches, the author wants to refute Hillary Clinton’s claim that China’s investment in Africa is preventing genuine progress in the recipient countries.

The WC was coined in the late 1980s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Questions were asked on how to promote development in post-crisis developing states. Man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sts, such as John Williamson from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Joseph Stiglitz, the Nobel Prize winner from Columbia University, advocate that re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under-developed states cannot simply rely on international aids from the IMF or the World Bank. Instead, structural reforms have to be implemented as pre-conditions for aids. The package includes democratization, trade liberalization, privatization and deregulation. Consequently, the US 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 (AGOA) of 2000 states that countries will only receive trade preferences if they follow the WC stipulations on reforms. Not surprisingly, not many African countries benefit from the AGOA (UNCTAD 2003:1-2). For the selected few that benefited from AGOA, about 80% of the financial aids that they received were tied to buying US goods and services (IPS2004; OECD 2005). As the president of Zambia frankly put it, “the developing world continues to subsidize consumption of the developed world, through an iniquitous trade system. The existing structure is designed to consign us to perpetual poverty and underdevelopment” (Chiluba 2000).

In contrast, China is engaging Africa with just one condition attached – upholding the one-China policy. Under the Chinese model, known as the Beijing Consensus, China’s investments in Africa require no structural reforms and without any interference in the recipient country’s internal policies. In exchange for oil and other natural resources, China provides finance for infrastructural projects, builds schools and hospitals in countries like Zambia, Ethiopia, Kenya and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Trade flow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n states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he predictions under the Heckscher-Ohlin theory of factor specialization, with China exporting capital and labour-intensive manufacturing goods, while Africa exports raw materials. Many analysts, therefore, believe that the trade and investment from China have eased Africa’s dependence on the West and are mutually beneficial (Itano 2005; Li Yong 2003; China-Africa Business Council 2006).

Sierra Leone’s ambassador to China said in 2005, “The Chinese are investing in Africa and are seeing results, while the G-8 countries ….. don’t see very much.” Secretary of State Clinton’s remark on neo-colonialism cannot reflect the truth because colonialism in any shape of form is not welcomed, but China’s investment is actually greeted with open arms by African countries. Suffice to say, both the US and China’s investments and aids in Africa come with political agenda, however, the Chinese non-interference model provides an alternative to the US style of force-restructuring. In doing so, the Chinese model is less disruptive to the local cultur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provide immediate reliefs to the desperate stat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C and BC is not merely about neo-liberalism against social-capitalism, it is about hard power versus soft power, and it manifests the reluctanc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leaders to accept homogeneous universalism that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hegemonism.

本地「政策市」

本港樓價近年不斷攀升,政府急市民所急,在沒法子推行任何獨立貨幣政策的環境下,金融管理局多番出招,嘗試以行政手段穏定市場。昨日下午,金管局再度利用樓宇按揭成數限制銀行放貸,並首次訂立規則有限度地限制境外人士在港買樓。

香港政府一直以本港自由開放的營商環境為榮。承傳自殖民地時代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港府官員多以「大市場小政府」為施政方針,好令這小城市多年來穏守全球最自由的市場經濟體系這寶座,維持社會公義和解決貧富懸殊等亦自然成為次一等的施政目標。近年,輿論愈益重視社會公義,周遭反對政府施政不公之聲始起彼落。

現時中港兩地樓市畸型發展,大大刺激信貸需求。而內地政府有效地收緊銀根,間接將內地樓市的炒賣活動推至香港,亦令內地人轉移陣地到本港集資,更進一步刺激本地的信貸市場。

監管機關今趟汲取了當年樓市泡沫爆破的教訓,利用銀行信貸按揭成數調控市場,再多番以「口術」配合,而其中最絕妙精巧之處就是以了解本地銀行未來大半年的貸款融資策略為名,實際上乘勢頻繁地造訪業務策略較進取的銀行,利用各式各樣的行政手段讓銀行認清有關風險。

如此看來,本地樓市以及信貸市場受政策及行政機關干預的影響,漸具內地「政策市」的風格,那個容許公平競爭的自由開放營商環境亦快要成為一紙空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