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經濟日報2013﹣05﹣02:工人組合作社 接管高寶破困局

工人組合作社 接管高寶破困局

撰文:帥卓廷 跨國金融集團財務監控副總裁治學文社
欄名:碼頭工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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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櫃碼頭工潮持續一個月,還未有任何解決的迹象。外判商高寶結業,既增添談判困難,亦加重罷工工人的壓力。其實,高寶的結業可以提供一個絕佳機會,讓罷工工人自組外判商企業,運用籌集得來的罷工基金接管高寶。

各執一詞拒退讓 淪兩敗俱傷

長和系轄下的國際貨櫃碼頭公司透過外判商聘請這班罷工工人,輕而易舉地將所有責任推到外判商身上。過去1個月,勞資雙方多次談判都無法達成任何共識,大部分傳媒以及泛基層政黨都一面倒的支持罷工工人,對以全城首富為標記的地產霸權口誅筆伐,而資方代表則在另一邊廂透過集團高層在媒體高調反擊,並同時透過報章廣告攻擊號召罷工行動的職工盟。事已至此,雙方各執一詞絲毫不讓,長此下去亦只會兩敗俱傷。

高寶宣布今年6月結業,不再參與談判,勞資雙方其實可以好好利用這個契機,打破困局。現時,罷工工人向社會募集的罷工基金已經突破700萬元,工會當然會透過基金所得「出糧」予參與罷工的碼頭工人,事實上亦可動用其中一部分資金,嘗試聯絡高寶管理層及股東,洽談一個類似「買斷」(Management Buyout)的方式,讓罷工工人接管高寶,自己當僱主。

工人自己當僱主,那不就是欠缺各種勞工保障的自僱人士嗎?要避免資方因而逃避更多責任,政府及有關工會就必須出手協助。被接管後的高寶由工人(或聯同有關工會)全資擁有,不一定要用傳統企業形式營運,或可參考社會企業或合作社的運作模式,而政府及有關工會就可以提供相關專才,協助工人以這種新穎的模式接管高寶。

現時外判商的底綫是兩年內加薪12%,遠較工人要求的20%即時升幅為低,工人接管高寶,或許能夠佔取現時高寶管理層所賺取的一小點利潤,屆時工人就算未能一次過取得20%升幅,亦應比現時外判商提議的升幅為佳。若然事情能夠發展得如此理想,正為其他外判商服務的碼頭工人或許亦會仿效,紛紛成立類似的社企組織。

社企模式營運 共訂福利工時

以社企模式營運的高寶,應該是一個由工人共同擁有的組織,工人要直接參與高寶的決策,集體決定大家的薪酬和基本福利,亦要在維持合理利潤的同時,為自己訂下合理的工作時數,並為自己提供較「人道」的工作環境。不過,事情不可能那麼完美,因為工人沒有管理這種合作社的技能,亦未必能夠在國際貨櫃碼頭公司身上賺取足夠的服務費用,支持合作社的長期營運。

分析現時勞資雙方形勢,碼頭公司根本就站在不敗之地,當不少擁戴自由市場的人正因工潮而在擔憂香港在航運業的競爭力時,商界高層一句撤資的威脅就可以立即令政府腳軟,即使工潮如何升級亦無法有效抗爭。

假如工會及罷工工人能夠成功接管高寶,現時跟外判商就工資和工作環境的談判,就會變成跟國際貨櫃碼頭公司就合約條款的討價還價,這才是真正有意義的談判,而不是現時的持久膠着。所以,筆者的確純真地盼望,工人接管高寶或許能夠破冰,但並不會盲目樂觀地以為這就是工潮的完結,反而這才是另一場持久戰的開端。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d1c8bae7-3e4e-4c20-8de6-7804342c6aff-559029

香港經濟日報2013﹣04﹣09:泛民押注工運 流失中產支持

泛民押注工運 流失中產支持

撰文:帥卓廷 治學文社/跨國金融集團財務監控副總裁、袁彌昌 治學文社/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欄名:碼頭工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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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櫃碼頭外判工人的罷工行動,已持續接近兩星期,讓社會各界關注基層工人的慘況,但這些基層工人的問題,其實同樣出現在本港的中產階級身上。

正如傳媒所報道,碼頭工人被凍薪多年,更要長時間在惡劣的環境下工作,被網民喻為現代社會的「悲慘世界」。碼頭營運商以及外判商如此對待基層員工,固然責無旁貸,但本港的航運物流業近年競爭力大減,被鄰近地區搶掉不少生意,盈利能力一般,工資上升空間自然亦相當有限。

中產生活艱難 仍多選擇沉默

那些同樣從事航運物流業的文職人員,在辦公室內的工作環境雖然比較好,但他們的工資在過去十多年來的升幅也是微乎其微,無償超時工作亦似乎成為行業的潛規則,在百物騰貴的環境下,生活並不好過。

現實是,這情況並非航運物流業所獨有,亦同時出現在本港各行各業,包括表面相當風光的金融業,大部分擔任文職人員的中產階層,近10年來亦正面對這困境。

然而,因為基層勞工的待遇實在太差,他們要走出來反抗的經濟成本亦相對地較低,反之,自居中產的文職人員學歷較高,有着一個能夠向上流動的自我期許,還有一個默默耕耘的專業形象,反抗的代價極大,被欺壓時既沒有甚麼反抗的能力和意志,更以為激進的手法會把事情弄壞,所以在一般情況下,他們都不會考慮罷工。

中產階層掙扎求存,但亦相當同情基層勞工的遭遇,真心希望他們的生活能有所改善。可是,沒有人願意走出來分享自己的辛酸,生怕公開出來訴苦後會被周遭口誅筆伐,只得選擇繼續沉默。

政黨工會 建扶弱形象爭選票

但沒有聲音,大家就以為沒有怨恨,中產漸漸成為被忽視的一群沉默的大多數。反之,政黨和工會盡全力幫助勞工階層爭取權益,既可爭取他們的支持,亦有助建立其鋤強扶弱的形象,從而爭奪其他界別的選票。

旗幟較為鮮明地站在中產人士那邊的政黨,只有屬建制的新民黨和自由黨,偏偏未有泛民主派的代表,令即使原本理念接近泛民的中產階層在立法會以及社會輿論的聲音相當薄弱,就只得在心裏納悶。既然都沒有甚麼政治代表,當然就會傾向政治冷感,甚至會對現時向基層傾斜的民粹主義或政黨感到厭惡。

在政制問題上立場較保守的建制派選民中,部分出身基層勞工的可能會在經濟上較傾向福利主義,工聯會這類勞工組織就專門負責照顧這批選民的需要,而新民黨和自由黨等政治組織則負責協助照顧中產/中小企階層。建制派這種「分工合作」的模式,正能夠配合其選民的多元化。

建制分工合作 泛民互鬥失中產

村上春樹的「雞蛋與高牆論」讓泛民主派成員相當浪漫地站在雞蛋的那一方,自我陶醉於這個公義化身的形象。可是,不少政制上支持民主發展的選民,未必一定認同全民退保,亦不會受惠於提高最低工資或設定標準工時等建議,更不一定認同民主派對「地產霸權」的鞭撻。

泛民代表在每一個議題上都不假思索地站在經濟上較弱勢的那邊,滿以為自己佔據了道德高地,卻徹底忽視那些中產/中小企支持者的實際生活需要,並因而逐步將他們推進敵方陣營的懷抱裏。

可惜,民主派別既未能頓悟敵方即建制陣營「分工合作」的厲害之處,激進溫和兩派更要互相攻訐,而大家亦可能因為害怕令本身的基層支持者失望,拒絕親近其中產/中小企階層選民。

時至今日,各大民主派別的支持者減少,而溫和派面對支持者嚴重流失,亦令他們回歸激進路綫。如此下去,民主派派別愈來愈多,但他們所能代表的選民族群就只局限於支持激進路綫的基層選民,生存空間進一步萎縮下去,下屆選舉敗績可期。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a6231e73-41c8-439b-93c9-43fe23035cce-322553

香港經濟日報2012-10-27: 拒紅黑兩極 香港需中間路綫

拒紅黑兩極 香港需中間路綫

撰文:帥卓廷、袁彌昌 治學文社成員

立會開鑼不足10天,泛民陣營便在議會內「積極監察」政府,建制派亦已成功搶奪多個委員會主席位置,準備禁絕拉布,全面封殺泛民。這種兩極化的對抗並不止在議會內出現,亦影響議會外的社會運動。

早前國民教育指引被擱置,民間仍堅持學校不能以任何形式推行;新界東北發展被描述為梁振英「割地賣港」,即使政府多番解釋還未能令民眾安心;近日再有數碼電台股東爭議,中聯辦在事件中的角色令民眾對特區和中央政府的不信任倍增。

民間社運發展漸趨成熟,固然有助香港的民主政治發展。可是,當部分政客、傳媒或民眾企圖利用社會運動,將一些原本大家能夠靜心討論的問題政治化,無論哪一個範疇的議題都被尖銳地描述成為「紅黑紅紅黑」的簡單兩極對抗式紛爭。

政客媒體走激進 真為民發聲

筆者無意「抹黑」這些政客和傳媒的手法,亦認為政務司司長毋須因為這種社會現象而感到冤屈落淚,因為部分傳媒和民眾堅信「特首梁振英賣港求榮」,就像美國共和黨人認為民主黨政府會花光納稅人的錢,又或是民主黨人認為共和黨必然會照顧大商家漠視貧苦大眾那般,是堅定不移的信念,不是三言兩語便能澄清解釋的。

不少評論認為這路綫偏頗激進,不利社會發展。且不討論這種政治現象對社會發展的利弊,但政客與傳媒堅持走上這種「激進」路綫,甚至愈走愈激,其實是相當理性的選擇。較早前,《經濟學人》一篇文章就提及這個有關傳媒生態的有趣現象︰立場中立的美國有線新聞CNN盈利大不如前,反而立場鮮明的霍士新聞(FOX)的收視率則節節上升。

美國本土的政治氣氛令兩黨支持者各走偏端,中立客觀的新聞報道反而愈來愈不受歡迎,香港的傳媒生態似乎亦朝着這個方向走,媒體為迎合讀者和觀眾的需求,放棄理性客觀的「和稀泥」形象,以「為民發聲」為榮,其實只是出於商業利益考慮。

歐債水深火熱 激進亦抬頭

而政客選擇走偏激路綫,更不足為奇。近年,美國共和民主兩黨互不相讓,在政府公共開支、醫療保障、軍事外交等議題上都爭議不斷,兩黨各走偏端,毫不退讓,反對派中的極端保守派更成為近年勢力不容忽視的茶黨,頗受各地民眾歡迎。

當社會面對重大政經難題,而當權者未能有效提出令民眾信服的解決方法時,這些走在偏端的政治路綫卻特別受民眾歡迎。

近年歐洲各國應對歐債危機無能為力,從近月多國的大選結果可見,激進路綫的政治組織縱使未能取得執政權,亦往往能搶奪不少選票。而最極端而可怕的例子,就是上世紀30年代的德國,希特拉所領導的納粹黨正是在威瑪政府無法應對當時經濟危機而乘勢奪權。

筆者無意比較當年希特拉的偏激路綫和本港的那些所謂「激進」派系,既因本地組織實在遠遠未成氣候,亦真誠相信這些團體對推動本地民主發展的正面作用。香港的政經環境固然危機重重,但仍遠比當年歐洲二戰前的環境好,激進勢力其實還未能俘虜大部分港人的心,不少保持緘默的港人,其實還在期望新興中間路綫的出現。

沉默大多數 冀見緩衝角色

大部分溫和理性的港人都盼望香港能夠健康平穩地發展,但亦的確害怕梁振英「赤化」香港。可惜,在議會內的政治光譜裏,就是沒有政黨或團體,能真正代表沉默的大多數,理性地監察政府施政,而又敢於適時對抗不公義,亦能有足夠的民望和政治智慧擔當施政者和激烈反對派間的緩衝協調角色。

不少評論者認為偏激路綫所挑起的紛爭不利於社會發展,而嘗試勸勉反對派「為大局着想疑中留情」,更就是不切實際。而那些為了推動「建設」香港而嘗試抹黑甚至打壓這班「破壞派」的,既違反民主政治的精神,亦沒有政治智慧。要真正推動「建設」,並同時促進本地民主政治的健康發展,我們所需要的其實是「紅黑」兩極中的一條新興中間路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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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日報2012-08-14: 膠災處理勝美油災 惜公關劣

膠災處理勝美油災 惜公關劣

撰文:帥卓廷 跨國金融集團財務監控副總裁、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及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欄名:膠災餘波

聚丙烯膠粒意外已經發生了差不多3星期,大家似乎還未能找到完善的解決方案,政府的管治威信因而進一步受損。是次由颱風襲港引起的環境災難,令人不其然地聯想到兩年前美國墨西哥灣的漏油事件。

2010年3月,英國石油公司位於美國墨西哥灣沿岸的深水地平綫鑽油平台發生爆炸,海底油井受損漏油,漏油事件持續數個月,英國石油公司才總算有辦法堵住。事件發生初期,奧巴馬政府並沒有怎樣重視,政府未能及時採取有效堵油措施,待事態嚴重惡化後,奧巴馬才派遣相關部門首長前往墨西哥灣協助救災,而他本人亦於災難發生後十多天才親自前往災難現場視察。

成也危機公關 敗也危機公關

沒有危機意識,才是最大的危機!美國政府當局在漏油事件發生後十多天反應遲鈍,傳媒以及共和黨人當然群起猛攻,幸好奧巴馬的政治觸覺讓他認知到危機的嚴重性,立即向公眾展現其積極救災的熱情,一次又一次地前往災難現場視察,而更重要的就是把英國石油公司拿作替罪羔羊,要求石油公司承擔全部責任,從而成功轉移民眾視綫。在英國石油公司本身亦已願意承擔責任時,誤以為美國政府真能夠向災難源頭興師問罪,為惱火的民眾消消氣。

奧巴馬政府所展現的是一種令自己起死回生的「危機公關」,奈何特區政府所表現的公關策略則將自己推進困局。

未善用公關 即時行動也捱轟

揭發膠粒事件的環保團體DB GREEN於颱風襲港後第3天發現沙灘上的透明膠粒,立即通報政府及多間傳媒,並同時向40多個環保組織求助,然而翌日回應的只有政府部門,反而現時批評政府聲音最大的傳媒和環保團體最初的反應則相當冷淡。

發現膠粒後翌日,政府派出數十人到愉景灣協助清理,而中石化及中海集運的代表亦陸續跟DB GREEN會面了解情況,政府跟中石化及中海集運於事發後6天開會商討行動計劃,奈何本地傳媒要再過4天才開始廣泛報道。

這樣看來,特區政府面對危機的即時應對其實比當年的奧巴馬做得好,但現在還要捱轟,正是因為其差劣的公關技巧!

當食環署的工作人員正在默默地努力清理膠粒時,政府高層跟中石化和中海集運商討行動計劃,實在不可能不知道事態的嚴重性,亦應該能夠估算,要在短期內清理所有膠粒,單憑食環署甚至動員其他相關政府機構,根本就是不可能。

應早興師問罪 讓市民「看得見」

假如,梁振英政府能動員政府機關全面救災的同時,號召民間團體協助救亡,既能有效建立自己在處理膠災危機的領導地位,亦能在現今社會嚴重分化的時候,團結民間團體執膠粒,帶領群眾重新聚焦,有效提升特區政府的民望,讓大家(誤)以為梁振英班子是有能力團結各界解決問題的。可惜,政府非但沒有爭取這件事的話語權,梁振英在傳媒開始廣泛報道和批評時休假,白白錯失這個成為「危機領導」的機會。

同時,膠粒散播範圍極廣,其本身毒害、對海產食品的影響、對海洋生態的禍害等,都是市民相當關心的事。政府如果當初能主動「開誠布公」,說不定還可以提升民望。可惜,現時的風險評估已經來得太遲,即使膠粒可能對人體影響有限,亦無法說服公眾,更遭到傳媒及其他民間組織肆意「抽水」攻擊。

中石化上星期召開記者會,表明在法律責任釐清前願意先撥出1,000萬元協助打撈和清理膠粒。這似乎反映了這所國營企業難能可貴的社會責任和承擔,但或許這其實是政府當局在過去兩星期所爭取的成果。

若果政府當局能夠盡早向公眾表明立場,就如當年奧巴馬向英國石油公司興師問罪一樣,強烈要求中石化和中海集運承擔責任,民眾才會「看得見」政府當局所做的「實事」。

假如,特區政府在事發後數日內能夠了解膠粒災難的嚴重性,主動地爭取話語權,向傳媒公布事情始末,以及膠粒對市民的風險,一方面鼓勵市民和環保組織協助食環署的工作人員清理膠粒,另一方面嚴正追究中石化和中海集運的責任,定能為新政府的民望扳回不少分數。

可惜,說得難聽一點,梁振英政府已經錯過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抽水」機會了。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d6489927-3bcc-45c1-86d8-0b2a08ec1f45-091189

香港經濟日報2012-05-28:港生可勝內地生 靠金融走出去

港生可勝內地生 靠金融走出去

(治學文社)

帥卓廷 跨國金融集團財務監控副總裁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早前,香港大學公布的2011年度畢業生的薪酬趨勢調查結果,顯示愈來愈多在港就讀大專的內地畢業生選擇留港就業,令有志於從事金融行業的本地大專畢業生逐漸陷入困局。

本地大專畢業生要走進競爭激烈的金融行業,難以跟歐美名校畢業生爭奪外資企業的職位,在中資機構裏找工作時跟內地生競爭又經常處於劣勢,僅餘下來的就業機會就只有前景黯淡的港資企業。

近年,社會上對「80後/90後」在職場上的工作態度的批評不絕於耳。筆者相信,年輕一代在富裕的環境裏成長,對生活質素和理想的追求,以至其生活的態度跟上一代不同,並不是甚麼怪事。然而,當那些有志從事金融業的本地畢業生要迎接內地生和海歸華人夾擊挑戰時,心態就成為致勝(或落敗)的關鍵——我們再沒有語言上的優勢,國際視野亦往往局限於媒體上所接收到的有限信息,假如我們連出外闖蕩的爭勝心態也欠奉,在這個全球化浪潮下的金融業裏無法站穩陣腳,亦屬理所當然。

金融業全球化 港生坐食山崩

事實上,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下,金融業亦已經出現「地區專業化」的現象,甚至可以借用傳統製造業「前舖後廠」的模式,將前台銷售跟後面的生產綫分割,從而將最優秀的人才置放於銷售點和生產綫上各崗位,譬如將24小時電話接待服務交予廣東省、企業貸款和貿易融資則由東南亞地區「中央處理」、外滙風險管理就由滙市較發達的新加坡主理等。

香港是亞洲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多年來因其華洋雜處的環境,而成為重要的銷售基地(「舖」),本地會計、財務、法律等專業人才亦能為金融機構的生產綫(「廠」)提供高增值服務。這種分工模式在港資及中資的金融企業可能尚未普及,但隨着中資金融企業日漸國際化,使中資行亦不得不盡快推行這種「前舖後廠」的運作模式,以提升國際上的競爭力。

然而時移勢易,香港縱是國際金融中心,已未必是最理想的「前舖」。新一代金融從業員若然要在銷售綫上幹一番事業,在入場之際已難以跟內地留港畢業生競爭,在職場上亦不可能再死守本地「坐食山崩」。

調心態衝出去 港生專業取勝

惟今之計,本地畢業生必須調整心態,走出香港(但不一定是進入內地),及早主動地跟其他地區的人才競爭。誠然,相較鄰近地區,新一代香港青年比較不願意離開香港到外面闖,因此機會只會白白讓給相對進取的競爭對手(例如新加坡人和印度人),而這些國際經驗豐富的人才往往能夠佔據行政高層位置,影響港人的晉升機會。

「前舖」如此,「後廠」亦如是。香港在金融產品的生產綫上無法以成本價格跟鄰近地區競爭,但本地專業人才在會計、財務、法律等方面提供高增值服務,令產品合規的同時亦能夠照顧個別客戶的實際財務需要。香港的優勢在於其健全的法治制度,各大專業界別的人才在提供這些高增值(同時亦高利潤)的服務時,亦不忘遵循專業操守,因而各地客戶自然會加強對這些產品的信心。

人幣離岸中心 港「後廠」角色重

況且,作為首個人民幣離岸中心,本港絕對有條件擔當「後廠」角色去發展各種合規格的人民幣產品。本地大專畢業生其實可以考慮先加入這些專業,打好根基,作為跳進金融業發展的踏腳石,屆時便能夠在全球金融業的生產綫上,協助香港擔當重要的「後廠」角色。

本港金融業固然正面臨結構性的大轉變,同時在全球監管規限日趨嚴苛的環境下,亦將面對不少挑戰。表面上,本地大專畢業生的確失去了過去的固有優勢,但只要能夠抓緊機會,前路還不至於令人絕望。

香港經濟日報2012-05-01:內地生搶飯碗 須助港生添實力

內地生搶飯碗 須助港生添實力

(治學文社)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帥卓廷 跨國金融集團財務監控副總裁

近日,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起用居港未夠七年、有共青團背景的陳冉出任候任特首辦項目主任,已引起了本港公務員的恐慌。

但港人可知道政府大力發展教育產業,容許內地生在畢業後留港一年找尋工作,實際上更直接地影響着本地大學畢業生和年輕一代的就業選擇與前景?再加上市場環境的改變,已令內地生在香港就業市場的競爭優勢大為增強。

擴教育產業 初級職被「蠶食」

政府多年來銳意將香港發展為地區樞紐,除了培訓本地人才外,亦積極吸引國外人才來港工作,提高香港的競爭力。根據過往經驗,來港工作的人員通常以擁有一定經驗的中高層管理職位為主,可是,近年港府實行的教育及工作簽證政策似乎有所改變,導致非本地大學畢業生進軍本地初級職位的現象日趨普遍。

近年,香港政府為了大力發展教育產業,鼓勵本地大學招收非本地學生,導致過去十年在香港本地大學就讀的內地學生大幅增加。據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資料顯示,在香港大專院校就讀教資會資助課程的非本地學生人數,從2001/2002年度的2,253人急升至2010/2011年度的10,074人,當中來自內地的學生佔大多數。

在香港就讀資助課程的內地學生人數從2001/2002年度的1,912人急升至2010/2011年度的8,724人,佔總學生人數的比例從2001/2002年度的2%左右急增至2010/2011年度的接近20%,而這數目並未包括來港修讀非政府資助碩士課程的內地學生數目。

港府於2008年5月開始放寬非本地畢業生留港條件,容許在港修讀經本地評審全日制課程而獲得學位或以上資歷的非本地畢業生申請留港一年,在獲准逗留期間可自由從事及轉換工作,毋須事先取得入境事務處的批准。

中資機構湧港 垂青內地學子

根據香港入境事務處的統計數字,自2008年5月至2010年年底,已有10,101名非本地畢業生經此安排獲准在港工作。跟每年香港全日制資助課程畢業生約20,000人的數字相比,這絕非小數目。以來自中國內地的學生佔在港大學就讀的非本地學生人數超過八成半比例來看,不難理解大多數獲准在港工作的非本地畢業生屬於來自中國內地的學生。

毫無疑問,容許中國內地畢業生在港工作,會增加本地畢業生在找尋工作方面的競爭壓力,有這麼多的香港僱主願意聘請中國內地畢業生,表示着他們具備一定的競爭優勢。

以金融銀行業為例,在港的外資金融機構過往一直傾向聘請從美國、英國、澳洲、加拿大等地大學畢業回港的香港學生,除了少數較優秀的本地大學畢業生能躋身外資金融機構之外,大部分本地大學畢業生都受聘於華資機構。近年,隨着中國經濟發展,香港的金融銀行業亦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方面外資機構大力進軍中國國內市場,與中國客戶相關的業務持續增長,另一方面,多家內地中資金融機構透過收購本地華資銀行和證券行,在香港建立業務根據地,主要的客戶亦以內地企業及高淨值客戶為主。

開拓中外視野 增港生競爭力

香港的金融業從外資與本地華資的天下,演變成為外資、中資和本地華資三分天下的局面,在港外資和中資金融機構傾向聘請對中國市場了解較深的畢業生,在語言、人脈及對國情的了解方面均佔優的在港畢業內地學生,自然較受在港中資機構和想進軍內地市場的外資機構垂青。

筆者並非全盤否定港府吸納優秀人才留港工作的措施,但是在推行相關人力資源政策時,港府必須綜合考慮香港的實際情況,以及本地畢業生的就業前景及競爭力。否則,恐怕將嚴重影響本地大學畢業青年的就業選擇和前景,增加香港社會的不滿情緒,加劇香港與內地之間的民間矛盾。

在吸納內地畢業生留港工作的同時,港府理應加大力度,提升本地大學學生的競爭力。一直以來,香港強調本地人才的國際視野,並以此為傲,可是,大量內地畢業生近年獲香港僱主聘用的事實,曲綫地證明現今本地畢業生已不能完全滿足市場的需要。

除了國際視野的培訓外,香港還須增強本地學生對內地環境的了解。港府可考慮,在本地大學現有的常規課程和國際交流學習模式基礎上,加入內地學習環節,為本地大學學生(尤其是修讀商科課程的學生)提供在內地大學修讀半年甚至一年的學習機會,讓本地學生能兼備國際視野和中國視角,以提升他們在人力資源市場上的競爭力。

閒遊雜憶(二):亞縕河畔尋訪莎士比亞

莎士比亞在麥克白裡寫道:「人生如痴人說夢,充滿喧嘩和騷動,卻沒有任何意義。」

 

由於留存文獻匱乏,後人對這位文壇巨匠生平所知不詳。1564年他出生於英格蘭中部地區的史特拉福鎮 (Stratford-upon-Avon), 約二十多歲離鄉別井前往倫敦發展,在劇壇大放異彩,寫下了不少膾炙人口的劇本和詩詞。在倫敦打滾多年後,他於1616年選擇回故鄉頤養天年,從此過着「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生活,浮華和璀璨後一切歸於平淡樸實,直至終老。本文開首引文就是莎翁領唔了人生的虛幻與無常後的內心剖白。

 

多年前我負笈英倫,史特拉福鎮距離校園僅一小時車程。某年二月,一個乍暖還寒的早上,與友人結伴前往遊覽。鎮上仍保留不少都鐸時期的橡本建築,其中還包括數間莎翁及其家人的住所。當天是平日的上午,遊客尚未蜂擁而至,我與同伴在古色古香的街道閒逛蹓躂,仿如回到伊利莎白年代,趣味盎然。莎翁的出生居所亦已長期開放予遊人參觀,在其故居內緩緩踱步,或能感受大文豪的創作詩魂就近在咫尺。

 

聞名遐邇的亞縕河 (River Avon) 距離市中心僅數步之遙。英國不少文人都和水結下了不解之緣,英格蘭北部的湖區 (Lake District) 和南部的泰吾士河,分別孕育了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及彌爾頓 (John Milton) ,而這條蜿蜒但溫柔的亞縕河,就灌溉了莎翁這位"吟遊詩人"的創作心靈。春寒料峭,大地剛從冬眠甦醒,一副眼忪忪,懶洋洋的樣子,儘管未有繁花盛放和鶯歌燕語,但在草色青青和流水涓涓陪伴下,花半日在此漫步依然感受悠然自得。毫無疑問,如詩如畫的鄉土情懷和自然純樸的小鎮風情啟發了莎翁無數創作靈感。

 

河畔有一座愈八百年歷史的中古世紀教堂。教堂與河流,一剛一靜、一靜一動,卻又說不出的和諧,似天造地設的一對。這座其貌不揚的教堂來頭不小,它就是莎翁出生受洗和安葬的聖三一教堂 (Holy Trinity Church),據說教堂今貌和莎翁時期大致相同,改動不大。除了北牆掛着莎翁的半身雕像,教堂仍保存他繈褓之時受洗所用的水盆。莎翁的墓地就在祭壇前的地上,供遊人瞻仰。

 

2003年,教堂因日舊失修而導致屋頂有坍塌之虞。一個名為 Friends of Shakespeare Church 的組織因此成立,目的就是為教堂籌募經費以作修葺之用 ,令其免於被迫關閉厄運。這則消息受到廣泛報導,成立數年已從民間籌得過百萬英鎊的經費,其中更有遠自美國的捐款,令教堂倖免於難。這種源自民間的自發運動頗令人動容。君不見在世界的另一端,中國長城身上的石磚正被他以往保護的老百姓的不屑子孫無情地遷拆、搬動,被用作搭橋、鋪路、蓋房子,甚至圍豬欄!每想及此,百感交集。

 

莎士比亞最偉大處,不在於詞藻的華麗優美或劇本的澎湃張力,而是他觀察入微,將人性看得徹底透徹並入木三分地呈現在劇本角色裡。莎翁作品晚期較早期優勝,悲劇比喜劇出色 (研究文學者一定痛罵我大言不慚) 。他的作品裡有不少人物非天生大奸大惡之徒,但由於他們被身上的弱點包括愚昧、貪婪、憤怒、嫉妒、自大、偏執、自私等支配了行為而造成一幕幕悲劇。有趣的是,莎翁筆下那些悲劇人物不少是帝王將相或達官貴人,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人的本性不會因身份貴賤而有所差異。其實那些帝王將相所犯過失與一般平民百姓大同小異,不過由於身份、權力和財富,前者的過失不僅導致妻離子散,而是釀成宮廷傾軋,禍起蕭牆,進而就是戰火連天,生靈塗炭,牽連之廣、影響之深比後者遠過之。這究竟是劇情所需還是作者弦外之音,則非我所能解答。

 

中國戲曲遙遠流長,題材亦甚為廣泛,包括才子佳人、清宮審案、忠臣考子、神仙鬼等,不過如莎劇般以大人物題材,真實歷史人物也好,虛構創作角色也好,則鮮見於我國古代劇目。可能中國自古君權至上、皇帝唯我獨尊,在此基礎上,思想輿論受嚴密控制,劇作家亦要自我審查,頂多寫一些賢臣良將忠肝義膽的故事,如近期上映,改編自元雜劇的電影趙氏弧兒,否則被斷章取義,給他人以口實,今天參你緬懷前朝,明天控你誹謗朝廷,後天告你意圖謀反,這可是腦袋搬家、株連九族的大罪!

 

莎士比亞時代,中產階級崛起,早期資本主義開始芽牙,提供了一個開放包容的創作空間,使他寫下如此多之曠世經典。更令人欣慰的是,英國既沒有文字獄,也沒有焚書坑儒,莎翁的文字因此能留芳百世,成為不朽的文學瑰寶。這是莎翁的幸運,更是英國人的福氣。

 

其人雖已歿,千載有餘情。

香港經濟日報 2011-10-21:以民意利器 左右中央欽點特首

以民意利器 左右中央欽點特首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香港政壇風起雲湧,繼唐英年及梁振英相繼辭去公職,為2012年特首選舉作準備後,林瑞麟又接任政務司司長;前教統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亦撰文批評,公務員只支持某人當特首的說法。

傳 媒與評論界亦逐漸改變口風,由一開始認為大部分港人無權參與是次特首選舉,到開始賦予選舉更積極的意義。有報章認為唐梁「初選」競逐及兩人與市民大眾的互動,都有機會成為塑造香港選舉文化的先例;亦有認為港人不但實際上對選舉有一定影響力,更可以藉此擺脫北京政治干預的手影。盡管是後知後覺了一點,但對於 一場本身就沒有常規可言的「非傳統」選舉,任何具影響力的方法都可能管用。

只要聲音夠大 中央不能不聽

筆者認為港人在是次特首選舉,以及一直以來在中港博弈中的無力感,其實很大程度是一種自我設限,甚至自我矮化的表現——無權選出那班選委,缺乏正式溝道,就代表港人無權參與嗎?特首選舉沒有真正競爭,是中共操控的選舉,港人就不該發聲嗎?

回歸以來,中共對民意的看法已有很大的改變。單就筆者比較熟悉的外交事務而言,中共其實有不少反應和動作是專門用來滿足國內的民粹主義者、民族主義者,甚至是憤青的。只要聲音夠大,中共就不得不理睬你。

在去年底及今年初爆發的「茉莉花革命」及「阿拉伯之春」,更令中共領導層發生了普遍的恐慌現象,立刻煞停一切有關自由化的改革,並加緊對人民的控制——共產黨也怕死的,他們一旦失敗可不是像西方民主政體般政權更替了事,可是人命關天的,他們隨時比西方政黨更重視民意。

因 此只要不要像「茉莉花革命」般突然爆發,令中共手足無措的話,中共在維穩的大前提下,實在沒有理由不重視民意的。所以即使港人無權選出選委也不打緊——民意本身就是突破選委和提名委員會,直接影響中共的「利器」。中共見勢色不對自然會下命令,可不管那些選委是誰,這樣得出來的結果不一定會比普選差。

港人在政治上大部分正式溝道和機制都失效的情況下,必需要找出並善用一切能夠曲綫影響中共治港的方法,以達到港人的目的。

阻公務員成造王者 現特權階級

是次唐梁「初選」中,如果依照唐營所指,唐英年是公務員唯一支持的特首人選的話,那麼我們可以預期一個集政商特權階級和公務員系統的聯盟的形成。

先 撇開政商特權階級不談,理應是政治中立的公務員為何可以擁有「造王者」的特權?我們還處於「欽點」、「黃袍加身」,以及宮中可以影響皇帝人選的時代嗎? 市民應該對此感到憤慨。即令羅范椒芬撰文批評這種說法,重複強調公務員應恪守政治中立的原則,但實在難保公務員在了解到他們的而且確擁有可以左右大局的能 力之後,日後不會干預特首人選的產生

再者,社會近日對林瑞麟成為「史上民望最低」的政務司長有很大的反對聲音。假如我們任由政商公務員特權階級的形成,那麼政商特權階級為「酬謝」為其效忠的公務員,這種民望超低的高官將陸續有來。因此港人現在就應挺身而出,力求阻止這個政商公務員特權階級形成,否則待至它變得牢不可破的時候,即使2017年 特首是以普選產生,也不能改變由這些特權階級所主宰的局面。

一份研究報告指出,香港現時正處於「黃金五年」。繼曾班子之後,我們願意將我們的「黃金五年」葬送在這班政商公務員特權階級手裏嗎?假如港人能夠憑着自身的意志轟走這班政商公務員特權階級,那將會是香港民意的重大勝利。

李小龍故居復建計劃泡湯了

籌劃經年,九龍塘的李小龍故居復建計劃,由於政府和業主無法達成共識而胎死腹中。三年前,當政府公佈此項收復計劃曾引來一埸哄動,參觀李小龍故居更曾被美國時代雜誌網站評選為25項「亞洲體驗」的李小龍故居,始料未及,三年後,轉眼一切成空,俱往矣。看到有關報導,感到悵然若失。

 

別誤會,其實我並非一名李小龍粉絲或武術迷。我對李小龍的過去和成就,知之甚少; 對武術更是一竅不通。

 

約十年前,一代歌后鄧麗君生前的最後居所,位於赤柱的一幢精緻別墅因經營管理困難,被鄧麗君基金會出售,易手後已被拆卸。伊人已逝,居所亦隨主人而去,遺下的只有綿綿餘恨和裊裊餘音。

 

多年來,為應付來自四方八面的挑戰和配合城市的高速發展,我們已經習慣地奉「自由市場」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價值規條,視「經濟發展」為壓倒一切的金科玉律,於是數之不盡的珍貴文化遺產已慘遭踐踏、遷拆、破壞、消滅,或消失殆盡、或面目全非。

 

與香港同樣寸土呎金的金融中心倫敦,已開放的名人故居或紀念埸所不勝枚舉,相關名人包括前首相邱吉爾、軍事英雄威靈頓、皇妃載安娜、詩人濟慈、大文豪狄更士、白衣天使南丁格爾、心理學家弗洛依德,還有無數在大街小巷、公共埸所的雕塑、石碑,表達對前人功績的感恩、對先賢達士的緬懷和對過去歷史的尊敬。倫敦市早自十九世紀中已推行了一項藍牌計劃(Blue Plaque Scheme),計劃宗旨是保護那些曾經有名人居住或工作或與其生平息息相關的舊建築,凡被提名又經評審確認的建築,外牆上均被掛上一藍色圓牌,牌上簡述建築物與名人的關係,供市民瞻仰。倫敦市被掛上藍牌的建築之多有如星羅棋布,根據官方網站,已愈八百五十處。

 

香港情況又如何?據本人所知,本港唯一為名人開闢而供公眾參觀的紀念場地,乃位於上環的孫中山紀念館,人家畢竟是國父,總要為他找一處紀念體面的地方供人瞻仰。補充一點,此紀念館前身乃富商何甘棠故宅而非國父故居,而國父本人更未曾踏足此處。

 

數百年來,多少文人雅士、知識分子、藝壇領袖、官商巨賈都曾在香港留下了自己的足跡。斯人已逝,輕舟已過萬重山。他們的故事已乏人問津,而他們替本港付出的貢獻被逐漸遺忘,他們為後人留下的精神財富亦隨歲月流逝。俱往矣,一切不愖回首。 

 

保留名人故居和歷史建築,並非僅為增添一兩處旅遊觀光名勝或週末逍遣去處。文化的保護推廣和教育,除了表達對先輩恩德的感念,更可培養大眾對社會的歸屬感,提昇市民的人文素質和精神文明。近幾年香港不是積極推動甚麼「通識教育」、「公民教育」和「國民教育」嗎?其實從耳濡目染的人文環境成長和透過課堂書本學習對我們的下一代同樣重要。

 

因此,令我不能釋懷的是,香港自稱為國際大都會,我們沒有包容的胸襟去保護日漸消失的舊有事物,更欠缺長遠的目光為下一代留下精神遺產,此精神遺產是擁有再豐盛的物質財富都不能換取的。

 

一齣贏盡票房口碑的「歲月神偷」僅能拯救一條街,卻不足以改變當局者的思維。

 

一個被遺忘過去的城市就像一個失去記憶的人,不知從何方而來,更不知向何處走。「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學懂撫今追昔,才可承先啟後;曉得溯古追今,方能繼往開來。

中國文人的諾貝爾獎情意結

早前內地網絡流傳諾貝爾文學獎評委之一,漢學家馬悅然收取了某內地作家60萬美元的賄賂,前者公開駁斥有關謠言。馬其後更表示經常收到來自中國的示好信件,當然這些示好全都附帶某些條件,全都被他回信婉拒。無可否認,與諾貝爾獎沾上邊是難以抗拒的誘惑,而成為中國奪獎第一人(高行健為海外華裔第一人)更令人魂牽夢縈。

 

其實國內不少文壇中人不僅對諾貝爾獎垂涎三呎,對其餘大小獎項亦前仆後繼。每逢甚麼茅盾獎、魯迅獎公佈得獎名單前夕,總會流傳有關某某作家買獎某某評判賣獎的傳聞。當然,買獎賣獎的劣行可能僅屬少數人任之所為,而且不少傳聞純屬抄作,但由傳聞而引發出來的是是非非、碟碟不休、口誅筆伐和唇槍舌劍,某程度反映了文人無法掙脫名利的枷鎖。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世世代代的中國文人為名利所束縛,今古如是。君主專制時期的科舉,正是古代文人的諾貝爾獎,雖然兩者功能截然不同。

 

杜甫《四喜詩》道:「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人生四大喜事中僅第四項為讀書人專享,科舉之重要,可見一班。中唐詩人孟郊考中進士後,寫了《登科後》一詩:「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榜上有名令人多麼意氣風發,數十載的寒窗苦讀終於沒有白費。不過考上了又如何,後來孟郊出任地方官,官運平平,仕途不得意,這是題外話。

 

科舉是古代文人的伽鎖,自古以來,登科中舉者意氣風發、吐氣揚眉,從此平步青雲,名落孫山者垂頭喪氣、頓足捶胸、甚至抱憾終生。

 

今日,多少文人為求將獎項一抱入懷而控空心思,又有不少人因與獎項失諸交臂而鬱鬱寡歡。一心為求提昇知名度、爭取公衆曝光率而刺激作品銷量者大有人在。

 

作家擁有無拘無束的創作靈魂才能寫下雋永的作品,擺脫不了名利束縛,寫作時容易有意無意地奉迎大衆口味,文章只會金玉其外而缺乏內涵。

 

曾經有朋友欲提名魯迅為諾貝爾獎侯選人,魯迅回信道:「諾貝爾賞金……要拿這錢,還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們得不到……或者我所便的,是我是中國人,靠著"中國"兩個字罷……自己也覺得可笑。」他更直言不諱地指出:「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人……倘因為黃色臉皮的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以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胸懷天下,不為名利所綑綁,所以魯迅和他的作品同樣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