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下的法律套戥

終審法院近日就一宗跨境商業糾紛案件主動尋求人大釋法,引起社會部份人士的討論。

1980年剛果民主共和國向一間南斯拉夫公司借錢發展工程,其後欠債不還,債務於2004年以低價轉售予美國的「禿鷹基金」。2008年,中鐵附屬公司宣布支付逾2.2億美元給剛果作採礦「入場費」,基金公司旋即於本港法院興訟要求剛果以入場費抵債。

原審法官及上訴庭均認為本港法院可沿用回歸前普通法的「有限度豁免權」,只能豁免國家行為而非商業行為。其後,案件上訴至終審法院,中國外交部多次發信要求本港法院跟隨內地採用「絕對豁免權」,否則將對國家利益造成嚴重損害。最後,終院法官以三比二通過,認同「絕對豁免權」能於本港應用,並要求提請人大釋法確認。

這宗案件由於並不影響本港社會民生,未能如過去居港權釋法事件般令港人高度關注,但其實這將是本港法律界一大重要經典案例,突顯一國兩制下本港法律制度的結構性問題。

在一國兩制的框架內,要妥善地銜接內地的大陸法和本港的普通法其實是相當困難的。今次美國的「禿鷹基金」嘗試鑽空子衝擊這個制度上的缺陷,根本就是利用一國兩制來進行法律套戥的投機行為,情況就如當年索羅斯衝擊本港的聯匯制度一樣。換而言之,一國兩制繼續存在,我們亦肯定有機會繼續遇上類似的鑽空子投機套戥行為。

人大擁有基本法作為本港憲法的解釋權,本地法院處理案件時若然遇上一些未盡清晰的地方時主動要求人大釋法,做法並無不妥。既然一國兩制如此新穎的法制能夠提供如此鑽空子套戥謀利的機會,港府主動提請人大要求釋法亦未嘗為一項有效堵塞法律漏洞的好工具,我們斷不能因為過往數次令港人不高興的釋法事件而將這選項排除為放棄特區司法獨立性的洪水猛獸。

可是,本港法院在中國外交部多番以措詞強烈的信件「非正式干預」後採納其意見運用「絕對豁免權」,再尋求人大釋法確認,形式上的確有損害本地司法獨立之嫌,本案由此觸動部份港人的政治神經亦實在不足為奇。

況且,跟隨內地大陸法制的「絕對豁免權」未必是堵塞法律套戥的唯一法門。筆者愚見認為,終院其實亦可沿用本港普通法傳統下的「有限豁免權」,自行詮釋其「有限」的豁免範圍,擴闊其豁免的國家行為之定義,又或仿效英國立法禁止這類利用「有限豁免權」向窮國追債的不道德行為,既能保全國家的外交利益,並同時捍衛本港司法的獨立性。當然,筆者並非法律專家,如此論點在法理上是否行得通還望熟悉法律的讀者多多指教。

在一國兩制下,法制上的分歧或許會如本案般導致中國外交上的尷尬,將來亦可能會出現更多意想不到的問題。我們既然活在如此特別的框架內,就不得不好好利用政治智慧處理兩制分歧所帶來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