呦呦鹿鳴憶魏武

奈良公園位於奈良市以東的春日山麓,面積約600公頃。此為一綜合公園,園內的春日神社,位居日本三大神社之一、千年古剎東大寺和興福寺莊嚴宏偉卻又古撲幽雅、春日山原始森林古木參天,千年來無人砍伐,仍保持原始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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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公園裡更養了超過一千頭鹿,由於園內沒有欄杆、籬笆,隨時隨地都會有鹿大搖大擺擦身而過。鹿兒們也非常大方,不會靦腆、害怕,更沒有敵意,任由遊客撫摸或拍照。在公園內隨處可發現牠們的蹤影,有的在一碧千里的草地上嬉戲追逐,有的在神社參道兩旁的樹下酣睡,害得我不敢造次,踮著腳悄悄地走過。

初次參觀東大寺,看見寺外聚集了數十頭鹿,好生詫異,難道牠們也是信衆不成。原來寺外有商店小販售賣「鹿餅」,供遊客餵飼鹿兒。鹿兒們在旁邊,一見有人手持鹿餅,便將其團團圍住,有鹿隻老實不客氣,拼命伸長脖子,企圖搶奪,有其他鹿隻咬著他的衣角不放,索取手中美食,遊客不由得大樂。奈良公園_東大寺08

鹿與傳統中華文化關係密不可分。「山麓」一詞乃山腳之意,將「麓」字拆開,上「林」下「鹿」,表示鹿在山腳下的樹林生活。美麗的「麗」字,上「丽」下「鹿」,可想而知,古代文化中,鹿是美的象徵。麒麟象徵吉祥,兩字部首皆從鹿,可以推論,鹿也代表好運多福。與鹿有關的成語有「逐鹿中原」和「鹿死誰手」,因此鹿字有政權或權力的意思。

在奈良公園𥚃,看到人與鹿各得其樂,不由得想起曹操名詩《短歌行》𥚃的「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全詩吟: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時可輟?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此詩容後討論,讓我先談作者曹操。奈良公園_東大寺_南大門05

曹操乃三國時期一代梟雄,更是史上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三國志》作者陳壽指他乃「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唐太宗李世民讚他「以雄武之姿,當艱難之運;棟樑之任同乎曩時,匡正之功異於往代」。蘇東坡《前赤壁賦》形容他:「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大文豪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中也說:「其實,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 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可惜後世對諸多誤解,基於不同理由,史書、野史與民間傳說將他形象嚴重扭曲。京劇戲曲中,曹操是帶著白臉譜的奸險角色。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更把他徹頭徹尾抹黑,使他成為家傳戶曉的第一號大奸角。

東漢末年,大地飽受戰火蹂躪,滿目瘡痍。曹操捭闔縱橫,平黃巾軍、降張綉、擒呂布、伐陶謙、討袁術、滅袁紹、破劉表、征烏桓,平定大半個中國,孫權不敢惹他,劉備被他打得無家可歸,連妻兒也不顧就落荒而逃。他在《蒿里行》流露悲天憫人的情懷:「鎧甲生蟣蝨,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當成為丞相時,大整頓吏治、抑制土地兼拼、減輕徭役、實行屯田制、修建水利、安定民生。此僅如此,他更有偉大抱負,從《對酒》一詩可以窺見:

對酒歌,太平時,吏不呼門。
王者賢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
鹹禮讓,民無所爭訟。
三年耕有九年儲,倉穀滿盈。
斑白不負載。
雨澤如此,百穀用成。
卻走馬,以糞其土田。
爵公侯伯子男,鹹愛其民,以黜陟幽明。
子養有若父與兄。
犯禮法,輕重隨其刑。
路無拾遺之私。
囹圄空虛,冬節不斷。
人耄耋,皆得以壽終。
恩德廣及草木昆蟲。

「吏不呼門」、「民無所爭訟」、「三年耕有九年儲」、「斑白不負載」(長者毋須肩扛頭頂重物)、「子養有若父與兄」(官員對侍老百姓如同自己父兄)、「路無拾遺之私」等等,全是他心中美好社會的願景。由此可見,曹操是一名以天下為己任的理想主義者,和民間流傳的奸詐小人形象大相徑庭。

奈良公園38上次重回奈良,正值暑退初秋時。涼風輕拂,樹枝不敢造次,只輕輕搖曳而作呼應。樹葉變得色彩斑斕,想起蘇大學士的名句「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由於楓葉尚未染至一片火紅,不見蜂擁而至的遊客,秋高氣爽,獨個兒享受涼風輕撫,閒步如白雲流水,說不出的惬意舒暢。

所謂春生秋殺,春天是萬物繁𣶹之時,相反秋天則是萬物肅殺。難怪歷代文人都以秋天比喻哀傷離別之情,甚麼「秋來處處割愁腸」、「多少綠荷相倚恨」,屈原形容秋天乃「悲哉秋之為氣也」。

建安十二年,曹操遠征烏桓班師回朝,路經渤海之濱。心有所感,題詩《步出夏門行》,其中一章《觀滄海》,寫自己「東臨碣石,以觀滄海」,其時正值秋天,「秋風蕭瑟,洪波湧起」,但他沒有感傷,而且「幸甚至哉,歌以詠誌」,流露積極進的人生觀。另一章《龜雖壽》道「神龜雖壽,猷有竟時」,神龜也有壽終之日,何況是常人。他已年過半百,已屆知天命之年,北方已經平定。不過,曹操非但沒有志得意滿,反之認為人生短暫,要在有生之年建立千秋功業,寫自己「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他雄心勃勃,躊躇滿志,期望能一統河山。

約二千年後,有人來到渤海,以詩緬懷曹操: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島外打魚船。
一片汪洋都不見,知向誰邊。
往事越千年, 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
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此人正是毛澤東。古往今來,像此二人既睥睨天下而又詩才卓絕者,實屬鳳毛麟角,也難怪老毛對曹操惺惺相惜。當年曹操煮酒論英雄,與劉備指點江山,道:「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據說當年毛澤東練習筆墨時,曾多次書寫此句。也許,他心目中的英雄不是劉備,而是另有其人?

讓我們回頭說那首《短歌行》。此詩作於建安十三年,由「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到「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慨嘆了人生苦短。後來筆鋒一轉,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此句引自《詩經·鄭風》,原本是一首情詩,詩人抒發對情人的思念。曹操念念不忘的,不是情事,是國事;使他魂牽夢縈的,不是情人,而是賢人。因此,同句被引用到《短歌行》,曹操表達他求才若渴,對招攬人才一事「悠悠我心」,念念不忘。「但為君故,沈吟至今」,為了你們我一直低吟到現在。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取自《詩經·小雅》。大概意思指有鹿看到美味的萍草,心情愉悅,發出呦呦之聲呼叫同伴。當年周王宴請羣臣,宴會上樂韻悠揚,杯觥交錯,樂也融融,形容明君得到賢臣輔助,君臣上下一心,天下㫒平。曹操流露出求才若渴之心,他希望效法周王得到賢明人仕相助,使天下大治。數年後,他又先後寫了數篇《求賢令》,其中一篇明言:「二三子其佐我明楊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在科舉制度創辦前,朝廷長期依賴士族管治,家族門第作為官員選拔升遷之條件,門閥觀念根深柢固,造成社會「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弊端。
過份重視名聲却助長士大夫矯情虛偽、道貎岸然之不良風氣。曹操對此不以為然。為了打破陋習,他提出「唯才是舉」,不理門第出身,不問社會名聲,只要有真材實幹,就可得到重用。

曹操唯才是舉,就是企圖打破士族壟斷官位的局面,而才幹作為選拔官吏的條件,對社稷大有好處,卻損害了士族的既得利益,令自己站在士族集團的對立面。當曹操大權在握,群臣抨擊他為奸臣、視他為大逆不道的竊國者,反對者當中,固然有忠於漢室者,更深層的原因,其實是舊有的既得利益者對新制度的抵抗。

假若曹操到此,看到春日山麓人與鹿各得其樂,想必也會心情大樂,宴請文臣武將,高歌人生幾何!

建安十三年,曹操赤壁遭逢慘敗,統一天下美夢成泡影,但在他的努力經營下,曹魏政權根基依然非常穩固,南方的孫吳及蜀漢不敢大舉來犯。

古往今來,多少風流人物,試問能無憾而終,又有幾人?

曹操曾説過:「設使天下無有孤,不知當有幾人稱王,幾人稱帝。」僅寥寥數字,卻字字擲地有聲;雖驕傲自負,但言之有理。東漢末年,群雄割據,要是沒有曹操匡亂反正 ,也不知兵荒馬亂、生靈塗炭至何年何月。

自古興亡有誰知,千秋功罪任評説。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往事千年,春日山屹立不倒,山麓的原始樹林依舊長青,春去秋來仍然固我。

協和廣場的亡魂

協和廣場(Place de la Concorde)位於巴黎市中央,廣場倚靠風光旖旎的塞納河,東側是古典精致、綠草如茵的杜勒麗公園(Jardin des Tuileries),西側是著名的香榭麗舍大道(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的起始點,沿著大道行西去,可直達宏偉壯麗、雕欄玉砌的凱旋門(Arc de  Triomphe)。廣場中央直插雲霄的埃及方尖碑傲然而立,四周豎起十多座巴洛克式雕塑及噴泉宏大雄偉,廣場仿似在誇耀法蘭西的光輝歲月,懾人心魄。
 
可是有多少到訪者知道,這座華麗的廣場,在十八世紀未法國大革命期間,曾是那血跡斑斑,惡名昭彰,令人不寒而憟的斷頭臺行刑場。

後人總為革命披上光榮、偉大、神聖、悲壯、浪漫的華麗衣裳。這是全部真相?
 
表面上,大部分的革命旨在推翻獨裁,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然而,革命往往和經濟有不可分割的關係。1775年,法王路易十六(Louis XVI)登基,歷經路易十四(Louis XIV)窮兵黷武、大興土木與路易十五(Louis XV)的揮霍無度、窮奢極欲,國家已是風雨飄搖。國庫空虛,稅徭沈重,貧富嚴重不均,加上糧食短缺,農作失收,大地發出淒厲的悲鳴,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大廈將顛,非一木所支也。

縱觀人類歷史,革命總是離不開暴力,老毛也曾說:「槍桿子裡出政權」。民眾因飢餓與貧困而發動暴亂、騷動及搶劫。「百姓一亂,則魚爛土崩,莫之匡救。 」當暴動之火一旦燃點,其他民眾就紛紛效法,結果動亂就以星火燎原,風卷殘雲之勢蔓延,到了1789714 ,憤怒的巴黎市民攻佔並摧毀了巴士底監獄(Bastille),後世以此作為法國大革命的起點。
 
巴士底監獄是中世紀時期建成的堡壘,最初是為了軍事防禦目的而建,後來成為一座典獄,到了路易十四時,王權達到極致,囚禁了不少政治犯及異見人仕。路易十四後,統治者對思想言論管制逐漸寛容和寬鬆,巴士底已逐漸失去其作用。1789年,當怒髮沖冠的群眾攻陷巴士底時,獄中僅囚禁了七名罪犯,而且全都不是政治犯。更甚者,巴士底監獄的典獄長被群眾毒打後殺害,其首級被插在長矛上遊街示眾。偉大的革命就以群衆的蠻橫行動揭開了序幕。革命者就以攻陷巴士底監獄作為大革命的里程碑及代表性標誌,後來714 更被定為法國國慶日。
 
平心而論,比起路易十四及十五,路易十六談不上是一名壞君主,即使在革命前,他已嘗試改革求進。巴士底事件後,國王同意君主立憲,改革稅制,及取消貴族和教會特權。不幸的是,循序漸進的改革在短期內是沒有顯著成效的,新政策非但沒有舒緩公眾的情緒,反而認為國王沒有誠意推行改革,人民滿腔努火,局勢更加動盪不安。
 
歷史學家托克維爾(Tocqueville)道:「革命並不總是因為人們的處境每況愈下而引起。一個嚴刑峻法的國家,人民都非常有耐性、似乎若無其事地忍受,但法律一旦寬鬆,他們就會開始反抗。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之前的政權更開明,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壞政府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剛開始改革的時候。……人們耐心忍受着苦難,以為這是無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提出想脫離苦難的建議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被消除的苦難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還有其他苦難存在,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減輕,人們感覺反而更強烈。步向滅亡的封建制度比起其最強盛時更能激起法國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微不足道的專橫政策似乎都比路易十四所有的專制更難以忍受……」
  
歷史告訴我們,每當某處政局不穩時,總是謠言四起。當民眾對路易十六的改革逐漸失去耐性時,流言蜚語不絕於耳。例如有謠傳國王打算派軍隊鎮壓平民,外國軍隊即將入侵,殺手到處出沒。後來,又盛傳王后瑪麗(Marie Antoinette)和兒子路易十七亂倫;這類謠言其實和時局風馬牛不相及,卻加深了民眾對皇室仇視。不知瑪麗王后那句「名言」:「人民沒麵包吃就給他們蛋糕吧!」是否也是始於大革命時期。(題外話,此句和晉惠帝説的「百姓無粟米充飢,何不食肉糜」極其相似,我懷疑是抄襲。)

巴黎市彌漫不安氣氛,民眾情緒日,怨恨憤怒接近沸騰點,激進勢力乘機抬頭,令風燭殘年的波旁王朝雪上加霜。到了1793年,可憐的路易十六與瑪麗王后先後被推上斷頭臺,身首異處。兒子路易十七被囚禁並虐待至死,年僅10歲。
 
從前的因,今天的果;前人作孽,要由後世子孫承受,命運之弄人,歷史之擺佈,令人不勝唏噓慨嘆。
 
每當一個王權被革命迅速推翻後,新制度的建立仍在摸索階段,此時便會出現權力真空。在權力真空的情況下,當統治者之間、或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出現矛盾時,往往訴諸暴力。
 
如果說革命是制度的更換,那麼它既要破壞,亦要建設,既要推翻舊制度,更要建立新制度。革命又往往離不開暴力,但暴力僅能破壞,不能建設。矛盾的是,在革命的熊熊烈焰下,人們會沉溺於使用暴力,以為暴力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金科玉律,結果舊社會被打得稀巴爛,新制度的建立是遙遙無期。
 
暴力會令人剛愎自用,獨斷專行,凶狠乘戾。革命分子變得更激進,不容異己,哪怕是稍為溫和的意見。在他們眼中,非黑即白,非左則右,非友即敵,非此則彼。不是革命派就是保皇黨,不是革命義士就是反革命分子,從此再沒有中庸之道或中間路線。人們逐漸殺紅了眼,過去的激進者被更激進人仕取替。昨天是革命元勳,今日成了反革命罪人。昔日手執權仗判決定他人生死,今朝輪到自己成為斷頭臺的亡魂。揭竿起義,透過革命建立共和的理想,拋到九霄雲外。
 
君主立憲派被主張共和的吉倫特派(Girondins)轟下台,後來吉倫特派被更激進的雅各賓黨(Jacobin)取而代之,巴黎陷入白色恐佈。雅各賓黨掌權後又發生內哄,羅伯斯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鏟除了昔日的革命伙伴埃貝爾(Jacques René Hébert)和丹東(Georges Danton)。不久,羅伯斯比也被推上斷頭臺
 
據記載,1791-1794短短4年間,共有7萬人成為斷頭臺的刀下亡魂,更諷刺的是,不少遭處決者都不是當初掀起革命要「革」的對象,如皇室、貴族、教會人仕等特權階級。

因共和而獨裁,為了自由而專制,又假惜公義之名而使用暴力,這就是偉大的革命?
 
面對永無休止的殺戮,民衆漸漸懷念當年波旁王朝的日子。時勢造英雄,拿破侖(Napoléon Bonaparte)橫空出世,收拾殘局。1804年,他加冕稱帝,建立法蘭西第一帝國,共和國壽終正寢。法國大革命,國民推倒帝制,建立共和國,十多年後,他們又擁護新皇帝,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後來拿破侖政權被歐洲列強推翻,波旁王朝復辟,之後又被七月王朝取而代之。接著,第二共和國成立,數年後,法國又恢復帝制,法蘭西第二帝國取替了共和國。
 
亂哄哄,你方唱擺我登場。
 
專制,共和,專制,共和……歷史吊鐘在帝制與共和之間搖擺。要到1870年,即革命的81年後,專制才退下歷史舞臺。
 
我們不禁要問,為何法國會經過動盪不安、反反覆覆、流血千里的過程尋找其共和之路,某些國家如大不列顛卻大相徑庭,緩慢但循序漸進性地改變政治制度來配合社會架構變遷、經濟結構轉型,找出最適合國情的君主立憲(constitutional monarchy)及議會式民主(parliamentary democracy),減輕階級矛盾而引致的傷亡。
 
當教科書,慶典,媒體替某某革命、運動盲目地歌功頌德,推祟備至,不去回顧歷史,不看事情的正反兩面,我們也永遠不能從歷史吸取經驗和教訓。
 
我愛讀史。當我沈澱那浩瀚的歷史長河和悠悠的歲月時光,思想領域會發現一片又一片新大陸,豁然開朗。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共勉之。
 

閒遊雜憶(七):波希米亞的明珠—布拉格

德國大文豪哥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曾經形容捷克首都布拉格是世界皇冠上最珍貴的寶石(Prague is the most precious stone in the crown of towns.)

多年前我負笈英倫,趁冬日休課期間,暫時拋下塵世俗務,與友人同遊布拉格。時光荏苒,距今已是一紀之遙,但至今仍歷歷在目,記憶猶新。我們抵達布拉格,在酒店放下細軟,第一個目的地就昰舊城區,一抵達舊城區,我頓時愛上了布拉格。城區裡的教堂、市政廳、宮殿、劇院、天文樓、火藥塔,石路,歷史文化沈澱,宛若時光凝固色彩繽紛,恍如去到童話世界,目不暇及,令人樂而忘返。

有別於巴黎市中心都市規劃所強調建築的工整對稱,舊城區似乎未經任何規劃,不同年代、風格、色彩、大小、線條、高低的建築將市中心廣場團團包圍。令人詫異的是,建築群不但沒有顯得雜亂無章,反而在互相輝映襯托下,舊城區的整體美感得以昇華,仿如原野上百花競放,嫣紅姹紫下之自然美景。

廣場有一鐘樓,登上鐘樓頂鳥瞰舊城區,看到那醉人美景,頓時呆了。冬日暖陽斜灑,與色彩絢麗的廣場建築交纏,色彩眩目,如同視覺盛宴,令人如痴如醉。層層疊疊的磚紅色屋頂形成一片紅海,與藍天白雲交融,相映成趣。穿梭那街頭巷尾是另一樂也,在鐘樓下古城巷內,明明「山窮水覆疑無路」,轉瞬間就「柳暗花明又一村」,一處老房子戶外庭院忽然映入眼前。此外,在舊城廣場某角落咖啡店內,細品紅茶醇香,觀賞廣場四週之絢麗多姿、靜聽鍾樓之鐘聲妙𩐳,人生如此,夫復何求!

從舊城區信步往西就會抵達伏爾塔瓦河(Vltava)。此川流不息的長河,既非「滾滾長江東逝水」之氣勢磅礡,亦不像「黃河之水天上來」般氣吞天下,而是宛若溫柔慈祥的母親,孕育了波希米亞的璀璨文化。抬頭遠眺對岸,那巍峨壯麗的歌德式聖維特教堂(St Vitus Cathedral)昂然挺立在小山丘上的城堡區,尖塔高聳入雲突顯其神聖不可侵犯。教堂從多個世紀以前就一直鳥瞰山下的布拉格城,在悠悠歳月中守護她。教堂往下看,那櫛比鱗次、色彩斑斕的老房子從山丘伸延到伏爾塔瓦河河邊,侊如歡欣跳躍的音符,令到四處洋溢輕鬆愉悅的氣氛。詩詞畫意的河邊風景卷入眼簾,令人心曠神怡,寵辱皆忘。

橫跨伏爾加河的查理斯古橋(Charles Bridge),連繫了舊城區與對岸小城區。多年來,管他風吹雨打,滄海桑田,這道古橋樑依舊屹立不動,與斯立夫民族的堅韌不屈源出一脈。橋上三十座精雕細琢的石像,不知目睹多少人的悲歡離合,更不知見證了多少朝代的興衰交替。我渴望這道橋是永無盡頭的,無奈事與願違,明明是緩步而行,卻似疾步而飛。世上所有美好事情總是轉瞬即逝,走畢橋後,依依惜別、無限眷戀。「来如春夢幾多時? 去似朝雲無覓處」。

在橋上,我情不自禁啍起了史麥塔納(Bedrich Smetana)的《我的祖國》(My Fatherland)第二樂章,旋律浪漫動人,猶如向聽眾娓娓道出了伏爾加河那波瀾壯闊、風雲激蕩的歳月。德弗乍克(Antonin Dvorak)的《新世界交響曲》(From the New World)也是我非常鐘愛的捷克交響樂曲,尤其是第二樂章,作曲家悠悠鄉愁溢於言表,處處流露出相思眷戀之情。正是:「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每次聽畢這兩首交響詩,都覺餘音裊裊,繞樑三日,「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講到音樂,不可不提布拉格與莫扎特(Wolfgang Mozart)之不解淵源。當年音樂神童在維也納陷入事業低潮,相反,他在布立格卻深受愛戴。後來他在布拉格完成了歌劇唐喬凡尼(Don Giovanni)並在當地首演,盛況空前。後來莫扎特逝世,布拉格為他舉行了彌撒,萬人追悼。難怪他生前曾感慨地道:「知我者布拉格也」可見布拉格人是莫扎特的知音。

記得某名人曾說過建築是凝固的音樂,音樂是流動的建築。在我心目中,布拉格的建築是最扣人心弦的凝固音樂,波希米亞的音樂是最感人心脾的流動建築。比起南歐人的熱情奔放,捷克人顯得沈默寡言,但從對建築和音樂的品味和追求來看,他們骨子也是浪漫多情的。

捷克向來都是命途多舛,地理上屬歐洲中心,向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強敵覬覦從未休止。捷克曾被哈布斯堡王朝統治達四百年,一次世界大戰後好不容易才宣告獨立。可惜1938年被德軍入侵,對方迅雷不及耳,兵不血刃就佔領了布拉格。同樣事情又發生在1968年,這次輪到蘇軍。同樣地,對方如入無人之境,布立格轉瞬間便淪陷了。兩次被入侵,市民都沒有激烈抵抗,反正打不過就不如不打,保留實力再伺機而動。由於沒有遭遇槍林彈雨,布拉格古城幾乎絲毫無損。

另一邊廂,1944年,捷克的鄰國波蘭,地下軍在華沙起義,企圖從德軍手中奪回首都。起義軍「寧為肉碎,不作瓦存」,激烈火拼下,不但「壯士一去兮不復返」,華沙古城慘遭摧毀,最終更被夷為平地,僅餘一大片斷垣殘壁。由於布拉格人的「無為」,布拉格這珍貴的文化遺產得以保留。

捷克人不僅天生浪漫,更天生一副傲骨。在強敵當前,捷克人既不慷慨就義或拼個魚死網破,亦沒有擺出阿諛諂媚或搖尾乞憐的姿態,而是以沉默作拒絕,以忍耐作抵抗,除此以外,他們堅韌不屈地更進行長期抗爭。捷克作家克拉瑪(Ivan Klima)在《布拉格精神》(英譯: The Spirit of Prague)一書中描述知識份子如何透過地下集會、地下硏討會、出版地下刊物,用筆桿子極權政府進行鬥爭。1989年,天鵝絨革命爆發,人民終於得嘗所願,推翻專制政權。捷克人可以自己當家作主,擁有自己的民選總統和國會。1968年,布拉格在沒有抵抗下被蘇軍佔領,差不多30年後,又幾乎沒有流血情況下重投布拉格巿民懷抱。兩次「變天」都幾乎沒有傷亡,此例在歷史上屬鳯毛麟角,堅韌,忍耐、克制、樂觀、理性、睿智,缺一不可。

1990年5月,捷克走向民主自由後第一次舉行布拉格之春音樂節。開幕演奏會極富劃時代意義意義。演奏樂章是洋溢愛國情懷的《我的祖國》,而且更由流亡海外達四十年的名指揮家庫比利克(Rafael Kubelik)負責揮棒指揮,象徵國家擺脫專制統後重獲新生。演奏完畢全場站起掌聲雷動,聽眾情緒高漲,慷慨激昂,喝采之聲此起彼伏,久久不止。他們不僅聽了一場悠揚悅耳,觸動心弦的演奏,更聽到自己民族在歷盡災劫後重新站起的勝利凱歌。

信報 2012-8-14 ─ 從道家兵家思想看香港管治

Derek's Bookshelf

2012年8月14日

從道家兵家思想看香港管治

袁彌昌新思維網絡


如果以道家的角度縱論目前香港的管治和政局,那麼一個很明顯的現象是,各方都過分有為、過分迷信行動。有說道家思想是「君人南面之術」,即治國術、統治術;亦有傳毛澤東曾說過《老子》是一部兵書,所以基本上《老子》是一本研究戰略的書籍。


儘管香港只是彈丸之地,但治國與治港的道理卻是相通的。現時香港的各方勢力均迷信行動,迷信不斷加大力度便可令形勢向己方傾斜,殊不知這卻令局勢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所謂「道法自然」,道家對自然和人事的結論,其實不少都與現代科學暗合。道家認為「為者敗之,執者失之」的原因,從物理角度來看,實則是系統內充斥太多能量,引致能量消散,系統整體效率下降,逐漸失序,這是熱力學中「熵」(entropy)的概念。

簡單來說,熵是一個能量退化的指標以「熵」來解釋香港多年來內耗嚴重的情況,實在適合不過。以一間房計算,冷氣機很易令房間變得涼快(房間的熵減少),如果人人同時開着冷氣機的話,則會使室外氣溫大幅上升,令所有冷氣機的效率下降,能量大量消散,室外充滿熱氣,令路人苦不堪言(整體的熵增加);結果人們須 把冷氣調得更低溫,亦令更多人開着冷氣機,形成惡性循環。

中央不斷加大治港力度

今趟梁振英上台適逢選舉年,參加選舉的人須力爭選票,梁振英的支持者急於立威,反對者則急於把他扳倒;各人都希望藉積極行動來達到目的,使得香港這個相對封閉的系統,一下子充斥著極多能量,導致系統混亂和失序,這現狀基本上是無法持續、甚至具自毀性的。

面 對這個系統性危機,最有可能把失序的系統穩定下來的,首推梁振英和中央。他們應該做的,並非推出任何新政策或措施,而是迅速抽回或停止先前大量投入、卻造 成負功效的「能量」,例如他一上場便硬推「五司十四局」這些只會加劇系統失序的措施。在系統恢復基本穩定之前,不宜再出爐,且不說在目前「正復為奇,善復 為妖」的大環境下,任何出爐的措施會遭到某種程度的扭曲。

另一方面,自回歸以來,中央一直在各個方面加大力度,以達到治港的目的。本來十五年都過去了,他們也該清楚這種方式實在成效不彰,也製造出新的問題;但梁振英上台,似乎又燃起了中央對港「投放能量」的雄心壯志,叫他們收手已相當困難。 故此,唯一辦法是讓他們了解「熵」的法則,令他們把原本打算投放香港的「能量」,暫時分散到別的地方去。

道家了解到在複雜的環境中,「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一切行動都有可能得出相反的結果,所以道家不主張依賴行動;但道家已從兵家那裏借來並發展出一整套行動哲學,跟西方那一套大相徑庭。

如上文所言,香港陷入系統失序的原因,歸根究底是人們過分有為、過分迷信行動的作用,但港人絲毫不覺得這是一個「問題」,皆因重視行動、藉着手段和目的,以事先建立計劃的行動模式,屬西方唯一的行動模式,接受西方教育的港人亦視之為唯一的行動模式,實屬平常。

不過,這種行動模式存在兩個重大缺陷:其一是很難跟得上事態的急劇變化,以致經常須要變換計劃;其二是太容易給對手洞悉意圖和計劃方向,以致今時今日世界各國的政治家制訂的計劃,十有八九開始不久後便告夭折,一旦面對複雜環境與對手的干擾,便潰不成軍。

須學點《孫子兵法》

筆者肯定老子和孫子在二千多年前已考慮過這方面的問題,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全面摒棄這種極不符合戰略需要的行動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兩種方法:一、因敵制勝, 專注於因應敵方的變化。「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謂之神」(《孫子兵法》);二、是任勢,但相對只隨大勢走,更重要的是盡可能盡早察覺 到最細微的發展傾向,靜待它發展,並逐漸顯現其效力,即「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孫子兵法》)。

其實,梁振英政府一早已開始使用第一種方法,例如在長者生活津貼撥款一事上,為避免推出政策後遭立法會「拉布」阻撓,他建議把長者生活津貼的生效日期與財務 委員會撥款日子掛鈎,議員愈早通過撥款,合資格長者便能愈早申領津貼。事實上,立法會議員的行動普遍受短線目標影響,使其行動比較容易預測,因此因敵變化亦相對地容易。

至於第二種方法,由於取決於實行者的戰略素養和觸覺,故此很難一概而論。不過,如果只是針對西方行動模式的缺陷,梁振英還是可以高舉撥亂反正的旗幟,因為改正上屆政府的積弊只屬一種轉化,而非一個新的計劃,相對受到的干擾亦較少;再加上民心所向,使因勢利導變得可能。

目前,梁振英政府有眾多反對者的情況下,道家和兵家的行動模式可以把個人因素減至最低。「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孫子兵法》)。正由於現屆政府處於一個前所未有的強敵環伺的局面,局勢亦前所未有的混亂,所以道家和兵家的思想才更能夠展示出它的真正實力。

國際戰略問題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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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之戰無可避免?

信報(2012年8月6日)

余偉麒

南海之戰無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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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在南海領土的問題上已爭論多時。開放初期,中國沿用鄧小平「放棄爭議,共同開發」的策略,令中國能「和平崛起」;但在整體國力不斷提升時,難免令周邊國家擔心中國能否真正和平對待鄰國,會否隨着「韜光養晦」之後,打算「有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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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9月6日,中國國務院發表一份名為《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內容明確列出中國六大核心利益,當中保護國土完整、統一、維護主權和國家安全等說法屢見不鮮,而保持經濟可持續發展卻首次列入國家核心利益範圍中;正因如此,保障能源供應便成為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一環,令南海領土問題更添重要性。

黃伯農在〈能源安全危機促使菲中對峙〉(刊2012年7月27日《信報》)一文,便正確道出能源安全不單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也是菲律賓不能妥協之處;文中亦提到美國在這爭議上可能扮演的角色——利用南海爭議來合理化「重回亞洲」的戰略部署。

戰爭似如箭在弦

維護核心利益也好,戰略部署也好,這些議題已有廣泛討論,不贅。本文欲從地緣政治學的另一角度來探討南海問題,並引用華盛頓大學政治學名譽教授、著名地緣政治學家喬治.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的「政治長周期」理論來分析南海局勢。

根據莫德爾斯基的理論,戰爭乃決定誰是領導的開端,歷史充滿着一浪接一浪的國際政治生態,一個強國的淪亡換來另一個強國的領導;我們現今身處的時刻,正是這輪迴交替之秋,戰爭已不是「如果」,而是何時何地!

莫德爾斯基的「政治長周期」理論,主要環繞領導者(Leader)的興衰分作四個階段,每一階段歷時約二十五年,整個周期約一百年。第一階段是「世界大戰」 (Phase of global war),衰落的領導者受到新領導者挑戰,而這場(或多場)戰爭不單為爭取物質上的支配權,還有觀念上的主導權。

戰爭後便進入第二階段,出現「沒有爭議性的世界領導者」(Phase of undisputed world leader),他可設立新的機構,推行新的國際規則和秩序。

當時間日久,部分國家自然懷疑這個領導者的「善意」(benevolence),甚至質疑她的權威,這便踏入「去合理化」的第三階段(Phase of delegitimation),但領導者在這階段的實力還是相對地強。

進 入第四階段,領導者的地位開始動搖,相對在第三階段的質詢者開始強大,領導者會用盡資源和強化其價值觀來對抗質詢者的挑戰,令本已開始走下坡的領導者變得更弱、更容易受到攻擊。在這「去中心化」階段(Phase of deconcentration),領導者須要經常作出軍事介入,消耗龐大資源物力;與此同時,領導者的虛偽亦在其言行中投射到每一角落,與外界的矛盾和 衝突增加,從而再引發到第一階段的世界大戰。莫德爾斯基列舉自十六世紀的每個大戰期、領導者和挑戰者,藉以支持政治長周期理論【表】。

美國「強橫」觸動反彈

假設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是莫德爾斯基所指的第一階段「世界大戰」期,那麼二次大戰結束後,便是美國的領導者地位鞏固期,亦即成為「沒有爭議性的世界領導 者」的第二階段,期內所建立的世界性機構如世界銀行(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北約組織(NATO)等,便成為美國推行新的國際規則和秩序的工具;隨着布列頓森林體系在1973年崩潰,令美元成為全球儲備貨幣,美國的領導者地位更毋庸置疑,前蘇聯在1991年解體,更把美國推到巔峰。

九十年代見證美國極力推動民主和資本主義的 弗朗世斯.福山在《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一人》(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直言民主是唯一的統治方式,美國把「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推至非洲、中亞。不過,表面的光輝亦代表美國已走進第三期,因為美國的「強橫」觸動了伊斯蘭教系的神經,「九一一」襲擊便是「去合理 化」的反彈。

更遺憾的是,美國有可能已步入第四期,即「去中心化」階段,因為美國已壓不住反對聲音,出兵阿富汗、攻打伊拉克,縱使獲得勝利,其虛偽亦在關塔拿摩監獄表露無遺,頻頻出兵弄至國庫空虛,一場金融風暴更令主權評級被調低。

假設美國真的已步入第四期,當走到盡頭時,接踵而來的便是新的周期開始,亦即是「世界大戰」期!

中國應如何面對莫德爾斯基的第四期局面?南海爭議極有可能演變成「世界大戰」,因為南海群島中,菲律賓在南沙部分島礁已建有學校和機場,馬來西亞也在多個島礁開發旅遊;與中國最多領海爭議的越南,便報稱控制二十九個島礁,還把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納入管轄範圍,分別定名為長沙縣和黄沙島縣。為了防範「易權侵佔」,中國本年中亦宣布在南海成立三沙市,歸納南沙、中沙、西沙的管轄權,矛頭直指越南。

有理論認為,南海現時混亂局面是由於區內沒有一個 霸權維持秩序,學者如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和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便引用「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來「合理化」美國擔當國際警察的角色;這亦成為美國為了穩定區內局勢,重回亞洲的理論依據。

中國應與美國同一陣線

如果上述分析是正確的話,美國的強者領導已進入衰退期,這是否代表一場大戰已如箭在弦?中國又應如何回應當前局勢?

分析南海局勢時,「政治長周期論」和「霸權穩定論」均不約而同地認為,區內必須出現一個領導者才能穩定紛爭,在目前形勢下,中國還可作出多個選擇:

一、確認局勢已進入政治長周期的末期而負上歷史責任,成為莫德爾斯基眼中的挑戰者而作出軍事調動,出兵南海收服主權。

二、 以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即1939年為起點,再以1989柏林圍牆倒下為頂點,以拋物線前後五十年推斷,現今還只是第三期「去合理化」的尾聲,並未進入第 四期。所以中國還有時間提升整體國力,尤其在軟實力上加強外界對中國文化理念的認受性,從而裝備自己成為合適的挑戰者。

三、汲取「政治長周期論」的歷史教訓,就是挑戰者未曾成功在大戰後成為新領導者,反之在戰爭中領導者的主要盟友往往都能成為鷸蚌相爭之後的大贏家【表】。假若中國真的想有朝 一日成為全球之首,中國便應成為美國戰場上的盟友,意味中國在中東的角色有可能改變,美國伊朗如果開戰,中國應該站在美國那方。

四、接受「政治長周期論」的另一種可能,縱然政治領導者會輪迴交替,但是歷史也曾出現英國「連任」的例子,美國亦有可能連任,那麽中國只可以繼續「韜光養晦」多一百年。

作者為治學文社成員

國際棋盤 2012-01-11:華冀「絕對安全」 反成美國頭敵

華冀「絕對安全」 反成美國頭敵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德國與中國的崛起有極多共通點,而這種觀點已得到進一步印證:從剛於去年六月在國內出版的《脆弱的崛起:大戰略與德意志帝國的命運》(徐棄郁著)一書中, 明顯看出國內專家已發現到德國與中國的脆弱性極為相似,從而對目前中國崛起的走向深感不安,深恐中國重蹈當年德國的覆轍。

從《脆弱的崛起》這書名可以看出,它很大可能是參考Susan Shirk(謝淑麗)所著的《脆弱的強權》– 後者以當代的觀點來探討中國崛起的脆弱性,而《脆弱的崛起》則採用了歷史的視角。有趣的是,全書沒有一處直接提到現今中國,但無論是作者的用詞抑或是重點,卻無不暗示及批判現時中國的外交政策與戰略,簡直是對主管外交的人士的一記當頭棒喝!使《脆弱的崛起》與 一般歷史書大異其趣。

中國建大戰略 勿重蹈德覆轍

上回筆者提到德國與中國的崛起均嚴重倚賴其「偉大的舵手」– 俾斯麥與鄧小平– 的個人智慧和手段。然而「舵手」卻過早上岸了,「留下的是一個物質上飛速發展的強大國家、一個充滿問題的體制、一幫『能幹的庸人』和一大批容易激動的公眾。」如果連如此露骨的暗示也不是意指現今中國,那麼就只好怪筆者自作多 情。

徐氏亦揭示出德中兩國訴諸於民意和民族主義的結構性原因。他指出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創造了大量社會財富和能量的同時,政府卻缺乏一個強而有力的權力中心,來控制和駕馭這些新能量,這樣便出現了所謂「卡爾特化」 (cartelization)的現象:主要是指國內分成幾大勢均力敵的利益集團,因而各利益集團只 能通過容忍聯盟內其他集團的政策,以換取自己不受限制地追求本集團的利益。這種方式使每一個方向的擴張都得不到限制,最終導致國家過度擴張和「被包圍」。 而在國內的結果就是各利益集團均直接訴諸民意,以便對政府形成壓力,最終使國家無法形成一個穩定有效的大戰略,只能沿着強硬路綫一路走下去。

作者談到德國在「被包圍」後,對剩下來唯一的盟友奧匈帝國的態度的改變,亦讓人很容易聯想到中國與北韓的關係。早在俾斯麥時代,俾斯麥本人已認清德奧同盟只是一種手段,目的是約束俄奧兩國以維持對德國有利的戰略均勢,所以對於奧匈這關鍵盟友,俾斯麥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防止出現「弱者決定強者」的局面,導致外交的自主性喪失。但這實際上正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情形,對德國來說,德奧同盟已由手段變為目的本身,令德國被奧匈的政策挾持,最終成為大戰爆發的重要導火綫。

北韓唯一盟友 弱者制約強者

目前中國同樣被美國及其盟友所包圍,基本上只剩下北韓這個盟友,我們不難想像北京會更重視北韓,很可能會令中朝關係由手段變為目的本身。其實早在中國「被包圍」之前,北京已屢次被北韓牽着走,早就出現「弱者決定強者」的情況。隨着金正日的逝世,將令局勢變得更難以預料,使中國更易被捲入危機之中。

徐氏以「海權偏執」一詞來形容德國的海軍擴張,更是對當前北京大肆增強海軍實力的嚴重批判。首先,他指出德國的地理位置十分不利,它位於歐洲中部,既有漫長、複雜的陸上邊界,又瀕臨海洋,具有典型的海陸雙重地緣特徵。這種特徵決定了德國必須同時應付來自陸地和海洋的威脅,難以集中全力爭奪海權。這些與其是對德國而發,毋寧說是對北京勸諫。

再者,過分強調發展海軍來保衞海上及海外利益是一種「絕對安全」的思路,而這種思路恰恰是俾斯麥所反對的,因為追求「絕對安全」的結果,往往是絕對的不安全,只會引起英、法、俄的擔心,並刺激他們採取反措施,最後促成一個強大的反德聯合。

現時中國在打造藍水海軍的同時,還着手大力加強其反介入能力(anti-access capability)及建立阻絕戰略(access-denial strategy),更想在太空戰和網絡戰方面,與美國爭一日之長短。如不是這樣刻意追求「絕對安全」,中國也未必一轉眼便成為美國的頭號敵人,並促使它 協調與印度、日本、澳洲等關係,對中國形成戰略包圍。

北京建大戰略 抗衡民族主義

德國擴建海軍的巨大工程在國內亦掀起了一股支持建設「大海軍」,席捲全國的全民性熱潮,這與中國近年來迅速抬頭的「海軍民族主義」極為相似。更令人驚訝的是,在海軍熱潮被掀起後,一種「大海軍=海外利益=世界大國」的高度簡化的模式亦隨之出現,並在民眾宣傳中收到非常好的效果,令相當多的德國人將一支大海軍視為德國通往未來世界大國地位的便捷之路及必由之路,這與現今中國幾乎如出一轍!

由此可見,德國與中國崛起的共通問題就是大戰略的瓦解,並逐步被民族主義、利益集團及海軍戰略等所蠶食和取代,使兩國失去了具整體性、系統性及延續性的大戰略。最後德國只得乞靈於其軍事力量,期望可藉此打破包圍網,但卻逐漸連其軍事戰略亦變為一場大豪賭,在一戰中輸掉了這場豪賭後,堪稱「地上最強」的德意志帝國就這樣灰飛湮滅了。

幸虧現時中國還未有條件作這樣大規模的賭博,但北京再不以史為鑑,重蹈當年德國的覆轍只是時間的問題。故此,北京必須盡快重新樹立其大戰略,並將之有效地傳遞給民眾,令社會不再被那些高度簡化且似是而非的理論所左右。

「舵手」過早上岸了

國際棋盤 2011-12-12:中國推翻和平崛起 內外交困

中國推翻和平崛起 內外交困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早前看到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峰會,以及總理溫家寶在東盟峰會上一籌莫展,只有被圍攻的份。

本來不欲就南海問題表態的溫家寶,在追問之下只能拋出一句「來而不往非禮也」來草草收場,現時中國所面臨的外交孤立有多嚴峻,已不言而喻。

說來奇怪,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在反恐戰、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空轉」了十年,其間亦經歷了史無前例的金融海嘯,白白讓中國享受了長達十年的「戰略窗口」。然而中國外交環境卻比十年前還要差,如非自己犯下嚴重的戰略錯誤,決不會落得如此田地。

此時此景,不禁令筆者回想起中央電視台於2006年推出的《大國崛起》紀錄片,該片的背後意義,在於總結多個大國崛起的經驗,讓人們反思中國該以甚麼方式崛起,但很明顯結果是完全失敗的。

盡管如此,筆者認為德國那一集至關重要,因為現時西方經常將當今的中國與美國,比作歷史上的德意志帝國與大英帝國,而今天中國發展的軌迹,卻真的跟當年德國驚人地相似

俾斯麥與鄧小平 均後繼無人?

德國(普魯士)與中國的崛起存在着一個極為關鍵的共通點,就是兩者均有「偉大的舵手」掌舵——德國為卑斯麥(Otto von Bismarck),中國則是鄧小平,兩人對大戰略均有深厚修養。他們都深知道持盈保泰的重要性,清楚不應作任何擴張的企圖,並以安定為首務。卑斯麥在德國統一後宣布以維持現狀為滿足,跟鄧小平的「永不稱霸」有異曲同工之妙,兩人了解到只要區內沒有出現反德或反中同盟,國家就沒有被擊敗的危險。

遺憾的是,兩人的外交造詣均後繼無人。1890年,29歲的德皇威廉二世將75歲的卑斯麥免職,並向繼任的首相說:「外交並無神秘,一切責任由我來負。」 輕率更弦改轍,將卑斯麥30年來的苦心經營毀於一旦。而中共領導人則在金融海嘯後將在過去30年來行之有效的「和平崛起」戰略一舉推翻,在短短兩年的時間 裏,北京與幾乎所有亞洲國家的關係都迅速步向惡化,直接令中國陷入美國的包圍之中

現時北京的所作所為,跟當年威廉二世的亦不遑多樣。金融海嘯後北京未勝先驕,認為是將美國逐出亞洲的大好時機,急不及待於2009年5月宣布南海為中國的核心利益,與台灣、西藏及新疆並列為不可妥協或讓步的領土主權。但試問美國及其盟友又怎會將這個有世界海上咽喉之稱的南海拱手相讓?於是美國連忙於7月宣布美國重返亞洲,揭開了新一輪圍堵中國的序幕。

海嘯後未勝先驕 連番得罪外國

殊不知北京卻認為美國重返亞洲只是虛張聲勢,因而還到處耀武揚威,大肆擴張其海軍實力。正因為北京咄咄逼人,毫無顧忌,導致了一系列的外交災難,令2010年成為了中國外交的大厄年:在南海問題上,北京恫嚇東盟諸國,阻止他們尋求美方協助,變相將他們趕進美國的懷抱。

為求在中日船隻相撞事件中令日方就範,北京限制了稀土出口,這不僅觸怒了近年來與中國最為友好的日本政府,同時亦得罪了所有依賴中國稀土的先進工業國家。

在3月和11月,北京分別在天安艦事件及延坪島炮擊事件中力阻國際社會對北韓的譴責,中國包庇北韓的直接結果,是美韓和美日的聯合軍演,使美國與南韓和日本的同盟關係得到大幅強化,並使區內各國對中國的不滿,以及東亞緊張局勢升到了最高點。

防外國利用民粹 令中國爆煲

事實上,目前中國所面臨的外交孤立,不盡是北京的戰略無知之故。正如筆者以前曾多次提到,2010年外交危機的主要成因,是國內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

自鄧小平離世後,中共為鞏固統治,經常訴諸於民族主義。然而濫用民族主義終於產生了反效果:透過互聯網和資訊科技,國內民族主義者已具足夠力量羣起反對中共的外交政策,其程度足以危及政權的穩定。有見及此,奉行穩定壓倒一切的中共領導人,只好把其外交政策進一步向民族主義者的訴求傾斜,不惜一次又一次得罪美國及區內各國。

更甚的是,自2010年起,民族主義者已屢次在中共對外交政策經過充分考慮之前,便先行發難,迫使當局採取強硬的姿態,令領導人完全陷入被動,幾乎喪失了一切轉圜空間。

由此可見,目前中共的國內與外交政策已互為因果、互相滲透,使中共逐漸失去制定外交政策的主導權。在這前提下,中共的確很有先見之明,一早便認清「捧殺」 和「被第一」是對付中國最具威力的武器(見本欄2011年6月13日《中國「被第一」中央要降溫》一文)。但不幸的是,這底牌亦一早已被中國的敵人所看穿,並加以利用,一方面加大中國國民的期望,另一方面則加強對中國的圍堵,增大兩者之間的落差,令中國「爆煲」。

現時民族主義已儼然是洪水猛獸,是眾多問題的癥結所在,中共如不盡快設法解決,很快便會陷入左支右絀、內外交困的局面,最終將對其統治及國際地位造成無法逆轉的損害。

閒遊雜憶(三):圍牆

人類歷史沒有一道牆,如德國的柏林圍牆那樣富戲劇性。

他在50年前勃然而起,像飛將軍從天而降,東西兩德從此天各一方,分道揚鑣,約30年後卻又驟然倒下,平地一聲雷,退下了歷史舞臺。

故事大概是這樣的:二次大戰後,戰敗軸心國德國被一分為二,東德歸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歌蘇聯管轄,而西德則由美、英、法三大資本主義國家共同管理。柏林位於東德心臟地帶,根據戰後協議亦被上述兩大陣營劃分為東西柏林。剛開始的時候兩地人民尚可自由出入,後來日子久了,基於東德人民嚮往西德的自由民主社會,加上兩地生活水平有着天壤之別,大量東德民眾前仆後繼,如潮水般湧向西柏林。事情一發不可收拾,如果任由大量勞動力流失必對東德國家經濟造成無可挽回之損失,東德政府毅然決定採取非常手段。1961年8月13日清晨時分,東德當局動用大批軍警,在東西柏林邊境架起鐵絲網及其他路障,市民不能自由通行。早上看到如此陣勢的柏林市民不禁面面相覷、呆若木雞,此刻方如夢初醒,心知大事不妙卻又無可奈何。數個月後,西柏林被繞成一圈的混凝土牆所包圍,自此以後,無數家庭朋友被迫分隔,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遙。念天地之悠悠,獨滄然而涕下。

當壓迫的一方手段愈嚴厲,被壓迫的另一方反抗愈強烈。但另一方面,壓迫的一方就更變本加厲。於是乎,壓迫者和被壓迫者扭盡六壬,展開一場場鬥智鬥力的博奕遊戲。曾看過一套名為The Berlin Wall 的紀錄片,片中逃亡者憶述當年如何跨越圍牆,他們的逃生方法猶如五花百門的特技大全,包括掘地道、乘坐熱氣球、用空中吊纜,簡直千變萬化,層出不窮。除此之外,有西柏林民眾用滑翔機飛起圍牆另一方接載親人,有人偷鴐裝甲車企圖強行衝破圍牆,更有逃亡者用滑浪風帆橫跨波羅的海投奔西方…可謂上天下地、飛簷走壁,一應俱全。另一邊廂,東德政府亦不是省油燈,為了阻攔民眾,軍警如臨大敵般在圍牆附近築起重重障礙。除了混凝土牆外,欄上升杆、電鐵絲網、地雷、暸望塔、針床等設施應有盡有,軍警甚至還架起了機關槍,以掃射逃亡者!

中國人常用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比喻世事變幻常。東德自1961年起建立圍牆,當時有誰可曾料到不足三十年後,局勢急轉直下。因為國內強烈改革訴求和國際政治局勢巨變,1989年11月9日,當局晚上突然宣佈,民眾可自由出人兩德邊境。一石激起千層浪,兩德統一,東歐國家改弦更張,冷戰年代被畫上休止符。

當年的機關障礙,早已盪然無全,大部分牆壁,已被拆毀搬遷,不少碎塊成為紀念商品供遊客選購。我亦不能免俗,買了一小塊圍牆碎片以作留念。我和友人沿着當年分隔東西的邊境散步,仍可斷斷續續地看到少量斷垣殘壁,好像上一輩的德國人,明明已封塵的記憶卻又不時湧上心頭。乍看之下,那厚重而粗獷的牆身,誇耀他所經歷那段風雲激盪的歲月,牆上的斑斑痕跡和段段裂紋,細訴他所見證無數悲歡離合的故事。另有少部分圍牆,成為戶外博物館的展品,將一切轉化為塵封的歷史。博物館除了評頭品足的觀光客外,偶爾可見到一兩位長者,貌似當地人,眉宇間滲透淡淡憂傷,站在展品旁邊,或注目凝視,或低頭沈思,勾起了前塵歲月。往事如煙,一切不堪回首。

除此之外,有部分圍牆供人塗鴉繪畫後搖身變作公共藝術品供人駐足觀賞,成為鬧市一道奇異風景。我頗欣賞這種處理方法,既能保留遺跡,又省下搬遷拆卸所需人力物力,同時又為年輕藝術家提供創作之地,一舉三得。灰黑黑的混凝土牆換上班斕色彩,無異炎夏的一道涼劑,歷史要受到尊重,但過去的包袱畢竟令人有點喘不過氣,輕鬆調侃取替嚴肅沈重不失為睿智之舉。數年前戲院曾上映Goodbye Lenin的德國電影,片中講述新舊交替的德國,用小人物反映大時代,沒有義正辭嚴的陳述或冷酷無情的控苦。無論是過去與現在的交疊,日常生活和社會轉變的交纏,何去何從?沒有令人聲淚俱下的情節或捧腹大笑的橋段,悲中帶喜,喜中有悲,歡欣帶點無奈,苦澀滿懷希望,導演處理得不瘟不火,令人讚歎。以上不僅是古蹟保護或電影表現手法,更是豁達和淡然的生活態度,從側面說明德國人如何面對過去。

去年十月,適逢兩德終二十週年,看到電視重播當年圍牆倒塌的片段:布蘭登堡門上空煙掟放,無數男女歡呼擁抱喜極而泣,圍牆下有人用鐵搥及斧頭鑿向牆身。這畫面和貝多芬第九交響曲<歡樂頌>四重唱結合,成為永恆經典。多年來,西方主流媒體仍樂此不彼用此作為東歐鐵幕國家倒下,西方資本主義戰勝蘇維埃社會主義的象徵。不過,我看到的不是意識形態的優勝劣敗,而是一個民族在歷盡災刧後的浴火重生。

 

閒遊雜憶(一):塞歌維亞的巨人

已愈兩千年歷史的塞歌維亞(Segovia)是一座古樸典雅的山城,地處西班牙中部,位於首都馬德里西北約90公里。

兩年前,我去西班牙觀光,特意前往這座歷史沈澱的古城,不為其他,只為我仰慕已久的古羅馬水道橋(Roman Aqueduct)。

當年羅馬人南征北討,所向披靡,但他們不滿足於攻城掠地,而是在名地設立行省,把征服的土地殖民化、羅馬化(Romanisation),將當地菁英納入官僚體系,實行以夷制夷(可能當年港英殖民政府管治就是師承羅馬人),並輸出羅馬文明,將羅馬人的思想價值、生活風俗、都市建設、社區規劃等移值各地。

當城鎮建設發展亠到若干規模,人口膨脹,居民食水衛生問題,便成當務之急。羅馬的天才建築師及工程師,於全國各地築起了無數的水道橋,將溪澗泉水從高山密林,輸往鄰近城鎮。

眼前的水道橋便是當年羅馬人管治塞歌維亞所建。我屏息靜氣抬頭仰望,初時天空烏雲密佈,不久太陽撥開了密雲,射出亮麗金光,像舞台的燈光聚焦在隆重登場的主角身上。水道橋在冬日溫暖陽光的照耀下,猶如守護着塞歌維亞的巨人向我露出溫柔的微笑。我緩緩走近,看到石磚上的痕跡,在憶述他的歷史滄桑;陣陣微風掠過,向我細訴他的如歌歲月。凝望着他,心中敬畏之情油然而生。

翻查資料,水道橋從山上到塞歌維亞市,全長達17多公里,最高達28米,上下兩層各一排卷拱所組成。建築有兩點令人由衷讚歎,其一,建築物是由無數石磚在沒有起重機協助堆疊上去的,而堆疊時更沒有用上任何泥漿或混凝土作為黏合之用。其二,在古代沒有摩托的情況下,泉水全賴稍微傾斜的水道,從深山流入城鎮。如何確保泉水可以數十里川流不息,工程師計算之精密可想而知。

這位巨人和其他同胞一樣,他們平實無華,沒有雕欄玉砌,沒有金壁輝煌;他們低調內斂,不去揚威耀武,不去逞強稱能。多年來,巨人們默默耕耘,克難克儉,營營役役,在帝國各處堅守崗位,用他們肩膀上的泉水,去養育附近的老百姓。

奈何,家國興亡自有時,羅馬人最終退出了歷史舞台,盛極一時的羅馬文明付諸一炬。不少羅馬時期的建築物,諸如充滿血腥殺戮的鬥獸埸、極盡奢華的公共浴場、替個人歌功頌德而樹立的凱旋門、為滿足個人窮奢極慾而營造的宮殿,均慘遭外敵鐵蹄的蹂躪踐踏、征服者的火焚洗劫或大自然的風雨侵蝕,早已成為斷垣殘壁,頹門敗瓦,甚至灰飛煙滅,消聲匿跡。

慶幸的是,不少水道橋非但沒有隨主人而去,他們在帝國滅亡後持續運作多個世紀,今時今日歐洲諸國有不少水道橋仍在傲然俯視大地。或許是他們低調樸素,不披金載銀,沒有引起強盜覬覦。或許是他們堅毅不拔,盡忠職守,被後來的征服者收歸己用。或許是他們多年積下的善德,觸動了上蒼惻隱之心,沒有遭受大自然無情摧毀。

據說,塞歌維亞的水道橋仍持運作多個世紀,至近代才結束了其歷史使命。不過有了終結才有開始,舍下了舊任務的巨人又開始了新工作,他己成為了塞歌維亞市的地標,吸引無數慕名而來的遊客。現在,守護者巳成了當地的觀光大使,屹立在市廣埸,張開雙臂,將絡繹不絕的遊客擁抱入懷。站在巨人腳下,我對莊子「才與不才之間」、「有用無用」的處世哲學,又多了一層體會。

 

國際棋盤 2011-9-12:只有民主開放 中港才有穩定

只有民主開放 中港才有穩定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圖一

《J曲綫》(The J Curve)是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總裁Ian Bremmer(伊恩‧布萊默,下稱布氏),被《經濟學人》譽為2006年「年度之書」的重要著作,內容講述一個國家的穩定與開放程度大致上是依循着一條J形曲綫(見圖一)

如圖中所示,Y軸表示穩定程度,而X軸表示開放程度,專制及獨裁國家大多處於曲綫的左方,而民主開放的國家則處於曲綫的右方

「J曲綫」反映 開放決定穩定度

專制及獨裁國家一開始在曲綫左端普遍上都非常穩定,但隨着國家日漸開放,穩定程度便會驟降,須直到國家建立起公民社會,以及對民眾負責的制度,穩定程度才會回升。而開放社會所賦予的穩定程度,更不是任何專制國家可比擬的,所以曲綫右端比較高。由於現今全球化令世界各國不得不與世界接軌,因而全球的專制國家 均要面對由曲綫左方右移,導致穩定程度驟降的危機。

中國冀藉經濟 避免政治不穩

因此布氏的主要論點是:除非專制政權對西方的國家安全構成即時威脅,否則西方根本毋須特地顛覆這些專制政權,反而應該製造相應的條件,使它們得以「順利」進入J曲綫的最低點——即最不穩定的狀況,那樣就可以不費吹灰之力,令專制政權自動土崩瓦解。此論點也是布氏建議西方用來對付全球的專制政權的基本策略, 亦可解釋北京為何認為西方想「捧殺」中國。

然而,布氏也觀察到中國事實上早就了解穩定與開放程度之間這種關係。中國除了專注於及加快經濟發展,使整條曲綫往上移,藉以增加整體的穩定度之外,更嘗試藉各種改革,來打破「J曲綫」,希望由左方較高的一點,直接跳到曲綫右方,以避過最低點(見圖二)

圖二

茉莉花革命 令內地領導恐慌

假使中國依照原本的計劃,一方面發展經濟,另一方面循序漸進地改革,其實西方對阻止中國崛起已近乎束手無策,但一場風暴卻完全改變了北京的步伐與走向,並更進一步證明「J曲綫」是正確的,那就是所謂的「阿拉伯之春」(或「茉莉花革命」)

「阿拉伯之春」為何對中共產生有如「觸電」的作用,只要看看西方學術界對「阿拉伯之春」發生時的反應就會知道。西方學術界從來都沒料到「阿拉伯之春」會發生,他們一直在埋首研究阿拉伯國家的專制政權及獨裁者,多年來為何能屹立不倒,為何能抵擋得住民眾的不滿聲音,以致事件發生時,西方領袖全都手忙腳亂。

西方學者普遍認為阿拉伯國家相對穩定歸因於兩大因素:專制政權背後都有軍隊支持,以及國家對經濟的嚴密控制。不少國家更可以用石油資源的收益來換取人民支持,再加上經濟改革漸見成效,預期新的利益既得者將會支持政府,殊不知所有假設純屬一廂情願。

細心一想,上述情況不是簡直跟國內研究和歌頌「中國模式」的情況如出一轍嗎?在國內歌舞昇平的同時,原來亦在不知不覺之間接近「J曲綫」的最低點,令革命一觸即發。中共領導層想到這裏不冷汗直冒才怪,因而發生了普遍的恐慌現象,不顧外間和輿論的反對,立刻煞停一切有關自由化的改革,並加緊對人民的控制,急忙想回到曲綫左端。再加上經濟增長放緩,國內貪腐、貧富懸殊問題日益嚴重,更令中共心驚膽顫。

香港政局又何嘗不是受到「阿拉伯之春」的餘波所影響?坊間不少人都認為曾俊華之所以倉卒決定派6,000元給市民,是受到北京指示,要盡可能穩住香港的局勢。而近日成為全城焦點的特首選舉前哨戰中,中央力挺民望屢創新低的唐英年,可說是中央想制止香港繼續向曲綫右移的反映,顯示出中央寧願以不變應萬變,穩定壓倒一切。

勿走回頭路 慎選下任特首

正如筆者一開始已表明,全球化令世界各國不得不與世界接軌,專制政權亦沒有例外,因此國家在「J曲綫」只會右移。中共在「阿拉伯之春」後,力求回到曲綫左端根本就是不切實際,是開歷史之倒車。西方在「阿拉伯之春」後重新取得主動,除了使中國在利比亞的投資化為烏有之外,長遠更可能演變成西方引君入甕,讓中國自毀長城之計。北京如再不醒悟,只會受到國內外的責難,陷入內外交困的局面。

香港一向作為中國的實驗場,實在不應只消極地力求穩定。中央以香港作為試點也好,作為對冲也好,也應該繼續嘗試打破「J曲綫」,藉着改變令香港踏上開放且穩定之路,所以在特首人選上,中央還須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