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 2015-11-14 ─ 民主過渡似走鋼索

緬甸初段選舉結果顯示昂山素姬領導的最大反對黨全國民主聯盟(全民盟)將會以壓倒性姿態控制議會,而任命總統的政治角力已有多篇報道,在此不贅。但不得不提,這次選舉由92個政黨競逐,當中60個有少數民族背景,這反映民族多元化是緬甸政治一大特色。雖然全民盟大勝,但眾多不同民族的選民告訴筆者,他們在這次選舉作出策略性投票,目的是令「全民盟」能控制議會,落實民主改革,5年後或會改投屬意的民族黨派。全民盟獲得勝利是合乎預期,但這是否代表緬甸民主過渡已成功?民主過渡又將會帶來什麼挑戰?

民族自主自決千頭萬緒

議論緬甸政治,通常圍繞着三大議題: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資源詛咒(Resource Curse)及民族國家主義(Ethno-Nationalism)抬頭。當中,後者主導了現今緬甸的民主路線圖。民族國家主義包含文化保留、民族自主、民族自決、聯邦制、資源再分配等具爭議性議題;選民投票給昂山素姬,便是要她處理這些燙手問題,而大比數授權更令她責無旁貸。

1947年,昂山將軍(素姬之父)在撣邦彬龍鎮跟緬甸多個少數民族達成《彬龍協議》(Panglong Agreement),成為各族後期要求推行聯邦制及民族自主、民族自決的基礎;身為他的女兒,昂山素姬便順理成章成為少數民族追捧的對象,代父親完成歷史任務。全民盟的競選口號「是時候改變」,而少數民族對口號的理解是廢除以往軍政府推行「緬甸民族一體化」(Burmanisation)的惡行,落實推行民族自主及自決,從聯邦制實踐,最終達到資源再分配的平等理念。但這是否昂山素姬的理念?而這理念又怎能令軍方接受?

實際上,軍方在國內不但享有憲法給予的特權,更透過裙帶關係從商業行動得到龐大利益。昂山素姬若要推行改革便須安撫軍人,但少數民族的訴求又如何處理?舉例說,巴奧國家組織(Pa-O National Organisation)原先是撣邦內其中一支反政府民族武裝部隊,在1991年跟軍方簽署停火協議從而獲取在克欽族境內的玉石開採權,軍方亦透過旗下公司從中獲利,而克欽族人在這協議中反成為局外人。在民族自主的訴求下,克欽族人民當然要求物歸原主,或至少可以分享利益,但軍方及巴奧國家組織又怎會把口中的肥肉拱手相讓?

民主過渡不但關乎是否有公平公正的選舉,還要有適當的權力過渡和精英過渡。權力過渡有賴制度及系統化支援,已故著名美國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奧爾森(Mancur Olson,1932-1998)在《權力與繁榮》一書便指出,一個腐壞政府倒台不一定會換來繁榮發展。他舉前蘇聯作為例子,而後期例子則有伊拉克,奧爾森認為問題出於有系統性機構平台來互相制衡權力和利益分配。緬甸軍人把權力與政治經濟綑綁,形成整個系統單方面傾斜,如何鬆綁是新政府的一大挑戰。而精英過渡便需要保障現有精英利益,長遠要協助他們踏出國內政治與利益綑綁的格局,衝出國外謀求發展,藉此平衡國內改革政策帶來的衝擊,以便政府推行新政。但鬆綁需時,現有精英集團不能瓦解,民眾的耐性有限,選舉蜜月期過後還是要面對民族國家主義的訴求,所以「期望管理」是昂山素姬的首要工作。

在民主過渡路上前後徘徊的例子多不勝數,和緬甸為鄰的泰國便發生多次政變。誠然,緬甸今天民主抬頭,但如果不能妥善處理軍人及其利益集團關係,軍方一旦覺得利益受損,極有可能以民族國家主義過度發酵引致危及國家安全及完整為理由,再發動軍事政變,雖然此舉會斷送近三年引入西方投資的契機,但有中國樂意獨力支持,軍人損失有限,軍事政變大有可能為緬甸政局最基本的還原模式(Default Mode)。

余偉麒

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和國際研究博士生

http://www1.hkej.com/dailynews/international/article/1182916/%E6%B0%91%E4%B8%BB%E9%81%8E%E6%B8%A1%E4%BC%BC%E8%B5%B0%E9%8B%BC%E7%B4%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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