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之戰無可避免?

信報(2012年8月6日)

余偉麒

南海之戰無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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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在南海領土的問題上已爭論多時。開放初期,中國沿用鄧小平「放棄爭議,共同開發」的策略,令中國能「和平崛起」;但在整體國力不斷提升時,難免令周邊國家擔心中國能否真正和平對待鄰國,會否隨着「韜光養晦」之後,打算「有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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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9月6日,中國國務院發表一份名為《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內容明確列出中國六大核心利益,當中保護國土完整、統一、維護主權和國家安全等說法屢見不鮮,而保持經濟可持續發展卻首次列入國家核心利益範圍中;正因如此,保障能源供應便成為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一環,令南海領土問題更添重要性。

黃伯農在〈能源安全危機促使菲中對峙〉(刊2012年7月27日《信報》)一文,便正確道出能源安全不單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也是菲律賓不能妥協之處;文中亦提到美國在這爭議上可能扮演的角色——利用南海爭議來合理化「重回亞洲」的戰略部署。

戰爭似如箭在弦

維護核心利益也好,戰略部署也好,這些議題已有廣泛討論,不贅。本文欲從地緣政治學的另一角度來探討南海問題,並引用華盛頓大學政治學名譽教授、著名地緣政治學家喬治.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的「政治長周期」理論來分析南海局勢。

根據莫德爾斯基的理論,戰爭乃決定誰是領導的開端,歷史充滿着一浪接一浪的國際政治生態,一個強國的淪亡換來另一個強國的領導;我們現今身處的時刻,正是這輪迴交替之秋,戰爭已不是「如果」,而是何時何地!

莫德爾斯基的「政治長周期」理論,主要環繞領導者(Leader)的興衰分作四個階段,每一階段歷時約二十五年,整個周期約一百年。第一階段是「世界大戰」 (Phase of global war),衰落的領導者受到新領導者挑戰,而這場(或多場)戰爭不單為爭取物質上的支配權,還有觀念上的主導權。

戰爭後便進入第二階段,出現「沒有爭議性的世界領導者」(Phase of undisputed world leader),他可設立新的機構,推行新的國際規則和秩序。

當時間日久,部分國家自然懷疑這個領導者的「善意」(benevolence),甚至質疑她的權威,這便踏入「去合理化」的第三階段(Phase of delegitimation),但領導者在這階段的實力還是相對地強。

進 入第四階段,領導者的地位開始動搖,相對在第三階段的質詢者開始強大,領導者會用盡資源和強化其價值觀來對抗質詢者的挑戰,令本已開始走下坡的領導者變得更弱、更容易受到攻擊。在這「去中心化」階段(Phase of deconcentration),領導者須要經常作出軍事介入,消耗龐大資源物力;與此同時,領導者的虛偽亦在其言行中投射到每一角落,與外界的矛盾和 衝突增加,從而再引發到第一階段的世界大戰。莫德爾斯基列舉自十六世紀的每個大戰期、領導者和挑戰者,藉以支持政治長周期理論【表】。

美國「強橫」觸動反彈

假設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是莫德爾斯基所指的第一階段「世界大戰」期,那麼二次大戰結束後,便是美國的領導者地位鞏固期,亦即成為「沒有爭議性的世界領導 者」的第二階段,期內所建立的世界性機構如世界銀行(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北約組織(NATO)等,便成為美國推行新的國際規則和秩序的工具;隨着布列頓森林體系在1973年崩潰,令美元成為全球儲備貨幣,美國的領導者地位更毋庸置疑,前蘇聯在1991年解體,更把美國推到巔峰。

九十年代見證美國極力推動民主和資本主義的 弗朗世斯.福山在《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一人》(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直言民主是唯一的統治方式,美國把「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推至非洲、中亞。不過,表面的光輝亦代表美國已走進第三期,因為美國的「強橫」觸動了伊斯蘭教系的神經,「九一一」襲擊便是「去合理 化」的反彈。

更遺憾的是,美國有可能已步入第四期,即「去中心化」階段,因為美國已壓不住反對聲音,出兵阿富汗、攻打伊拉克,縱使獲得勝利,其虛偽亦在關塔拿摩監獄表露無遺,頻頻出兵弄至國庫空虛,一場金融風暴更令主權評級被調低。

假設美國真的已步入第四期,當走到盡頭時,接踵而來的便是新的周期開始,亦即是「世界大戰」期!

中國應如何面對莫德爾斯基的第四期局面?南海爭議極有可能演變成「世界大戰」,因為南海群島中,菲律賓在南沙部分島礁已建有學校和機場,馬來西亞也在多個島礁開發旅遊;與中國最多領海爭議的越南,便報稱控制二十九個島礁,還把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納入管轄範圍,分別定名為長沙縣和黄沙島縣。為了防範「易權侵佔」,中國本年中亦宣布在南海成立三沙市,歸納南沙、中沙、西沙的管轄權,矛頭直指越南。

有理論認為,南海現時混亂局面是由於區內沒有一個 霸權維持秩序,學者如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和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便引用「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來「合理化」美國擔當國際警察的角色;這亦成為美國為了穩定區內局勢,重回亞洲的理論依據。

中國應與美國同一陣線

如果上述分析是正確的話,美國的強者領導已進入衰退期,這是否代表一場大戰已如箭在弦?中國又應如何回應當前局勢?

分析南海局勢時,「政治長周期論」和「霸權穩定論」均不約而同地認為,區內必須出現一個領導者才能穩定紛爭,在目前形勢下,中國還可作出多個選擇:

一、確認局勢已進入政治長周期的末期而負上歷史責任,成為莫德爾斯基眼中的挑戰者而作出軍事調動,出兵南海收服主權。

二、 以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即1939年為起點,再以1989柏林圍牆倒下為頂點,以拋物線前後五十年推斷,現今還只是第三期「去合理化」的尾聲,並未進入第 四期。所以中國還有時間提升整體國力,尤其在軟實力上加強外界對中國文化理念的認受性,從而裝備自己成為合適的挑戰者。

三、汲取「政治長周期論」的歷史教訓,就是挑戰者未曾成功在大戰後成為新領導者,反之在戰爭中領導者的主要盟友往往都能成為鷸蚌相爭之後的大贏家【表】。假若中國真的想有朝 一日成為全球之首,中國便應成為美國戰場上的盟友,意味中國在中東的角色有可能改變,美國伊朗如果開戰,中國應該站在美國那方。

四、接受「政治長周期論」的另一種可能,縱然政治領導者會輪迴交替,但是歷史也曾出現英國「連任」的例子,美國亦有可能連任,那麽中國只可以繼續「韜光養晦」多一百年。

作者為治學文社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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